张丰：10年过去了，“房奴”终于成为一个骄傲的阶级

文 | 张丰

4月2日在深圳召开的中国IT领袖峰会，讨论了人工智能话题，据说刚调到河北的原深圳市委书记许勤，专门赶回深圳请互联网大佬吃饭。我对人工智能没什么兴趣，但是却对这次互联网大会莫名其妙的开心，在中国，毕竟还有几个大佬，聚到一起不讨论疯长的房价，而是讨论全人类的未来，这种场面甚至具有某种诗性。

是的，大多数诗人，都已经成为房奴或者正在想成为房奴。海子那句名诗“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恐怕要改成“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房子”。这不是什么惊人之语，而是活生生的现实。4月1日，国家有关雄安新区的规划出台，买房客跑得比记者还快，赶在记者之前制造了新闻现场。有朋友晒出的导航地图显示，从北京到雄县已经堵成了红色。有关这个新区的未来，人们还停留在想象中，但它已经转变为“在那里买房”这种最直接的行动了。

知名物理学家李淼先生最近在某平台发了三篇短文，谈买房的那条阅读超过10万，讨论科学家和演员收入的阅读3000多，而谈自己所写的科幻故事，阅读量只有可怜的1000。大数据或者算法会告诉他多谈房价，但是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却是科幻与物理。大数据没有错，它展示的是读者真正关心的问题。我们只关心房子，其次才是收入，至于科学，实在是可有可无。

房价让一切辛苦劳动所得变得毫无意义。我听说，在北京月收入只有1万元的人，最终却能买到几百万的房子，关键是他能，也敢贷款几百万，这真是神奇。当然，账是这么算的：虽然有几百万贷款，只要想办法坚持几年，等房子出手，就赚了一两百万，如果靠工资，那要不吃不喝挣20年。几年的房奴生活，可能会比较苦，但是想着美好的未来，立马有一种“生活的主人”的感觉。

买房不仅是经济行为，还是一种心理状态。2009年春天，我去了一趟丽江，和几个朋友在一个学院里喝酒、读书，美好的环境和诗性的生活，让我一度想去那里当老师，我甚至在朋友的帮助下，到学院里进行了试讲。回到成都，我一直犹豫不决，是否要去云南过那种美好的生活。在我最接近诗性生活的时候，去看了一个房子，马上就出手了。人在最理想的时候，却突然最现实了，原来我那种对诗性生活的向往可能是假的，这让我很不安。买房、当房奴就是这样的状态，它让你变成一个踏实生活的人。

记得我刚买房的时候，报纸上理财专家的观点，都是教你如何更好地兼顾贷款与生活质量，比如，月供最好不要超过收入的40%之类。那时《南方周末》发过一篇报道，记者讲在上海当房奴的生活，连卫生纸和电都要斤斤计较，这简直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为了买房，过这样的生活值得吗？在当时，很多人的答案都是“不值”。放到今天，答案可能完全不同了。知名评论员童大焕老师因为多年来鼓吹买房，已经成为英雄。那些质疑他的朋友，每天都在后悔和反省，恨不得穿越回去，好好听一下他的教导。

2007年，“房奴”一词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成为当年8月公布的170个汉语新词之一。当时普遍的理解，如果月供达到一个人收入的40%到50%，就会成为“房子的奴隶”。10年时间过去，房奴可能和房价一样进化了。除了北上广，很多大城市的房价，都已经让贷款变成天文数字。即使你在成都，买一套两室一厅80平米，也要100万了。你首付30万，贷款70万20年，每个月要还超过5000块，和成都市的平均工资持平。很多大城市应该都已经到了这种状态，新房的平均月供，已经到了平均工资的水平。

看上去，房奴的生活应该更悲惨了，几乎寸步难行。但是，现实却正好相反，如今人们已经很少用房奴这个词了，因为有预期的收益在前方，身背巨额贷款，却并没有那种当“奴隶”的不适。如今能买到房，不管贷款多少，都意味着某种成功。在大城市有房还是没房，已经是区分阶层的标志。如今人们喜欢谈论中产阶级，但是在中国的大城市，似乎“有房阶级”更有区分度，它比收入、存款这些指标更能说明问题。

在京沪深，“有房”和“无房”正日渐成为两个平行世界。有房的人，可以让自己的房子变大，而没房的人，想拥有一套房却比登天还难。在北京，“买房”的意思，很大程度上就是换房。这一次网上最悲惨的故事之一，是一对夫妻卖了房子要换学区房，手里有500万，却因为新政而不够学区房的首付，最终发誓要移民美国。

即使能够一次性付款买房的人，也会因为通货膨胀的预期而努力贷款，“撬动更多贷款”成为房市的同行做法，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有多少存款，而在于身背多少贷款。房奴正在成为一个独特的新阶级：他们有相同的财富形式（70年产权和巨额贷款），相似的行为模式（利用空间，为自己赢得通往财富自由的时间），他们甚至拥有相似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他们一定会拥护稳定，反对变革。他们人生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买到房的那一刻。从那时起，他们就会渴望稳定。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是他们最害怕的，如果房价下跌，这些人将会一无所有，因为他们所有的人生哲学，都建立在房价上涨的前提上。正是在这一点上，房奴阶级与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发达国家，比如德国，中产阶级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他们是渴望变革的群体，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政治中来。相反，那些靠社会福利制度生存的底层人，却希望生活保持不变，因为福利已经足够好了。

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在渴望稳定的同时，中国的房奴阶级又在进行一场豪赌。毫无疑问，他们是一群赌徒，为了凑够那对普通人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的首付，很多人用了父母一生的积蓄，把老人置于巨大的风险中。当然，对很多人来说这还不够，他们几乎向一切能借的朋友借钱。事实上，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为了买房，会催生很多小型的共同体，这是一种隐性的集资。这种敢冒风险的进取精神，可能只有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冒险家对财富的追逐才能相提并论。

他们并不在乎70年产权问题。他们知道，自己可能活不了70年。在内心中，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永久拥有手中的房产，因为只有卖掉，变现，然后再把房款当做首付，才可以撬动更多的贷款。2008年地震的时候，有一个段子说“地震了，才发现不动产也能动”，对房奴阶级来说，最核心的观念就是让不动产动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学区房就不简单是能读某个好小学的房，而是“大家都认为能涨”的房。

房奴阶级单向度的财富观，决定了他们会把一些别的价值暂时悬置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房奴”这个词当然暗含着某种不自由状态，但是现在买房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通往财务自由的唯一办法。他们知道，早晚有一天幸福和自由都会来到，在此之前，自由也毫无意义。他们是生活中的隐忍者，不敢放肆，也不想放肆。那些被房子捆绑的人，会嘲笑创业者，嘲笑文青，嘲笑诗。在他们看来，财富等于所有这一切之和，只是自己的财富暂时还不能变现而已。

个人对财富的追求当然无可厚非，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但是，房奴阶级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却会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我们社会文化，至少已经主导了我所在的很多微信群的讨论。他们集躁动的冒险精神、对未来的盲目乐观以及渴求社会稳定的心态于一身，但是，这种财富观的单一，很有可能造就这个群体思维的某种缺陷（在写下这句话时我想到了自己）。

成熟的中产阶级社会，不但有消费的多元，也有多元的文化趣味，而中国的精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在挤进房奴阶级的时候，在消费和精神领域，都普遍变得更为狭窄。不是每个人都要向BAT巨头那样操心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但是就大多数人来说，拥抱巨额贷款的同时，却放弃了很多美好的事物，人生也失去了更多的可能性。

当一个人有幸成为房奴，他多半会变成一个半吊子金融专家，对各种贷款的利率烂熟于心，但是在智性生活上，他可能会出现某种倒退。他的心智似乎在一夜之间成熟，同时开始衰落了，伴随着对财富的敏锐，他在别的领域开始迟钝了。

【作者简介】 

张丰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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