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辛子：日本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

文 | 唐辛子

不久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日本是适合孩子生活的国家。许多人读完文章之后，都产生了一个共同的疑问：“既然日本这么适合孩子生活，为什么日本人不愿意生孩子？”

是啊，为什么日本人不愿意生孩子？这句话，简直问出了日本政府的心声：政府建设公共福祉，提高育儿补贴，甚至还规定爸爸们的育儿假期，呼吁男人回归家庭做家务。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你们怎么还不生？怎么还不生？怎么还不生嘛！

面对这样的疑问，不想生孩子的日本人，最简单的回答应该是二个字：“面倒。”

“面倒”，是指“麻烦、费事、棘手”的意思。

“日本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句话，许多中国人都早已知道了。因为在介绍日本的公共秩序为什么那么好时，这句话通常作为一个重要依据被反复引用。其实，这句话背后还有另一句话。那就是：“不要给自己添麻烦。”

以我个人在日本多年的生活经验而言，可以很确信地说：一个遵守“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信条的日本人，通常也是很不喜欢给自己添麻烦的。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给自己添麻烦”，把这两句话加起来，才是一个怕麻烦的日本人完整的生活信条。

而生孩子，就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既给自己添麻烦，还给别人添麻烦。所以，只好不生。这样，什么麻烦也木有了。

不过，上面这样的回答有点粗暴，显然无法令人满意。所以，下面还是详细谈谈个人浅见罢。

首先，源于高学历化社会。

日本是个高学历化国家。只要经济负担得起，不管会不会读书，几乎人人都能上大学。有一句很夸张的话，是这样说的：“日本已经到了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上大学的时代。”当然，这样的高学历化社会，很有点鱼目混珠的味道，但也意味着二件很现实的事：第一是教育费用的增加；第二是步入社会开始自立的年龄被推迟。这样的现实带来的结果，就是日本人的晚婚化。

日本厚生劳动省2016年12月提供过一个从1950—2015年日本人婚姻率的数据：现代日本人初婚的平均年龄，男性为31.1岁，女性为29.4岁。女性生产第一孩的平均年龄为30.6岁。换言之，不少日本女性都在面对年过三十生孩子的现实。年龄越大，产子的风险也越大，出于对母子健康的种种顾虑，理所当然会选择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

孩子出生，为人父母，精神上是一种愉悦，现实中则意味着种种必须支出的费用。例如2014年文部科学省公布的“儿童学习费用调查”数据：从幼儿园到高中15年间，如果全部让孩子上私立，共计需要1770万日元；全部公立则需要523万日元。这还不包括日常生活费、大学学费、私塾费以及其他特长兴趣教育费用。而日本国税局公布的日本人的平均年收，近几年都在400万—420万日元之间徘徊。

因此，尽管日本政府为每一位出生的孩子提供42万日元的一次性补贴，并提供儿童补贴与免费医疗等各种福利，但如果夫妻双方对于经济来源感觉不安，或是经济状况并不乐观，也会理所当然选择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

其次，是战后教育带来的价值观转变。

日本战前教育的“政治正确”，是以国家道德之本为教育之本的国家主义；战后日本教育的“政治正确”，则强调民主自由，主张个性主义，以及对于多元价值观的尊重。日本著名学者堺屋太一曾对接受战后教育长大的日本人予以如下评价：

“他们不崇拜天皇，也不信奉旧式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他们崇拜的是脱离家长制的个性主义，信奉的是安全即正义、暴力是绝对的恶、勇气与果敢是一种过去式、胆怯被称赞为‘谨慎’、温柔则演变为男人的美德。”

在这样的教育中长大的日本人，以“国家”为前提的全体主义思维被彻底弱化，而以“个”为本的个性主义则实现了肥大化。换言之，与“国家”相比，人们普遍更在意“个体”的自由与尊严。年轻人普遍缺乏国家忧患意识，不会因为日本这个国家正在少子化，就忧政府之忧而忧，为了国家努力生孩子。

两年前日本最帅男神福山雅治结婚，日本的官房长官菅义伟当时正在富士电视台做节目，听到这个消息，就顺口说了一句：“太好了！趁结婚的机会多生孩子，以这种方式为国家做贡献我觉得挺好的。”结果这句话被作为一句典型的“政治不正确”发言，在日文网络被四处扩散广而告之，引来从媒体到网民的阵阵群殴。甚至还有网民征集了万人签名，要求菅义伟公开谢罪。闹得连内阁府的官僚同仁们也皱起眉头说：“这个菅义伟，怎么这次说话这么不谨慎呢！”

再者，则源于现代日本多元化的价值观。

曾经，在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的时候，幸福家庭的理想模式是：早出晚归勤奋工作的丈夫、贤惠体贴持家育儿的妻子，以及一男一女两个聪明可爱的孩子。他们应该居住在一套带院子的日式小楼里，庭院整洁，鲜花朵朵，早晚有饭菜飘香，黄昏有琴声叮当。周末假日一至，乘上私家车全家出行……多么美好的现代家庭！

但曾几何时，这种单一的幸福价值观被打破了。一对恩爱夫妻，即使相亲相爱但也许会并不想要孩子，而只想与自己的爱猫或爱犬生活在一起：谁规定家里必须有孩子的笑声才是幸福呢？听到猫咪的叫声，看到小狗满地打滚，就浑身上下幸福感四溢难道不可以？幸福，并不非得是有儿有女的传统式大和谐。只享受二人世界的甜蜜，可以是幸福，只拥有一个人独处的放肆，也可以是幸福。

当幸福生活的价值观被不同的个体，按各自不同的意愿进行新的解释并付诸于实施时，曾经覆盖整个社会的那种全体主义幸福价值观也就随之碎片化——因此，现代日本人通常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不幸福”，因为“幸福”成为了一种非常碎片非常私有的东西，人们再也看不到曾经有过的那个单一而庞大的幸福模式了。

日本著名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先生，曾著书叹息年轻的日本人不愿结婚生子，甚至对买房买车以及奢侈品消费都没有兴趣，认为日本年轻人的DNA变了，日本陷入了“低欲望社会”。现在的日本年轻人，与他们的前辈们相比，物质欲望的确不够强烈，但也并非没有欲望。只不过年轻人的欲望目标转移了而已：不再是买房买车买奢华品这些老土的东西。

例如一个动漫迷，他会将他的全部时间和金钱精力，都花费在他喜爱的动漫上，除此之外别无欲望；一个铁道迷，他对奢华品毫无兴趣，但愿意将积蓄都花费在收集成套的铁道模型上；又例如一个过山车迷，他会宁愿将买豪车的钱积攒下来，去世界各地有过山车的地方，将全世界的过山车都乘坐个遍——这一类人，你不能因为他不买房不买车不买奢华品，只看动漫只收集铁道模型只坐过山车，就认为他们没有欲望。他们是有欲望的：一种全新的欲望，一种全新的消费模式。只不过老一代无法理解罢了。

当然，还有一类人，不愿意结婚生子，陷入低欲望的原因，是因为低收入。而低收入的原因，是因为“会社”这一现代日本的社会共同体正在弱化。

人类作为群居生活的物种，是需要共同体的。中国人的共同体是“家”，而现代日本人的共同体，则是“会社”。“会社”就是日本的公司。日本有个词，叫“会社人間”，翻译成中文，就是“公司人类”。意指以公司为家，在自己的生活中，除了公司和工作，再无其他嗜好与个人空间的“工作中毒”人种。这个词出现于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诞生于日本战后第一批婴儿潮的“团块世代”，是“公司人类”的主力军。

“团块世代”成为公司人类的时期，也是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最为普及的时期。为了强调平等以及团队意识，企业按自行规定的序列，随着员工本人的年龄和企业工龄的增长，每年逐步提升员工工资与职务。它与日本公司的终身雇佣制互相捆绑，让那些不那么冒尖的人，或是能力较差的人，也能在这种强调平等秩序的人事制度下，拥有一份终身保障。换言之，这就是一种日本式的大锅饭。

在景气好的时候，大锅饭是没有问题的。但景气变差时，这种大锅饭模式就难以继续维持了。因此，从90年代开始，日本公司的年功序列制度开始遭遇挑战，依据实绩考核工作能力的成果主义开始出现，许多能力不足而又有一定工龄的人，被调离到下属公司或是可有可无的岗位，遭遇“变相下岗”。接下来，进入21世纪后，持续景气低迷的日本企业——尤其是日本多家著名大企业，因为持续的经营赤字，而不得不开始大幅裁员。

曾经的日本人，对于“会社”是充满信赖感的，认为只要成为会社正式的一员，就会拥有终身保障，只要拼命努力，付出的汗水总会得到认可，因此才会有“公司人类”的出现。而现在，这样的认识正在逐渐改变。“会社”这一社会共同体形象，在年轻一代的日本人眼中，不再像他们父辈心目中那样显得坚实可靠。而多元化的价值观，也令许多年轻人不再愿意像“公司人类”那样为了“会社”而做出牺牲。

在今年春季的大型企业招聘会上，日本媒体采访前来应聘的应届大学生，问他们希望进入什么样的企业工作，大部分回答是“加班少的”“可以按时回家的”，理由是“我不能只在工作”“除了工作我还有自己的爱好与生活”。

而企业一方，为了尽可能削减人工成本，也大量雇佣派遣社员。所谓“派遣社员”，相当于中文里所说的“合同工”。“合同工”与“临时工”只有二字之遥，几乎没有差别，都不属于正式员工。非正式员工，对于公司不可能拥有归属感，没有归属感，也就等同于没有赖以生存的社会共同体。

失去社会共同体的都市人类，是被社会孤立的单薄个体，其对未来的不安与无望也可想而知。处于这一境地的年轻人，如何还指望他们充满消费欲望？如何还指望他们对结婚生子拥有渴望？他们连自己的人生都无法保障。

所以，在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一书出版之后，有一位居无定所、四处打工维持生活的年轻人，在他的空间里写下这样一句读后感：“不是低欲望啊！而是对未来的恐惧超过了欲望。”

【作者简介】 

唐辛子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旅日华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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