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妈妈回村，还是放孩子进城？| 大家·交锋

【编者注】经济学家罗斯高“让妈妈回农村照顾孩子”的建言，激得网络论战无数。9月17日，腾讯大 家专栏发表张天潘《“让爸妈回家”不是留守儿童的解决之道》，提出。今日，就同一话题，尼德罗、 刘远举亦发表专栏回应，观点相左而侧重各有不同。

是鼓励妈妈回家，还是让农村孩子进城，都有着看似无法可解的政策难题。

读者在读完三篇文章之后，不妨参与文末调查，说说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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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罗：让妈妈回到农村，这个建言并不离谱

▍一

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聚焦中国农村儿童发展研究，已经长达数十年。但他的知名度一直保持在研究者和部分媒体人的范围，公众对他的认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近期在“一席”上发表了题为《农村儿童发展怎么影响未来中国》演讲的他，凭借扎实的数据、清晰的逻辑和恳切的情怀，得以社交媒体上小小地红了一把。

演讲在社交媒体刷屏后，我看到腾讯·大家的专栏作者，也是我的朋友、同事张天潘立即撰文予以点评。点评的内容直指罗斯高在演讲最后阶段给出的解决办法——让妈妈回到农村照顾孩子——十分不靠谱。可以说，这一点并不令我意外。我和天潘在育儿观念上有着由来已久的分歧，在此次有关农村儿童公共政策的思考上，也能显示分道扬镳的迹象。当然，我会确保商榷维持在公共话语层面，而不是陷入个人观点争执的泥潭。

天潘在《“让爸妈回家”不是留守儿童的解决之道》中写道：“‘让妈妈留在农村’的这个提议……显然是违背基本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农民自身意愿的，显得空有情怀，最后却是反人性和反城市化的。”之后，他从自己过年回乡的感受切入，又援引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的分析，指出目前年轻人回乡机遇太少、平台太小。简言之，农村根本留不住年轻人，所以这个建议不靠谱。

乍一看，天潘的这一说法非常符合现实，别说已经在城市安家落户的白领阶层，就是租住在城中村的很多打工阶层，也很难再回到乡村生活。这是个体在这个时代的基本判断，也是数亿人所做出的集体选择。城市化的洪流动力充沛，很难有人、组织能够阻挡之。

但是，天潘在评议罗斯高教授的建议时，存在一个基本的立场假设错误。天潘的论述角度是从个体出发，讨论了理性选择的结论；但罗斯高不是从个体出发，至少不全部是从年轻父母出发，而是从国家出发，指出公共政策应有所作为。

个体的选择是基于个体所能获得信息、权力和资源做出的，但国家所做的选择则基于的是国家所获得的信息、权力和资源。二者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所持有的信息、权力和资源也完全不在一个维度。

举个简单的例子，对于一个教授级医生来说，最好的选择是留在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跟省部级高官或马云这样的首富打交道。但对于国家来说，优质医疗资源需要被下沉，于是就会出台一整套政策，引导教授级医生去县城坐诊，去乡村义诊。只有这样，医疗资源才能更为均衡分配，医改才能获得成功。

▍二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农村留不住人是大势所趋，城市化同时也是政府所极力推行的宏观政策，“让妈妈回到农村”的做法本身是否与上位政策相抵触呢？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在于解放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提升整个国家-社会的效率。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放开进城务工限制，乃至不断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国家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所以，宏观上继续推进城市化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并不表示农村就应该被忽视、废弃。其中的理由不是什么“不要忘本”的情结，而同样是非常理性计算的支撑。

在罗斯高教授的演讲中，他提到了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分享者之一，现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赫克曼在《因人而异的教育回报估计》一书中提出，在0-3岁，你投资1块钱，有18块钱会回来；3到4岁投资1块，是7块钱的回报；小学是3块钱；大学里投资1块钱是1块钱的报酬；成人是负的。

▲Heckman曲线清楚表明：教育投资回报最大的是早期和学龄前的智力开发

赫克曼是计量经济学中的翘楚，他的这一研究结果也获得了广泛认同。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国家用于决策的信息需要被更新，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在做理性选择时也要进行相应的调适。

国家的理性决策原本是这样的：农村拥有大量富余年轻的劳动力，所以通过放开进城务工限制，来提升国家效率。但现在问题来了，按照罗斯高教授列出的逻辑，由于母亲在0-3岁的的缺位，导致中国贫困地区接近一半的孩子IQ（智商）发展低于90，而在伦敦、旧金山、悉尼、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发达地区，IQ低于90的比例都只有15%左右。低智商儿童群体规模急剧扩张，将导致其中近2/3的孩子不能上高中；而上不了高中的他们，要么只能从事只需要简单技能的工作，要么加入犯罪组织。最终，中国的未来将深 38 34903 38 13305 0 0 4471 0 0:00:07 0:00:02 0:00:05 4470他们的影响。

所以，在对照了赫克曼的研究结果和罗斯高的论述逻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目前这一套鼓励城市化的政策，投入产出比不是最有效率的，必须要进行调整。作为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国际学术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罗斯高，正是基于此目的而做的报告和演讲。

讨论到这里，我相信天潘还是不会全然赞同我的分析，因为罗斯高教授的建议是否有可行性，这是问题的关键。对此，我的判断是，如果现有的政策不做任何调整，这当然是一句空言，但考虑到国家手中的资源和权力，我认为罗斯高的教授不但值得细化研究、进而执行，而且很可能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做法。

一种最流行的驳斥说法是，政府应该开放城市福利政策，让更多的孩子可以跟随父母在城市中获得教育权。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令人无法反驳的正确做法。不过问题在于，面对打工阶层的诉求，城市的主政者和城市的居民能够天然结成利益同盟。

一方面是民意舆论对自身利益的捍卫，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出的抗拒。作为国家利益代言人的中央政府除非付出巨额的财政补贴，否则地方政府将不可能大范围放开教育资源。这一方面，我们且不用看京沪严苛的人口控制政策，就算是长沙、武汉、南京这样的二线城市，“抢人”战略中盯着的永远是本科以上学历人员。罗斯高教授关注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大概都跟各地“人才引进战略”没有半毛钱关系。

罗斯高教授研究的是公共政策，而不是政治学，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讨论实际应该怎么做，后者讨论理论上应该怎么做。从实际而不是理论出发，罗斯高认为要让国家投资1块钱获得7块钱的收益，更重要的是，不要让中国未来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拿出80亿在贫困地区做健康养育项目，比城市开放的建议更加贴合实际，更容易操作。何况，开放城市与反哺农村，二者实际上并行不悖，可以同时进行。

在演讲中，罗斯高教授甚至有些得意地表示，自己在推广育儿课程时使用的是基层计生干部。目前，中国的计生干部已经失去了职能目标。所以，从原先降低人口出生率，到现在提高人口质量，这也算是资源合理利用。而且事实上，计生委除了控制人口规模，一直也在做优生优育的宣传工作，这样的转型跨度也称不上大。

在罗斯高看来，中国农村贫困儿童的健康营养问题，已经严峻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要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必须做出政策调整，必须要让更多的妈妈回到孩子身边。0-3岁期间，孩子对母亲的依赖，这是一种生物规律。正如最好的早教便是父母一心一意的陪伴，妈妈与奶奶、保姆和其他人的功效是完全不一样的。

通过推广课程，罗斯高发现，没有干预的对照组，孩子平均IQ是88，53%的孩子IQ低于90，智力发展缓慢。上26次课，如果妈妈在家，孩子的认知发展则完全正常。如果是奶奶在家照顾，则智力提升的效果大打折扣。所以，罗斯高才会极力强调普及基本的育儿知识，让妈妈回到孩子身边的重要意义。

▲经济学家罗斯高在演讲中提到的数据

▍三

对于国家来说，面对罗斯高的建议，当然需要做的是理性计算。通过重新计算成本收益，来决定对“让妈妈回到孩子身边”计划的支持力度。中国的公共政策还缺乏“成本-收益”计算的概念，大数据的使用还远远不足。

不过，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的情况。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1965年就开始合作实施“开端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向贫困家庭的3至5岁儿童与残疾幼儿免费提供日常看护、早期教育以及增加父母在儿童早期教育上的参与程度，使低收入家庭儿童获得与其他儿童同样的教育经验，以消除贫困，改善人群代际恶性循环。到了1995年，“开端计划”把服务对象延伸到3岁之前的婴儿、学步儿及怀孕妇女。众所周知，美国不是最典型的福利国家，相对于欧陆国家，其福利水平根本算不上高。

作为一个十个月大孩子的父亲，我在陪伴孩子一路成长的十个多月里，非常清晰地感受到父母陪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罗斯高强调的“妈妈的重要性”，应该只是基于大的时代语境而给出的说法。实际上，父亲或母亲，通过陪伴孩子而收获的决不是一种自我满足式的幸福，而是孩子在睡眠能力、自主进食能力、反应力、认知力、情绪控制能力上的正常发展。

说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做了父母的同龄人，都几乎在同时意识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即父母带的孩子比祖辈带的孩子更活泼、灵敏乃至快乐。长此以往，在身体、心理发展上，两个群体的孩子将会遭遇可怕的差距。

詹姆斯·赫克曼教授提出的投资比结论，对于公共政策的转向意义重大。但对于个体来说，同样应该认识到父母在早期育儿的非凡价值。在我过去的腾讯·大家专栏中，我不遗余力地论证父母在早期为孩子提供高质量陪伴的极大价值。

因此，无论在个人选择层面，还是公共政策层面，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凝聚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父母陪伴的重要性，要呼吁国家在税收、津贴、教育等等方面的改革和投入；因为这不仅仅是对父母有益，对孩子有益，而且关乎未来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这一层出发，国家需要在城市化的政策集群中拆分出一个分支，向发达国家学习如何帮助父母更好地介入早期育儿阶段，如何反哺贫困地区的婴幼儿家庭，避免造成代际贫困的恶性循环。要知道，国家的支持力度，决定了家庭可以选择的宽度。

作为一个父亲，我会尽自己最大能力给予孩子早期更多的陪伴，而不是在进入幼儿园后安排更多培训班；作为一个国家，我希望政府也能及时更新信息，吸纳学者的建议，创造更好的条件，让父母回到孩子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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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让妈妈回家，不如帮助孩子进城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的一个演讲文本突然走红网络。在演讲中，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超越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力人口中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很重要。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韩国，就有将近100%的农村孩子上高中，如今韩国成为了高收入国家。而中国劳动力人口中，上过高中和高中以上的人口仅占同龄人中的24%，这个数据和墨西哥一样，而如今墨西哥只是中等收入国家。

在进一步的演讲中，罗斯高认为，中国城市里93%的孩子是上高中的，而农村有63%的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所以，中国劳动力中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比例小，是个农村问题。而中国农村孩子上高中的问题，可以向前追溯到初中、小学，最终，是因为0到3岁的婴儿阶段的教育造成了认知能力低下，导致小学学不好，初中也学不好，就不会上高中。

根据演讲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村孩子的认识低下问题相当严重。认知低下的幼儿，上海的数据是14%，这个比例符合自然规律，不管是北京、广州还是安徽的二线城市，或旧金山、伦敦、悉尼都是如此，在15%左右。这是人类智力的一个自然分布。但中国山区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在24到30个月的幼儿中，超过一半的宝宝发展缓慢。这最终导致了一半的农村孩子一辈子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智力、认知去学习、发展自己。

罗斯高认为，中国农村孩子认知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留守儿童。在0到3岁期间，父母把孩子给祖辈带，自己去打工，祖辈由于精力、观念、能力、经济等原因，会疏于照料、导致了孩子平均IQ只有88，53%的孩子IQ低于90，认知低下，智力发展缓慢。罗斯高的研究表明，如果妈妈在家，接受他们的培训，6个月上26次课，孩子的认知发展就完全正常。

所以，他提出在0-3岁的时候，让母亲回到孩子身边，接受健康与养育的培训。这个培训工程不贵，80个亿能解决30万个村子的养育技能，提高孩子的认知。

这个建议，有其道理。

儿童的健康、智力、身体机能，与其成年后这些方面的情况息息相关。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三岁看八十。这个话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演讲中罗斯高引用了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James Heckman提出的“1000天假设”。这个假设认为大脑、认知、智商，90%是0到3岁的发育决定的，所以，国家和家庭投资0到3岁，回报率是最高的。在0-3岁，投资1块钱，有18块钱回报；3到4岁投资1块，回报是7块；小学是3块钱；大学是1块；而到了成人阶段是负的。

儿童和父母一起生活，父母对亲子的感情、照顾、家庭的温馨氛围，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而且，在一个技术飞速发展，观念不断更新的时代，父母更加现代化的抚养与教育，更有利于儿童健康发育、成长，这也是祖辈无法替代的。中国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发现，父母外出打工对孩子成绩的负面影响不太可能通过提高家庭收入来抵消，因为缺乏父母照顾的损失远大于收入增加的好处。

而在父母的作用中，母亲的作用更重要。李强和臧文斌的研究表明，对比父母均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仅母亲外出，仅父亲外出三种情况，父亲外出对儿童健康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只要妈妈留在家里，孩子健康就没有问题。这很好理解，母亲在养育过程中的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抚养的知识、技能也是影响儿童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在0-3岁期间，母亲回家接受培训，的确有利于农村孩子的认知。

不过，母亲回家，也是一个沉重、甚至难以实现的方案。

80个亿，解决30万个村子的健康、养育培训，提高孩子的认识，给孩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个村子接近三万元。对于中国来说，并不贵。但成本并不仅仅如此。

留守儿童是中国二元经济与政治转型过程与户籍制度共同形成的特有现象。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到全国儿童总数的1/5。其中，约有1793万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约有921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

父母把孩子留给家乡的老人带，让自己腾出空去赚钱，相当于用老人的农业劳动时间来置换自己的工业劳动时间，不但父母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且，也相当于老人有了一个高于农业劳动报酬的工作。家庭的收益更大。而且，父母向老人支付一笔钱用于孩子的生活，这笔钱也能一定程度上成为老人生活费用，老人的生活水平也可以提高。相反，如果老人来到城市照顾孩子，一日三餐对现在的工资收入来说倒不算什么，但更多的居住面积会增加租房开支。所以，留守儿童的存在，是基于经济收入的一个选择，在一定时期内，都将存在。

这个机制里面最重要诉求就是，妈妈留在城市里赚钱。

妈妈们返乡的机会成本是多少呢？0-3岁，第一年哺乳不算在内，妈妈两年的工资收入以12万来计算，再以最保守的“一年到头都见不到父母”的孩子数量，也即900万来计算，妈妈们的机会成本是10800亿。显然，比起妈妈们的机会成本，80亿根本不不算什么。所以，与妈妈们返乡，成本更低，更有可行性的选择是孩子跟随妈妈留在城市。

大多数父母都不愿意骨肉分离，更何况，中国人是最愿意在培养下一代上投资的。当下的财政福利，城市居民与城市当局是共谋的，外来人口很难分一块蛋糕，但是，在财政之外，城市本可以更加友善，市场可以做的地方很多。当城市是友好的，在哺乳期后，可以由市场多层次的提供孩子看护、教育服务，妈妈们的成本就会降低，就会有更多的打工家庭愿意把孩子留在身边。妈妈们就能像普通城市居民那样，在工作之余，抚养孩子。

城市可以向孩子提供的好处很多。

有研究发现，比起农村父母均在家的孩子，父母均外出打工时，儿童生病的概率会上升接近一倍，而城市父母均在家，与均外出工作，孩子生病的概率仅有轻微上升。这是由于城市父母的收入、城市祖辈更高的知识水平、城市的各种公共服务，都极大的提高了孩子的健康水平。就意味着，当农村父母在城市打工时把孩子带在身边一同居住，在城市工作的高收入，城市的完善的公共服务，都能很大程度上抵消父母照料不周的负面影响。

而且，儿童的照顾和教育，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人力问题，也是一个观念问题。罗斯高的演讲中就提到，当问到妈妈昨天有没有读书给孩子听的时候，她们的反应，就如同在问她们，是不是天天晚上读书给你养的乌龟听——她就没想过应该读书给孩子听。只有在城市生活中，在城市中，妈妈才能通过公共培训，或在潜移默化的社交中，得到更多现代的、科学的，但也是常识性的理念，比如，读书给孩子听，而留在农村的妈妈，很可能除了喂饱孩子，其余时间就去打麻将了。

在抚养孩子的技能、理念的提高，需要很多制度性的措施来帮助。在城市中，人口密度更高，相同里程的道路，有更多的人来分摊，因此可以负担得起更好的道路设施。这个逻辑，对于软性制度也同样成立。法治、社会救助、个人权利、社会组织、都是城市的产物。更高的人口密度，才能更低成本地实现这些公共服务。比如，罗斯高的团队跟几个其他的团队在中国推广一个课程，这个课程教妈妈怎么跟孩子玩——提高智力，提高语文，提高运动能力，提高社会感情。一个星期上一次课，每一个星期给妈妈两个玩具一本书，第二个星期来收，然后再去发新的玩具。这类工作，在城市打工者中很容易推广，但是，当妈妈们回到农村，零散的分布在各个乡村，这个工作的成本就会大到不可能。

但是，实际上的政策体系，不但没有提供这类公共服务，也不准社会与市场提供这种服务，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把孩子留在身边的困难一直在加大。随着大城市严控人口，留守儿童问题进一步恶化了。比如，在孩子入学方面，各地纷纷出台严厉的政策，有的地区甚至要求父母的工作单位、住址必须在城市的同一个区，才能入学，由此，非当地户籍的孩子，很多不符合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被迫返乡。

这么做的一个理由就是教育资源有限。但在某种程度上，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都是词语陷阱。

一说到资源，人们会联想到煤炭、石油，想到枯竭，于是，争夺、不足就是可以接受的、必然的常态。那么，外来儿童无法在城市读书，成为留守儿童，就成为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但教育真是一种资源吗？事实并不是这样！教育所需的人员、校舍，都不是资源，而是人类创造的、生产的商品与服务。为什么没有律师资源、餐馆资源、理发资源，会计资源的说法？律师和会计并不比老师和医生需要的专业训练少，实际上更难，但为什么这些行业的供给总是充沛的，即便购买不起高端的，低端需求总可以被满足。起码，不会因为没有户籍，就无法购买。这是因为这些行业是市场化的。所以，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的提法，潜移默化的引起了联想，改变了注意力，引导了舆论、最终，掩盖了真问题。

教育与医疗不应该被称为资源，而应被称为“教育服务生产”、“医疗服务生产”。如果说，中国的未来在于劳动人口中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的话，那么，这些服务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所以，让留守儿童可以跟随父母居住，顺利进入从托班、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就学，并进一步实现农民工向城市的永久性举家迁移，这不仅在短期内有助于解决农村留守人群的家庭团聚问题，还可以在中期内缓解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短缺，并在长期推动中国未来一代人力资本的提升，最终实现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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