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一个局外人眼中的“中国危机”

瓜皮帽，山羊胡，鼻梁上架着圆眼镜，神情温和、淡然。在《中国内部的危机》上，我看到了他的照片，一眼望去，就像清末江南镇上的某位教书先生，随时可以摇头晃脑地引用《大学》与《中庸》。

忘记了是在新加坡的某家书店，或是亚马逊网站上，我买到了这本200余页的小书。封面上的肖像也正是作者林文庆，英文拼作Lim Boon Keng。

林文庆（Lim Boon Keng，1869年10月18日－1957年1月1日）

购买它源于对于中国近代变革者的兴趣。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离中国。与历史上壮志未酬的改革者的命运不同，他们没有死于牢狱或愤懑，反而成为第一代流亡政治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中，他们创办报纸、学校、社团，筹集资金、传播理念、发动起义，直接参与中国内部的政治纷争。他们不仅是一介书生，还是个由蒸汽船、铁路、电报、报纸驱动的全球化浪潮的冲浪人。他们将散落在横滨、槟榔屿、墨尔本、旧金山与温哥华的裁缝、橡胶园种植工、矿工、洗衣匠与餐馆老板，发展成一个全球组织的会员，启蒙他们的政治头脑。

新加坡是这个全球网络中的重要一环。1900年初，康有为抵达此地，以它作为自立军起义的指挥中心，这场起义以帮助光绪皇帝重获权力为目标。在这群改革者心目中，只要年轻有为的皇帝从慈禧太后手中抢回这权力，就能推动中国改革，帮助这个古老文明重获富强。

在这个热带港口城市，康有为受到两位年轻的当地领袖的热情接待。26岁的邱菽园是一位富商之子，他生于福建澄海，在新加坡度过童年时光，父亲执意让他接受中国教育，他14岁再度返回家乡，15岁考上秀才，21岁中举人。康有为、梁启超在1895年的北京策动公车上书时，他也是联署的举人之一。尽管与康并未谋面，在返乡途经上海时，他买到了刚刚出版的康有为的殿式策以及四次上书，对他大感钦佩。当父亲于1896年去世后，他继承了巨额财产，成为了新加坡华人社区中独一无二的人物。在由劳工、小店主、贸易商构成的华人社区中，他拥有举人的功名，同时是一名富豪。他的思想与生活方式，都在这个殖民地城市成为一种景观。他吟诗作赋，崇拜龚自珍、王夫之与黄宗羲，与内地的文人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他创办《天南日报》，呼应中国的维新运动，他也纵情声色，为了庆祝自己的25岁生日，他找来中西乐队，近百名青楼女子——粤妓、闽妓、星妓、日妓——前来助兴，豪掷万金。

另一位则是林文庆，比丘菽园年长5岁，他的祖籍亦是福建澄海，却来自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比起丘纯粹的中国传统，林是第二代土生华人，爷爷与父亲都娶了当地的马来妇人，这样的家族被称作“峇峇”。他们更是英国统治者拉拢的对象，用以对抗数量庞大的华人社群。自莱佛士在1819年发现这个港口以来，它就吸引了来自福建的大量移民。10岁时，林文庆进入莱佛士学院。这家书院多少以这个城市的创建者莱佛士的初衷，它要成为“改善马来半岛及周边区域的道德和智识”的中心，伸直辐射到“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和太平洋诸岛”。18岁时，他考取首届的女皇奖学金，前往爱丁堡大学。在苏格兰，他发现了自己的矛盾身份。他的老师想当然的将他视作中国学生，他却无力阅读中文。他感到维多利亚的英国强盛与文明，中国之衰败与屈辱，并日益将自己的身份与中国连结在一起。

回到新加坡后，他即成为了当地的领袖人物， 24岁就被选为海峡殖民地立法会议员，27岁荣获太平绅士。他也将影响力转变为改革力量，创办《海峡华人杂志》，出任《天南新报》的英文主笔，创办华人女子学校，在自己家中组织了第一个话语学习班，公开催促人们剪掉辫子。他同时是一名医生、学者、立法议员、改革家、雄辩者。他深得英国殖民者的信任，也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还特意迎娶一位著名福建士人黄乃裳之女为妻。他为自己创造了三重归属感，是大英帝国的忠诚子民、热切的关心着中国命运，还是峇峇的代表人物。

厦门大学文庆亭

他的命运轨迹也与丘菽园交汇。这既因他们的相似理念，都致力于革新中国，启蒙新加坡当地华人社区，也因人际网络。林文庆的岳父黄乃裳，是丘菽园的甲午年的乡试同年，也曾同往北京会试，在百日维新的高潮时刻，正身处北京的黄乃裳“奔走于六君子及讲求新学诸京官之门”。1899年，50岁的黄也移居新加坡。一个紧密的、关注中国命运的小团体随即形成。他们也都分享着康有为对于儒学的理解与现实的政治主张。到了1900年，他们则直接参与行动。新加坡成为这场“勤王”运动最重要的资金筹集地，也因康有为的到来，成为指挥中心。

这也是一场全球性的行动，从檀香山，东京，澳门，到武汉、长沙、上海、广州与桂林，维新者与地下帮派以及海外华人群落，构成了一张人、金钱、信息的世界网络。它期望发动起义，推翻慈禧太后的统治，助光绪皇帝重新掌权，中国重启变法，获得财富、权力与昔日的荣光。这似乎是个恰当的时机，中国的北方正陷入义和团危机，慈禧与光绪正逃往西安，惊恐且无奈地看着入侵者的到来；南方的总督们，不遵从圣谕，反而与列强达成了默契。

《中国内部的危机》正写作于这样一个高度戏剧性的时刻。它被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中国改革运动的兴起。他从西方人的到来，激起中西冲突开始，然后描述改革人物的兴起，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到张之洞、黄遵宪，林称这是伟大领导人诞生的时代。接着，他开始介绍康有为，称其为“百科全书式人物”，他对孔子的诠释，广泛的历史与政治写作，康又怎样赢得皇帝的信任，怎样展开变法，又怎样因满汉矛盾而失败，他也坚信变法并未死亡，只是被暂时压制。

第二部分则是对保守者的分析与批评。其中四个章节给予慈禧太后，她被描述成一个不择手段、贪恋权力与享受的人物，与勤奋、自律、有为的光绪皇帝恰成对比。他也写到了慈禧主要的追随者，李莲英、刚毅、荣禄与端王。宦官李莲英像是个种罪恶的化身，尤其参与到皇帝的迫害中。剩余的三位则是保守、腐朽的满人权贵的代表，除去权力与金钱，他们什么也不关心，他们是排外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林也谈论到张之洞与李鸿章，前者清廉与富有学识，却对改革运动态度游移，先是支持，接着反对，他表面与传教士亲近，背地却咫尺义和团。对于李鸿章，他的评价更为宽容。他忠于慈禧，却是改革派的默默支持者，他还违抗慈禧的命令，未去破坏康有为的祖坟。

倘若你是梁启超的读者，很容易看出这些章节，像是《戊戌政变记》的改编，主要叙述与论点都是相似的——它构建了一个以康有为为线索的维新运动，将慈禧与光绪视作黑白两端，还不无种种道听途说的宫廷内幕。事实可能也是如此，因为康有为曾明确期望林来翻译这本书，以帮助外界理解中国政变的原委。梁启超也与林保持着通信，并希望他出任保皇会的一份英文报纸的编辑。流亡中的康梁，日益认识到与外界交流的重要，林文庆则是这种桥梁的最佳人选。

书最后部分聚焦于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它必定来自林文庆本人的洞见。他的双重教育背景，令他对此感受尤深。他批评西方，因为没有全力支持维新者，才导致了义和团带来的灾难，尤其把矛头指向英国公使窦纳乐，窦不理解康有为的改革、支持保守派。他追溯了总理衙门的历史，相信眼前中国与欧洲的困境，是由于保守派官员的当权。他呼吁列强帮助光绪皇帝重新掌权，正是慈禧的治下导致了血腥的动荡，光绪可能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局面，对于外国的商人与传教士皆大有好处。他也为中国作出某种辩护，正是西方的傲慢与不公导致中国的仇外。他建议仍在北京的联军抓住这一机会，推翻慈禧太后的统治，创造一个新政权。他也将中国的危机放于全球版图中来看待，如果中国无法得到新生，远东甚至整个世界，也无法得到和平。

当这本书在1901年出版时，“勤王”运动早已破产。康有为没有自己吹嘘的那样运筹帷幄，他不仅缺乏计划性，行事更犹豫， 在耗散掉捐款后，起义不仅未能攻城略地，还迅速失败。

丘菽园、林文庆与康有为的关系，迅速冷淡下来。康已前往印度，在大吉岭构思他的大同书，比起现实的政治、军事世界，思想才是他更游刃有余的空间。丘与林则成为了清王朝的敌人。前者曾向两广总督去信表明自己的忠于北京，后者出于某种恐惧与谨慎，在《中国内部的危机》上未署自己本名Lim Boon Keng，代之以Wen Qing。也有某种恐惧。

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Wen Ching (Author)

林文庆继续在中国历史中扮演了某种角色，他成了孙中山的支持者，并看到了共和革命的胜利。他参与了厦门大学的创建，林语堂与鲁迅都成为这个学校的一员。他曾希望用儒家思想来赋予新加坡华人以精神、道德力量，却在1920年代的中国发现，打倒孔家店、追求个人解放，才是时代主流。丘菽园则为康有为的维新运动，散尽了家财，落魄却潇洒地度过余生，仍是东南亚世界知名的文士。

此刻的中国，很少有人知晓丘菽园、林文庆的名字，更不知他们曾这样具体地卷入中国历史。我手上这本《中国的内部危机》再版于2001年版，我时常深感好奇，在新加坡的林文庆是如何观察中国的，是怎样猜测中国内部的困境，又怎样做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的。在很多方面，它似乎一点也不陈旧，仍对当下的中国富有启示。我也很好奇，倘若林文庆看到此刻崛起的中国，会做出怎样的回应。这个中国可以追溯到康梁、孙中山的努力，其结果必定与他们想象的又不同。但一点是确认的，每一代人的激情与挣扎都不该浪费，他们理应被铭记与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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