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标题: 法国退休改革，马克龙动了谁的奶酪
法国有多难治理？夏尔·戴高乐曾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您打算怎么治理一个有258种奶酪的国家？”这句话后来以讹传讹，衍生出365种、400多种等不同说法。无论是抱怨还是调侃，这位将军毕竟还是承担起了治理大任，而且凭借其历史功绩、胆略甚至独断，成为第五共和的“国父”。法国没有400多种奶酪，但在戴高乐身后，的确逐渐形成了42种不同的退休制度。戴高乐去世近五十年后，他的年轻后继者马克龙，雄心勃勃地试图将这42种退休制度“并轨”，却引起激烈反弹。从12月5日起，法国多个行业发起全国性无限期罢工，其中受改革影响最大的公共交通行业反弹最剧烈，巴黎及周边地区陷入“准瘫痪”状态。而在某些中文自媒体笔下，法国则再次“沦陷”，甚至达到“150万人罢工暴乱”的夸张地步。
12月11日，法国总理菲利普正式宣布退休改革方案详情，其中要点包括：取消目前的多种“特殊退休制”，建立统一按积分计算的退休制度；维持62岁的法定退休年龄，但同时确立64岁为“均衡年龄”，预备逐步过渡；每月退休金不少于1000欧元；艰苦工作仍可提前两年退休；有子女家庭退休金标准上浮5%；退休积分由议会立法保障不遭贬值；等等。不出所料，这份改革方案继续遭到各方炮轰。原本就坚决反对的几大工会，继续加强动员力度，一直将罢工持续到圣诞节。而1995年大罢工的历史记忆也再度浮现，当时前总理阿兰·朱佩（Alain Juppé）同样计划改革退休制度，却在长达3周、高峰时多达200万人的罢工面前让步。看上去，工会这次针对退休制度的坚决态度，不仅是为了报去年阻挡劳动法改革失败的一箭之仇，更堪和24年前的历史性较量相比并论。
许多媒体在解读此次风潮时，想当然地理解成：法国目前现行的42种制度中，有一种“普遍退休制”和41种“特殊退休制”。但实际上，严格意义上的“特殊退休制”只有13种，其他许多并立制度是针对较大范围行业的，例如农民和自由职业者分别有各自的专门退休制度和社保金库。而所谓“特殊退休制”之所以特殊，正是因为大部分只针对人数极少的特定行业（公务员算是例外），甚至只适用于单个企业或机构。确切来说，此次引发轩然大波的“特殊退休制”，主要分别针对公务员、法国央行、法国铁路公司（SNCF）、巴黎大众运输公司（RATP）、电力—燃气行业、矿业、巴黎歌剧院、法兰西喜剧院、波尔多港口、海员、宗教人士、公证人、参议员、国民议会议员等。实行“特殊退休制”的人口规模根据统计标准口径不同，在退休人口的3%到6%。例如《世界报》认为，法国1720万退休者当中，严格意义上属于“特殊退休制”的占6%，约110万人。“特殊退休制”有什么特权？通常而言，这些企业由于其性质特殊，员工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例如，法国统一退休制下普通雇员的法定年龄为62岁，但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为63岁，而公务员为61.3岁，法国铁路公司员工为56.9岁，巴黎大众运输公司员工则为55.7岁。而一些更为特殊的行业则更早，例如巴黎歌剧院的芭蕾舞演员，最早从40岁就可以领取退休金。此外，“特殊退休制”下许多行业待遇较为优厚。法国普通私营企业员工的平均退休金为1260—1410欧元，但以巴黎大众运输公司为例，理论上全额缴纳分摊金并符合其他条件时，可以拿到税前3700欧元的高额退休金；当然，这一条件不是所有员工都具备，但即便如此，数据显示该公司退休员工平均退休金为税前2375欧元，仍然大大优于普通行情。“特殊退休制”的建立，往往和行业特性密不可分。最极端的情形下，例如芭蕾舞演员，看上去40多岁就可以“躺倒不干”，但代价是七八岁就开始艰苦训练，等到退役可能已是满身伤病；而在海事、铁路和轨道交通等领域，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背景也是从业者往往从十几岁就以学徒工身份入行，承受大量重体力劳动或“不见天日”的艰苦工作环境，因此提前退休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随着技术发展，如今坚守“特殊退休制”的许多行业早已不是当年境遇，公务员、公证人等自不必说，和普通白领工作差别不大；即便是火车司机，如今面对的也是仪表盘和各式按钮（甚至触摸屏），而不是燃煤锅炉，即便工作环境仍然特殊，但也并没有特殊到要比别人提前五到八年养老的地步。退一步说，基本承认这些行业的特殊性，也可以通过统一退休制下的单独参数调整来规范，而不是另起炉灶，完全制定一套单独的退休体制。毋宁说，如今这些行业中的阻力，更像是一辆“历史列车”的惯性使然。
马克龙12月21日在非洲科特迪瓦宣布，他卸任后将放弃总统退休金，也不会进入法国宪法委员会，即放弃宪法委员会的优厚津贴。据法媒介绍，法国总统退休金，每月净税5200欧元，宪法委员会的津贴每月13500欧元。按照传统，法国总统卸任后，自动成为国家宪法委员会的成员。马克龙还在非洲隔空向法国几家工会喊话，呼吁他们暂停罢工。
这场要动上百万人奶酪的改革，遭到激烈抵抗自然在情理之中，但与此同时，在此前多次出现的窘境一样，马克龙的用人策略再次增添了一个失败范例，虽然和这场重大改革触及的基本利益格局并不相干，但仍为改革前景笼罩了一层阴影。为协调推进退休改革事务，马克龙自2017年9月起任命德勒瓦（Jean-Paul Delevoye）为退休改革高级专员，位居内阁成员之列。这位来自于右派阵营的高级专员是政坛资深人士，先后出任过市长、众议员、参议员、经社环境理事会主席等职务，2002—2004年间还出任希拉克政府的部长，主管公务部门、领土整治和机构改革。马克龙政府希望能借助其政治人脉和经验，顺利攻克难关。然而，就在政府正式公布改革提案前后，德勒瓦却意外“爆雷”，被媒体揭露出有向监管机构虚假陈述、不实申报的劣行。他此前第一次向监管机构“公共生活透明度高等委员会”申报财产和活动时，只报告了三项兼职，但被媒体揭露实际多达14项，其中大部分是不付薪职务，但也有些油水颇丰，例如担任一家智库的负责人，每月可以领取5300欧元。此外，其中许多兼职不仅违反了公务员的职业活动禁令，更和退休改革事务高级专员本身的敏感程度相悖（例如担任保险集团或者信贷集团董事），让外界质疑其内心天然地倾向“大老板”，而不是靠退休金度日的“小人物”。在媒体轮番爆料导致丑闻节节发酵之后，这位身高1米93的“台柱”终于崩塌，虽然他谴责舆论的“狂暴攻击”和“谎言杂烩”，但还是选择辞职走人。总理的“信任”“期待”云云言犹在耳，政府发言人声称这一辞职和退休改革内容本身毫无关系，工会方面也更在意总统和总理、而不是“办事员”的表态，但这次人事风波，仍然成为此次退休改革博弈中法国政府遭受的一记重击。
从退休改革本身而言，工会施加的阻力已经很大，这次“伪君子”式风波，似乎更加坐实了“政府无视底层疾苦、只想从他们身上搜刮”的骂名。而从更大范围来说，德勒瓦事件也再次凸显出“建制派”精英圈子当中根深蒂固的特权作风。当低收入阶层为削减5欧元房屋补助而愤怒、或者为最低工资增加15欧元而期盼时，德勒瓦这样的政商精英，却可以动辄赚一份每月税后5000欧元的外快。从这一点上，似乎也可以让人更加理解目前底层弥漫的民粹情绪。无独有偶，在德勒瓦“爆雷”之后，事态仍未平息，后继者甚至开始“连环爆”。政府指定议员皮耶塔泽夫斯基（Laurent Pietraszewski）接替德勒瓦推进退休改革事务，而媒体立刻扒出这位欧尚集团前人事主管今年曾以2017年“解雇补偿”名义从老东家拿了一笔71872欧元巨款，而他当时从商界转战政界、仕途正扶摇直上。这种“解雇补偿”虽然表面上完全合规，其实于理不通，甚至涉嫌变相的利益输送。此次围绕退休改革的用人争议，已经不是马克龙第一次“马失前蹄”。从上任之初的多起内阁人事风波，到后来的“保镖打人事件”，再到由此衍生的外交布局挫败（前任国防部长古拉尔因为欧洲议会虚职丑闻而下台，却被马克龙提名为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法籍执委，结果被欧洲议会审议否决），马克龙似乎在“用人失察”这个问题上不停地栽跟头。从深层来看，这很难简单地马克龙个人眼光或者运气不好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和政治版图的重新分化组合不无关系。两年多前，马克龙凭借新兴政治运动“前进！”旋风般地崛起，其实本身缺乏坚固的基本盘。在选民层面，他得益于左右主流政党的颓弱、以及极右势力难以服众，从而找到自己的空间；而在团队层面，则大量从原有建制派当中挖角，通过“招降纳叛”来扩充实力，但这难免会给自己埋雷。以德勒瓦为例，就是因为与传统右派不合而早早投入到马克龙麾下，从而因为人脉广、手腕多获得重用。而在政商关系盘根错节的特权文化背景下，这种头脑灵活、善于嗅到政治风向的“聪明人”，在个人经济利益上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这恰恰成为日后爆雷的一个伏笔。对于马克龙来说，改革退休制度是他2017年大选政纲的支柱之一，如果此次被迫退让，执政“下半场”毫无疑问将面临凶险前景：虽然旷日持久的“黄马甲”并没有真正伤筋动骨，但如果此次标志性的改革无法顺利推进，那么很有可能可能沦为“跛脚”状态。目前法国政府的日程表是：年底前形成草案，一月提交内阁会议、二月提交议会辩论，但无论议会闯关结果如何，都很有可能在三月的市镇选举中遭受惩罚性投票。对于一个当初旋风般崛起、满载公众期待、却缺少传统左右派基本盘的总统来说，一旦因为各种“猪队友”而被拉下神坛，可能会比传统左右派失势面临更加不可知的前景。在1789年之前的法国，高等法院（Parlement）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并非如中文字面所示是一个纯粹的司法机关，也不是现代西文字面中通常所指的代议机关，毋宁说是因历史流变而塑造的一个以司法为主、兼及立法和行政部分职能的国家机构。由于掌握国王敕令的登记权（尤其在税收领域），高等法院经常以拒绝登记为手段，甚至鼓动暴力抗议（即所谓的“投石党之乱”），对旧制度下专制王权构成有力掣肘。当最高法院拒绝登记国王敕令时，国王会御临法院施压，如果法官继续拒绝，则会遭到国王的流放以示惩罚（但事后往往会召回）。但这一强压举动绝非国王的胜利，因为被流放的法官往往成为“社会良心”，虽败犹荣，得到公众舆论的极大同情和赞赏。然而，高等法院本身绝非清白无暇，它本身是植根于穿袍贵族世袭特权及其“职位鬻卖制”基础之上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维护自身赖以存在的特权。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制国王的肆意滥权，但当王权试图革除弊病时（例如税收统一化和平等化），最高法院则转而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英国历史学家科本毫不客气地称，巴黎高等法院自视为（同时也被公众视为）“自由的守护者”，但实际是一个“微小、自私、傲慢、贪赃枉法的寡头统治集团”。旧制度下的高等法院和两百多年后的工会，虽然历史情境相当不同，甚至以左右划线来看完全颠倒，但在“以社会良心自许而阻碍改革”这一点上，却颇有共性（媒体在提及从“黄马甲”到反退休改革抗议时，也往往用“投石党”这个历史隐喻。）只不过，抵抗者所援引的价值观，从当年高等法院鼓吹的“自由”，替换成为如今的“平等”，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博爱”或“福利”。法国工会并非铁板一块。此次针对退休改革明显分化成两大阵营：(1) 以法国全国总工会（CGT）为代表的强硬派，对政府改革方案全盘拒斥，甚至在改革方案尚未揭幕之际，就开始组织全国性运动，试图先声夺人。而在方案公布后，强硬派不做任何修改建议，唯一的诉求便是“撤回”，并以无限期罢工施压，乃至“搅黄”圣诞节也在所不惜。
(2) 以法国工人民主联盟（CFDT）为代表的“改革派”工会，不反对建立统一退休制，但坚决反对调整法定退休年龄的措施，因此当12月11日政府正式公布改革方案、确立64岁的“均衡年龄”后，CFDT立刻指责政府“越过了红线”，并宣布站到反对一方。
某种程度上说，眼下这场“朱庇特式总统”和工会之间的拉锯战，就像当年国王和高等法院之争的变形。这两个历史阶段面临的相似困境是：抽象地谈论改革必要性时，所有人都承认现状非改不可、越快越好，而一旦进入操作环节，任何领域的改革都会触动相关群体的“既得利益”，从而以激起反弹。所谓“既得利益群体”并不一定总是西装革履、密谋于暗室的精英人士，它同样可以包含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或者即将面临退休的职员。对他们来说，“好”的改革意味着退休金只能涨不能降，退休年龄只能提前不能推迟（法国工会方面迄今还有声音要求把退休年龄恢复到60岁），而且还要在“人民”和“社会团结”的名义下，竭力维护同行业的后来者，哪怕他们加起来只占人民中的百分之几。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运动中巴黎仅有的两条正常运行地铁线——1号线和14号线，勉强维护了许多人的工作出行需求，缓和了民怨（并间接使得罢工者的民意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上）。然而这两条线路之所以能正常运行，正是拜无人驾驶之赐。这其实给罢工者敲响了警钟：随着自动化控制的进步，“机器换人”的革命浪潮将越发明显，等到有一天巴黎地铁实现大部分无人驾驶，抗议者手中的筹码恐怕将会更加有限。
退休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契约：劳动者在年富力强时，在政府的制度背书下，以损失当下部分利益为代价，与雇主共同缴纳养老保险；等到退出职业生活后，退休制度兑现承诺，用此前汇聚的份额保证安度晚年。而改革退休制度，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政府背弃先前承诺，重新订立社会契约，也正因如此，它不仅具有政策调整意义，而且具有制度信赖意义。但这个社会契约注定无法恒久不变。在二战后的持久和平时期，随着经济增长和医疗水平的发展，全世界范围内人口预期寿命普遍显著增加。根据法国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的数据，近60年来，法国人口预期寿命增加了14岁。2018年法国人口预期寿命为男性79.5岁、女性85.4岁。换言之，对20世纪下半期的大部分法国人而言，退休即意味着人生进入最后十年，而社会福利体系也只需负担10-15年的退休金；但如今，仍以62岁法定退休年龄为准的话，这意味着福利体系将供养一位退休老人“不劳而获”长达18-25年之久，这同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供养比例的失衡、养老储备的枯竭、和福利体系的失衡。以法国铁路为例，在“提前退休”的优惠待遇加持下，目前在职员工14.3万人，但退休人员已高达26.1万人，双方比例为0.55:1，和法国1.7:1的平均比例完全形成倒挂。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抗议活动并非真正同仇敌忾，其中不同群体的诉求可能完全相反，例如律师群体也对改革表示担忧，是因为他们在职和退休人员之比为4.2:1，退休金库运行状况好得多，担心的是会把本行业的养老金结余拿去填给类似铁路这样的无底洞。在这场风潮中，法国政府并非简单粗暴地“一刀切”，而试图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策略解套，但工会和极左党派中的许多人都用一种颇为煽情方式提出反对——“我无法面对自己的子孙说，今天我以牺牲你们的退休生活为代价，维护了自己的退休生活。”然而，如果顺着这些反对者的思路，是否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后代说：“孩儿们，我以福利体系崩溃为代价，成功地为你们争取到了退休之后国家继续供养二三十年的丰厚权利？”横向比较来看，法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已经是欧洲各大国当中最早的：目前德国67岁；英国65岁（但从明年起将延后至66岁，到2026年延至67岁）；西班牙65岁零8个月（但2027年延至67岁）；意大利66岁（男性）或62岁（女性）；瑞典61岁（但2020年即将延至62岁，2026年延至64岁）。
对于中国人来说，发生在法国的这场退休改革之争，或许只是一场无聊戏码，为每月增减几百块（甚至几十块）人民币的养老金纠缠不休，充分说明法国人的“矫情”。中国人关心的问题，仍然是个人奋斗、是996，而不是养老金。然而，一方面，996的话题热度，显示出中国当下仍处在一个中青年世代把持强势话语权的时代。这个时代或许仍将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但不会是永远。最终能够实现“财务自由”“提前退休”的，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终仍然不得不回归到依赖社保养老的“正常”模式。没有一个社会，会永远处于它目前的状态，996一代最终也会老去，更何况，在如此拼命之后，多少能够迈入中产门槛的一代，对退休生活“体面”水准的期待自然也会水涨船高。另一方面，中国自20世纪末进入老龄化社会，据统计，2000年至2018年，60岁以上人口从1.26亿人增加到2.49亿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0.2%上升至17.9%。随着出生率下降和人口总数达到峰值并下降。到2050年预计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占到总人口的34.9%，届时，退休年龄、退休金和社保运行状况，恐怕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像今天996一样热络的话题。“衰老”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我们可以雄心壮志地不去理会，也可以小心翼翼地不去提及，但终有一天，会不得不面对它。事实上，从此前《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警示2035年有耗尽累计结余可能性引发热议，就可知道，就养老这个问题而言，我们不能仅仅把法国的故事当成笑话看。不仅仅关注眼前的996和KPI，抬起头看看世界，因为远方的哪怕一件小事，也与我们的未来息息相关。环球同此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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