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摧毁苏联政体的人是披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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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魔法
不相信圣经
不相信耶稣……
——约翰·列侬
“当夕阳在克里姆林宫后面缓缓落下时，十万人涌入了俄罗斯的中心——红场。圣巴西尔大教堂那童话般的重重尖顶和克里姆林宫古老的红墙被夕阳涂抹上了火焰般的光彩。一个熟悉的和弦在广场奏响，人们应声呼喊——很多人已经热泪盈眶，‘回到苏联’（Back in the U.S.S.R），保罗·麦卡特尼终于在此唱出了这首歌。”
莱斯利·伍德海德在《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这本书里，以这样的开头描写披头士在红场的演唱会引领全书，此时是1991年9月28日，距苏联解体只有3个月。
尽管在此前的阅读中，知道苏联崩溃的原因很多，也知道摇滚乐甚至电影在瓦解苏联帝国的过程中有相当影响，但我从来没有想象到那些影响是如此巨大，如伍德海德书中详细描述的披头士对苏联的影响。
“在苏联崩溃的官方历史中，披头士及他们引发的音乐革命的影响往往并没有得到记录，但他们其实是最终摧垮这个政体的重要力量，他们的音乐、形象和精神是这一力量的关键。他们曾被苏联官方查禁，但他们的音乐令人无法拒绝。他们是通向西方文化的大门，大门煽起的文化变革成为最终击垮苏联的力量之一。”
许多苏联披头士的热爱者和研究者的说法则更感性激进。伍德海德在俄罗斯采访的向导陀伊茨基说：“西方最终打赢了冷战，不是靠核弹头，而是靠披头士。”圣彼得堡俄罗斯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弗诺夫则认为：“披头士冲垮了苏联社会的基石，人们可以认为，在苏联的专制被摧毁的过程中，他们比诺贝尔获奖者索尔仁尼琴或者萨哈罗夫的作用更大。”
我个人相信伍德海德的总结判断。
在一个强力控制物质、思想和人生的封闭专制的世界，并不是一开始就会被异质文化冲垮，它也会有自己蛊惑人心的黄金岁月，但是，权力和体制对个人思想和生活的全盘控制，显然是反人性的，势不能持久，这种控制时间越久，效用越弱，最终形同虚设。在过往的历史中有太多这样的先例。
一个完全控制了个人生活的帝国，最怕遭遇异己的思想异质的文化，因为异质的思想文化中隐含着反叛的因子，当遭遇到异质的文化所煽动的思想，最先是死水微澜，然后是波涛汹涌，直至溃堤而出。这也是专制帝国严厉管控人们的生活乃至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惟是开放的世界里，在任何一个社会，新世代的成长，都意味着对现实社会的反抗，这是一种自然规律。被严控日久的世界，一旦遇上了异质文化，便如干柴烈火般，异质文化的煽动性力量最容易成为封闭帝国的变革的动力。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曾经撰文写到自己看了美国电影《人猿泰山》后受到的震撼，认为对于自己和年龄相仿的苏联青年而言，1951年在苏联上映的《人猿泰山》战后苏联年轻一代拒绝成为苏联官方希望塑造的“新苏联人”的开始，成为人猿泰山一样有自由精神的人，而不是成为集体黯淡的苏联“接班人”，是苏联失去年轻一代支持的开始——在《回到苏联》中，也有对《人猿泰山》影响的描述
祖博克在《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中记录了1957年7月莫斯科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细节，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年涌进了苏联，带来了全新的西方世界的文化和其他信息，后来成为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和他夫人赖莎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冷战史专家祖博克认为，这一联欢活动改变了苏联，伍德海德则说，“这个联欢节为时仅仅两周，但在访问者回去之后，苏联已经不是之前的苏联了”。
这两个例子，佐证了异质文化传播对于帝国变革的重大影响。披头士对苏联也是类似的影响。
披头士的摇滚会穿越铁幕。《回到苏联》这部书里的种种细节，无论是他自己在柏林服役时遇上的两个爬过封锁线投诚的猫王的崇拜者，还是后来他在核基地遇见的披头士的歌迷，或者那些为传播披头士音乐的苏联的各类披头士拥趸，都把我们带回到了异国他乡的现场，看到那里的青年人，如何在严格的控制下，透过铁幕上被披头士撞出的孔洞，得以呼吸自由的空气，养育自由的精神。
书中那些接受伍德海德采访的苏联披头士迷们公认，披头士狂热最重要的影响是“他们改变了那一代人头脑和精神中某种东西”，披头士所信奉的自由精神“消除了苏联青年内心的奴性”，改变了他们的思维和感受方式，“异化了整整一代人，让他们脱离了共产主义祖国，并让苏联年轻人准备好接受一种不同的价值观”。
萨弗诺夫对伍德海德说：“约翰·列侬可以被称作是杀死苏联的人……我不认为披头士想到了这一切，但是他们做到了，所以我非常感谢。”
但是，无论是列侬还是披头士的其他任何人，抑或摇滚音乐，本身并不是针对铁幕开火的。他们只是用乐器和呐喊的音乐，宣泄着对现实威权的不满，尤其是反抗对人性的压抑，这是战后新世代的宣言，也是包括披头士在内所有摇滚乐的真正信仰。
▲2014年，保罗·麦卡特尼在达拉斯演唱《回到苏联》（Back in the U.S.S.R）
美国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1960年后的爵士乐》中写到爵士乐如何失去影响时这样描述了摇滚乐的兴起：
“这几乎可以确定是20世纪50年代‘经济奇迹’的结果，这场奇迹不仅创造了一个充分就业的西方世界，而且或许是首度让大批青少年获得适当待遇的工作，因而握有可支配的金钱，或是因中产阶级父母的经济宽裕而让他们获得前所未有的好处，就是这个孩童的与青少年的市场改造了音乐工业……
“摇滚乐因此以星火燎原之势成为一个阶层表达其欲望、直觉、情感与抱负的全方位媒介，这个年龄层介于青春期与成年人安顿在某些传统的社会位置——家庭或职业——的时刻：现代工业社会中一种自觉的‘青年’与‘青年文化’的声音和语汇。它能够表达这个年龄范围内的任何事物与一切，它的基本语汇跨越了民族的、阶级的与意识形态的藩篱，像是众人一律平等、让人联想到青春期的大众……”
摇滚乐这样一个青年表达其欲望、直觉、情感和抱负的媒介，当它一出现，在西方世界就横扫一切，但是铁幕另一边苏联则如临大敌：唱片被销毁，广播被干扰，披头士甚至被称为虫子，被漫画成在杀虫剂下乱逃……赫鲁晓夫则批判电吉他是“苏联人民的敌人”，甚至二十年后，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还挥舞着拳头宣称：“摇滚乐是西方颠覆武器之一，是用来动摇苏联年轻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念的。”
赫鲁晓夫和契尔年科有一点没有搞错，电吉他摇滚乐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反叛的姿态，其背后还有西方的文化特质，这确实是可以动摇年轻人对现存意识形态和政权的信念的——因为音乐是超越性的，超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立场的，更是对压抑人性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反叛，无论这个制度叫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论所在国是苏联还是美国英国。
但是，强权禁绝异质思想能够成功一时，却无法持久，因为它违背人性。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是，在西方世界，摇滚乐是在孟菲斯、底特律、利物浦这样的城市下层阶级里孕育的，但在苏联，摇滚革命却是由那些特权阶层的后代塑造的，米高扬的孙子以及其他苏联精英阶层的孩子们。
“如果有什么东西被宣布为非法，人们反而更加渴求它。如果克里姆林宫之前承认了披头士，那么一切可能就都不一样了。”
诚如此言。
套用书中那句“克里姆林宫失去了披头士一代人，然后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国家”的说法，无论哪个政权哪个国家，谁失去了年轻一代，他们就会失去这个国家。
在这里，革命是以音乐，是以摇滚的名义发起的，其实质是服从人性，是对反人性压抑人性的文化和制度的革命。披头士无意之中，参与了瓦解苏联的那场革命。
当我在披头士乐队的节奏中，敲击键盘写这篇文章时，我突然停下来问自己：“这音乐能够激发我像苏联那些披头士狂热爱好者那样么？”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如《译后记》中那句话：“披头士风潮甚至突破了铁幕。但他们却没能穿破竹幕。”
或许对于我们来说，音乐未必能改变世界，但也让我们在苦难中有自己的追求。《回到苏联》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在铁幕中，也是能够有所追求有所作为的。
▲《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英]莱斯利·伍德海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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