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闲汉李逵乱世生存的特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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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好汉还是闲汉？
李逵这个人在梁山上是最奇怪的，这种奇怪由一件事可以看出：这位被江湖上称为黑旋风的家伙一方面似乎风格特别的草莽不羁，嗓门大，爱喝酒，爱杀人，心思简单，以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著称，他对于忠义或替天行道之类的大道理也没什么兴趣，但另一方面，他却是宋江最信任的人，他一见宋江则毫无脾气，仿佛自我矮化到泥土里。一句话，他在宋江跟前和在别的地方，完全是两个人。对这种奇怪的两个李逵现象，过去的人们喜爱用他性情的纯真来解释，因为宋江是江湖上道义与忠义的象征，所以李逵对他才表现出不同于其他任何场合的自觉顺服。对李逵形象的这个解释显然不够。
过去一度唯物史观盛行，对《水浒》描写的社会反抗统一地被定性为伟大的农民起义。因为是农民起义，而过去传统意识形态对古代的农民又有一些标签化的道德界定，因此，李逵似乎特别符合农民起义史观下的起义农民形象。他出身农家，有打抱不平的朴素正义向往，对于精致高雅的文化生活，除了爱看热闹，其余一律兴趣不大，而且特爱抡板斧排头儿砍人，所以也特别富于反抗精神。可从书中赋予的李逵的经历来看，最起码他开始行走江湖以后，他肯定不算地道的农民，而且从实际情形看，他也不算品德朴素纯良。
宋江杀死阎婆惜，在逃亡一圈后归家伏案（关于他为何坚持要回家，这其中也有文章，以后再予讨论），在潜规则司法的关照下，他被流放到江州，因为神行太保戴宗而结识李逵。李逵虽声称对宋江如何如雷贯耳，其实多半是客气话，此前，虽然他也是山东人，他的生活却与宋江毫无交集。他在江州的生活是在戴宗照顾之下，戴宗系江州管理牢城的一个官吏，他大约是戴宗关照而被录用的临时看守一类。然而，很显然，李逵被戴宗录用决不是普通官府招聘那么简单，因为戴宗并不把他看作很普通的下属，而是当作戴宗作为中级官吏在本地社会活动的一个抓手。
说起李逵的这段经历非常有意义，因为对于理解他后来在轰轰烈烈的梁山事业中的作为非常有用。从《水浒》全书看，江州时期的李逵这种角色很常见，早期的高俅是这样的人，杨志杀死的牛二是这样的人，大相国寺菜园子里阴谋把鲁智深颠粪坑的众泼皮，也是这样的人，其余例子还很多。简单说，其实这样的人物就是所谓泼皮和闲汉。古代社会有宾客门客，那是有相对固定主奴关系与身份的豪强帮手，而闲汉和泼皮则是同样脱离了社会与家庭的结构，以及社会与家庭生活所代表的道德秩序约束，但并未成为固定主奴关系的人群。他们之自以为是江湖人，就是指这种脱离了社会与家庭秩序的个人状况，而他们距离梁山似的江湖好汉生活尚有不小距离，他们生活还是依赖于原有社会体制所提供的某种关联和庇护，而这种依赖主要是人身性的和人格性的。
江州李逵就处在这样一个从良民到好汉的中途，也就是闲汉状态。对于闲汉来说，人格化的人身依赖是生存绝对必须的，所以特别讲义气，也就是对于他所依附的人物具有无条件的忠顺。这种忠顺并非出自制度化的主奴规则，而是出于生存的绝对规则，是其自身精心决定的结果，因此，在这种虚幻的主体性意识中，他不仅没有感到主从关系的任何不便，反而为自己的绝顶义气而感到十分自豪，构成其基本的自我意识。说刻薄一些，也可以说，这也是闲汉职业的自我销售技巧。
▲京剧《黑旋风李逵》剧照
▍一个闲汉的自我修养
现在人利用新学术范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很注意流民的历史作用，但这些研究多半是从流民作为社会力量群体的情况入手，对微观的情况尚不够注意。江州时期的李逵，以及上面提到的早期高俅等，这类闲汉身为古代社会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人民，他们其实就是流民。闲汉与历史研究中所说的流民确有分别，这一分别主要在闲汉是个体性的，也可以说，闲汉们这样因为各自生活变迁而失去社会正常身份的人，仍生存于正常社会与非常社会江湖的接轨处，江湖固然是其最后无路可走时的最后选项，但一般来说，他们还是希望尽量抓住各种人事机缘，紧紧依附于资源丰富的正常社会。这就对他们的人生存技巧和生活本领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后来鸿运高照的高太尉最初的发迹与他踢球的技艺高超有关，这个是人所共知的。白日鼠白胜之类会贩卖个私酒，是不是假酒就不知道了。鼓上蚤那是技术专业人士，大相国寺菜园子的泼皮们是没什么本事的，但他们眼光不错，发现了超级大寺庙没人管理的菜园子，这也提供了他们一条衣食之路，他们后来跟随鲁智深看管菜园子，就像李逵跟着戴院长，估计菜园子里的寺有资产更是他们予取予求的取款机了。只有牛二这种闲人除了撒泼实在是没本事的，所以他死掉了。正如如今的失业文人最起码要会写专栏。其实，像牛二这般既没本领，又不注意自我修养，而且对地道好汉不认得、不打听的闲人，即使杨志不杀他，他自己也会饿死，这是可以肯定的。
总的来说，闲人与闲人不一样，闲人除非狠下心干脆做强梁，不然要在正常社会活下去，是必须有一点技术的。李逵表面看什么技术都没有，他自己对自身的缺点显然也很清楚，所以他给自己设计了两件绝活：一是敢杀人，二是尊重大哥。第一点本事很重要，可以说是李逵的立身之本。司马迁写《游侠列传》，记载当时的著名王侯也经常私下与大侠们交往，因为各种身居高位的大小大哥们总有不方便的事情和时候，而这些时候，若有一些关系亲密，胆大心黑的小弟，这是绝对必须的。所以李逵的敢杀人实际上与高俅的会踢球是一样的技术，都是大哥们很需要又不那么上台面的关键技术。至于敬大哥，这是技术有所施展的前提。配合这些核心技术，李逵又精心发展出一套红花绿叶的配套技术，比如个性粗豪，心思单纯，一个豪放的粗人形象。如此一个耿直、粗豪和特愿意替大哥出手的死忠兄弟，试问，哪位大哥不喜欢？
通读一部《水浒》，读者不难发现，李逵除了对宋江的表现符合完全“李逵手册”，他对于其他江湖朋友何曾表现出多少义气与体贴？初识宋江，他就为鲜鱼的事与张顺打了一架，这自然是给江湖上最有名的超级大哥的见面礼，大哥也立即看在眼里，知道此人可用；后来，他杀朱仝看护的小衙内，砍公孙胜的道士师傅，杀死扈家庄上下老小，诸如此类不够朋友的事不知道干了多少。所以，李逵的粗豪和天杀不是什么天生秉性，而是闲人生涯中长期自我修养的产物。这与高俅的球艺，燕青的吹弹相扑技艺和鼓上蚤的梁上功夫一样，都是一个乱世闲人求生存的理性所发展出来的绝技。
总结以上概略所说，闲人的本领与一般士农工商所学还是颇有差异。简单说，闲人需要精练的是那些能满足大哥和领导们很暧昧或特殊需求的技术，不明此理，按照数理化和天文地理那一套，或者像大部分好汉那样没日没夜操练枪棒，打熬力气，那是没用的。书中只说李逵天生神力，这从他与其他好汉放对的记录看，多半是靠不住的，是一种因为他地位特殊而对他能力方面的隐晦批评。
▲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李逵
▍天下闲汉何其多
过去儒家背景的学者论中国古代社会，一般是从庙堂和江湖的二分法来分析，因此有所谓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的说法。前者指得时得势，可以在传统自上而下的社会体制中占据合适位置，从而可以贡献于社会和合法获取社会资源的情况；后者则指天下崩坏，个体被自上而下的社会结构抛出，从而处于个体本位，不得不进行无规则的横向结合的情况。问题是，天下的崩坏非一日之功，社会的解体和无数个体被抛向秩序的虚空、并在那里自行结合和重生，这实际上是一个逐渐和漫长的过程。
一个人，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被抛出社会主流，这距离他加入彻底无法返回的江湖世界，中间有很大的距离。而古代社会的运行又可以说机制性和必然地产生大量此等人物，这些人生存的状态就是所谓闲汉的世界，这些闲汉在这样一个既非庙堂，亦非江湖的世界里讨生活，为生存而奋斗，从而形成其独特的人格特征，个人意识与公私伦理准则；所以，要理解李逵式的好汉，必须先了解闲汉李逵的社会与文化成因。
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是围绕着理想化的庙堂世界建构的，为此有一套如何办就天下无事的软硬办法，对闲汉与江湖的世界其实是不管的，除了对强盗和反贼的坚决镇压。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有丰繁源流，讨论起来可以有各种角度，但有一件事是基本明确的，那就是，由于自上而下的结构是以家族为对象，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极少考虑个体的社会角色问题。凡立国之初，由于人口稀少，土地资源过剩，因此每个核心家庭都可以获得足够的生活和生产资源，而基于宗法大家族则在政治上构成社会的支柱，于是很快就有所谓安居乐业的盛世。可社会毕竟是动态的，人口的增长很快就会打破这种人口与资源的均衡，而统治的效率也会随社会的复杂化而降低。于是，一般王朝中期，大量没有直接土地资源的个人就出现了，这是闲汉的第一波。
另一个问题也加速了闲汉大军的扩张，那就是城市化。社会的繁荣与和平的持续，统治与上层阶级生活的发展，使得城市不再仅仅是政治与权力的中心，而自然地变化为人口集中和市场繁荣的经济中心。资源流向城市，自然也使城市成为消费浪潮的发源地。而如此城市的居民在传统的国家生活中地位是很有限的，是经常遭到系统的法制制度化歧视的人群。因为没有以核心家庭的土地拥有及其相关税收这一强大的制度纽带，城市居民的个人主义特征因而大大凸显出来。李逵到了江州之后是没有家庭的，而其他人，即使安居乐业的王婆，卖梨的郓哥，卖炊饼的武大郎，也都不牵涉《大宅门》式的家庭生活。更不要说牛二和大相国寺菜园子的偷菜团伙。古代的个别时期，皇帝和国家意识到这种特殊的城市人口资源状况，也采取过一些措施，比如汉武帝的征发商人及其子女参与远征。但这毕竟是临时性的，而且与宋代以后的城市相比，其牵涉的人口绝对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历代政治的保守与改革往往都与地著问题有关，打击土地兼并在政策上起起伏伏。可即使那些按制度拥有土地的农人也非常清楚，无论理论上的政治地位多么崇高，耕种毕竟是一种可以计算的职业选择问题。除了与商业等城市化生活的直接效益相比，他们会不断调整社会职业身份，还有一个古代农业更大的特点会促使他们大规模变为非地著的人口，那就是自然灾害。蝗虫和水旱灾害在一个面积广大的农业社会随时发生，而国家的税收和赋役政策则不能及时有效调整。因此，当灾害发生，除了当强盗，直接入江湖，理性的选择自然是把土地卖给愿意购买的人，或者为佃户，或者进城市。这是造就闲汉的第三股，也是最大一股潮水。
城市也确实给闲汉们提供了一些珍贵的生活资源与机会。开肉铺的成了镇关西，西门大官人成了官民敬仰的地方达人，就算李逵这样的也成了整日喝酒耍横的角色。相比传统社会角色设定的家族关系网络，个体的生存固然支持系统薄弱，但成本也相对较低。俗话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最关键的是，个体化生存的选择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原来作为公民那些不能逃脱的义务和责任也同时消失了。对于闲汉的精神世界来说，无论庙堂的道德，还是江湖的道义，这都不是什么值得尊重的东西，都可以随时踩在脚下。个人生存，以及对于生存的依赖关系的忠诚，这才是第一位的。
对于闲汉来说，最大的生存机会和生活资源无外乎是投靠一个可靠的人，这是其生活基本情境决定的。高俅投靠了九大王，金翠莲父子投靠了赵员外，阎婆惜投靠宋三郎，大相国寺的菜园子外泼皮投靠鲁智深，诸如此类。简单说，对于闲汉来说，因为生存始终是人生最优先目标，因此依赖性的人格是其基本特点，也是其必须。试想，如果镇关西郑屠是老种经略的姻亲故旧，又或者，高俅遇到的不是九大王而是柴进、晁盖，很自然后面的故事也就绝对不同了。
闲汉满天下的状况与闲汉积极投靠主人的人格特征，这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是，庙堂上与江湖人各种野心家看到了动荡即将到来时代的机会。庙堂中人在其中找到了好玩的、好用的高俅和陆虞候之辈，江湖中人则在其中迅速地汲取庞大的人力资源，为造反进行组织的准备。所以，细读李逵宋江故事的读者不难发现，在江州不是李逵遇到了宋江，而是宋江一见之下，立即另眼相看，看中了李逵。对天下的动荡早有敏感的宋江多年仗义疏财，一心结交江湖人物、各路闲汉，李逵正是他的未来大计划中别有作用的超级打手型人物。
▲郭戴邦《水浒》人物画之黑旋风李逵
▍一桩可疑的忠义事迹
以梁山好汉们的履历、本领和业绩来说，李逵最多算中等水准，但他在梁山地位特殊，这是大家有感觉的。所以从吴用开始，上下都经常让着他。除江州劫法场再次在宋江面前挥动板斧，砍杀了一些围观普通民众，李逵一生出彩的情节实乏善可陈。可一部《水浒》，论给人们印象之深，李逵肯定在多数好汉之上，这虽然很奇怪，但却是事实。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通俗说，就是大家都知道：李逵是宋江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他的私人。
不可否认，到了梁山泊，李逵的个人事业确实达到了顶点，再不是那个浔阳江头张顺都不知其谁的小牢子了。成了有高级认证的江湖好汉，自然李逵也不免有一些江湖英雄的业绩，其中除了一如既往地不分青早白杀人放火，他的事迹中还有一桩特别光彩的事情，那就是为维护社会正义，与宋江翻脸又负荆请罪的故事。
在梁山泊排定座次，宋江初步确立了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之后不久，李逵跟随大家赴东京进行第一次招安接洽工作。因为招安外交演变为火烧东京的大事件，于是大家各自返回山寨。在他与燕青联袂返回的半路，他们在距离梁山泊不远的一个村庄，遇到一起冒充宋江、强抢民女事件。他不顾燕青的常识劝阻，一口咬定就是宋江好女色，回到山寨，立即砍倒替天行道的杏黄旗，非要砍杀宋江。事发时燕青已经提醒他，以宋江的平时作风，这事绝不可能，而宋江更是解释说，他回程时与几千军马一路，没法干这等事。李逵打死不信，立下人头军令状，与宋江及众好汉前去村庄对质。结果自然毫无悬念，李逵彻底服软，负荆请罪。
这件事非常简单，但却非常蹊跷。李逵对宋江的个性非常了解，而且当时有燕青的在理劝告和宋江等人的合理劝解，可他就是一意要把事情闹大。要解释这件事，必须联系宋江在菊花赋诗，完成排座次后的政治日程。山寨已经完成了自身的政治秩序重建，下一步无论是打天下，还是走招安路线，宋江心里其实已有相当成熟的考虑，但无论怎样抉择，都需要内部权威的巩固。因为反对招安的声音已经很高，李逵也是其中声音最刺耳的一位。宋江要克服这种声音，必须采取措施。考虑到这一政治需要，我们不妨武断些推测，李逵诬陷宋江事件就是一幕宋江有意策划的政治秀。
对于宋江或任何此类基于江湖力量集结的领袖来说，要把基于个体释放的江湖力量结合成持久和运用自如的社会性力量，建立不可挑战又富于道义优越性的领导地位，这都是关键中的关键。而在这一过程中，弹压有代表性的挑战者，是最有效的简便的方法。梁上好汉都知道杏黄旗是宋江领导地位的标志，李逵则是反对当时已经初步登场的梁山招安新路线的代表，同时他也是宋江最为信任的自己人。李逵以激进反招安派的身份混入鲁智深、武松和吴用等反招安小集团，以他历来对宋江的忠诚与关系而言，很可能是有使命的卧底行动，也是任何政治领袖面对内部挑战时必会采取的内部监察措施。
所以，在李逵负荆请罪并由宋江重申了军法无情之后，梁山上的反招安声音再也不能成气候了。从结果看很清楚的是，李逵的无理取闹事件不仅使杏黄旗真正彻底树立起来，突出了宋江的领袖权威，也含蓄地展示了新秩序之下梁山军法的无情和威严。熟悉水浒的人都注意到，尽管有这样的无理取闹，宋江与李逵的特别亲密关系却丝毫未受到影响。李逵在招安后的各项行动中没有表现出对宋江丝毫不服，直至为他而死。而直到他的枉死，他也没有辜负一个闲汉的基本道德准则：对大哥有用，至于忠义什么的，那是大哥们的事了。
【注】本文原标题《闲汉李逵的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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