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有些历史现在可以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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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22日早上，我与朋友们一行在住处附近偶然发现台湾土地改革纪念馆时，毫不犹豫地进去一探究竟。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未曾想受到侯馆长的热情接待，不仅让我们看相关的纪录片，走时还承他们的雅意赠送我一册《当代地政泰斗萧铮博士传略》。当天黄昏时分，我在台北罗斯福路一小巷古今书店买到《与农共生》（事关这几年台湾农民之争取权利的组织活动）、《中国农业经济史》等书，想起去年购读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的经历来，我常常觉得自己在阅读上是相当有缘的。
在读书这件事情上，什么叫有缘呢？这就是你关心什么，往往就能心想事成地买到什么书，那是因为你历来用心记挂它。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只关心中国当下的三农问题，更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民国乡村建设，对卢作孚、傅葆琛、陈志潜、冯锐、杨开道、孙恩三、张雪岩等，我都花了不少精力，并以写作“民国NGO史上的失踪者”系列，来贯穿我对此的关注与研究。真是瞌睡一来，枕头便到了。前两天到傅寒兄客栈，他说刚买了一本书——杨渡、简明仁《带着小提琴的革命家：简吉和台湾农民运动》，谦称读不太懂，便赠我这个嗜书如命的饕餮。回来即开读，一气读毕，对增长台湾历史新知颇有助益。
9月的台湾之行，多姿多彩，可写的东西不少，但由于事多，按下未表。那次杨渡兄请我们一行在牯岭街吃日式料理的聊天中，也未曾提及他即将出版的这本新书，或许他可能认为，我们对这些历史，未必有兴趣。要么怕我们一无所知，而使做客者显得尴尬。的确，日据时代台湾人的反抗，我熟悉的也就是雾社事件（电影《赛德克·巴莱》即以此为蓝本）、文化协会蒋渭水、林献堂等人了。前者知道一些事迹，后者粗翻过林献堂及他夫人的日记。但对于简吉深度参与，并领导的台湾农民运动，却所知不多，这书帮助我对台湾历史的复杂性，有更为深广立体的认知。《带着小提琴的革命家：简吉和台湾农民运动》，由杨渡兄贤伉俪主政的南方家园出版社出版，让我想起野夫兄的《江上的母亲》、《大地呻吟：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思考》与潘光哲先生主编之《容忍与自由：胡适思想精选》等书，均出于此。对于一家经营未几年的独立出版社，能出这么多好书，殊属不易。
▲《赛德克·巴莱》剧照
纵观台湾近四个世纪历史的变迁，无不与它所处的地理因素，从而产生的地缘政治，有相当深长的关联，至今依旧如此。1894年中日黄海大战最显著的后果并不是中国海军的不堪一击，却在最容易产生血腥地缘争夺的台湾发生了，那就是它作为母体的边缘，被迫割让给了日本。作为失败者，不论有多么屈辱，你得签下那割让的证明——史称“中日马关条约”。侯孝贤拍二二八事变谓之“悲情城事”，它不仅是一个比喻，其实台湾这几个世纪以来的命运，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解严前都不乏悲情色彩。黄海大战被逼割让台湾，更彰显了台湾漫长悲情历史的地理要素与地缘政治的后果。因为再怎么蛮横的日本，它也不会横暴愚蠢到要清政府割让一个内陆省份，来作为战争失败的赔偿。因为从经济价值（航海与经济通道、对日本所缺资源的补给）、地缘因素（作为日本北上东进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诸种侵略的基地等）、管控成本等方面来考量，都不符合一个理性的经济与政治群体之所为。
但日本人似乎低估了台湾人的反抗也是有传统的，我们从作者所梳理的台湾日据时代的反抗，就能一目了然地知晓，其反抗的性质与阶层色彩。从1895年“台湾民主共国”的短期反抗，接下来几年的抗日游击战争，以林少猫被捕为止，到第三个阶段则从1907—1915年的13次大大小小的反抗，而以著名的噍吧哖事件为结束，20年内，总共牺牲约20万人。噍吧哖事件后，使得台湾一些觉醒之士，意识到单用武力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卵击石，要用社会运动的方式将人组织起来，才能形成集团与聚合的力量。
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以及20世经左翼运动，从各个方面——台湾留日学生接受之日本左翼思想、苏联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主义之争与建党运动等——对台湾的反日斗争输送了一些理论、思想，同时也在民族自决上使得知识分子，有所觉醒。于是1921年10月，以林献堂、杨吉臣、蒋渭水为领导层的台湾文化协会宣告成立，以在台湾做文化启蒙自认。文化协会相对说来是比较精英化的抗日方式，与一般底层民众几无瓜葛，与后来在实际运动能力上超过他们的农民组合之间，并无很直接的关联。
但是且慢，蝴蝶尚且效应，人与人之间不是也存在“六度空间”的交际理论吗？况且台湾面积不大，文化协会的文化启蒙与民族觉醒，自然会以某种曲折的方式，来到底层社会。事实也正是如此，文化协会的年轻成员李应章1921年从医专毕业后回到家乡二林行医，底层人很实际，启蒙如提“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之类，虽有一定观念觉醒之效，但实际作用终究未彰。李应章骑摩托车四处行医行善，积累了不少好名声，眼见蔗农——日本国内对糖需求很大，且经济价值亦高，故日本统治者压制农民种水稻，强逼他们种甘蔗——辛苦异常，却被日本掌控的株式会社及各大糖厂，压价少秤，从中无度盘剥。李应章在1925年6月于台湾文化协会的影响下，成立了“二林蔗农组合”，当年即爆发了二林蔗农与日人控制的大糖厂之间的利益争斗，史称“二林事件”。
▲简吉（左）与李应章（右）
这时真正贯穿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之始终，且将其争取权利的精神延展到台湾光复后，并于白色恐怖中被国民党枪决的核心人物简吉出场了。用杨渡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李应章是农民运动的盗火者，简吉则是农民运动的推手”。简吉出生在农家，好不容易全家供他考上台南师范，毕业后当上了彼时很多人羡慕的老师，工资也在一年年增长，而且他娶到同为老师的妻子陈荷，很快有了孩子。按照一般人的事业及生活路线，把小家经营好，使家庭和美，这未必不是人生的成就。何况他作为老师，也可以通过教育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长大了，起来反抗日人的统治与盘剥。这样既稳妥，也不失为有意义且美满的人生。
这样的道路，当然近乎完美且是有价值的，可惜不符简吉的性格，以及他对现实苦难的考量。眼见农民的苦况，且许多孩子上不了学，他内心十分难受。要从教师变成一个农民运动革命家，其间的挣扎辛酸，以及他家人特别是妻子陈荷一生的含辛茹苦，将几个孩子带大，不是简单的笔墨可以罄尽的，即便是这本书也没能完成这个任务。一部纪实性的史书，不容易过多地挖掘简吉的心路历程。我们很难知道他从22岁开始参与组织台湾农民运动——由其家乡凤山农民组合开始，而扩展开来以至全台——到48岁被枪毙，这26年过半的时间在监狱中度过。其艰难苦况，诸多纠结，除他自己外，恐怕没有任何人能真正抵达其内心。但心理与个性的状摹，不是此种著述的长项。
但简吉有一个与他坚韧不屈的性格，好像是非常相反的匹配物——随身携带的小提琴，透露了他内心的柔软与不舍，以及对美的深深眷念与喜爱。以弱小的农民运动，抗争庞大的日本帝国的高压统治，不可能有像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么多波澜壮阔，残酷甚至绝望的现实终究不是戏剧家的浪漫安排。因此我不准备给大家细述简吉那些反抗过程，其间与台共的谢雪红、蔡孝干等人及机构的往还，使我们许多时候对历史有一种欲迎还拒的纠结状态。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历史很多时候不准备让有思考能力的人，有偷懒简化它的机会，它不会那样成全人的智商。但我对简吉太太陈荷携子在台北收拾他的骨灰后，带回的一个后来从未开启的小布包却非常感兴趣，这一部分我反复读了几遍，让我潸然泪下。因为那种对家人的愧疚，与自身理想的纠结，我也有自己的体会。虽与简吉先生相比，微不足道，但也算是一个有点浅经历的过来人吧。此种遭遇，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将不知凡几，谁知道呢。
原来这小布包就是简吉狱中所写的日记。这日记内容虽不多，却是研究简吉最不可忽略的文献。简吉断乳后一手抚养他长大的祖母，临终时喊着他的名字而断气。后来他出狱后还继续奔走农民运动之事，他母亲沉痛地说：“你祖母呼喊着你的名字而断气，我以及你父，难道无法让你送葬吗？”在狱中收到家人的照片，看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想像得到妻子与岳母的辛苦！注视着——看呆了——不觉热泪盈眶。旁边若无管理员——不，心里多么渴望着旁边没有人看，能够尽情地放声恸哭，涕泗纵横。只好在妻子和岳母面前（在照片面前）由衷的忏悔！”“愿忏悔，愿道歉，对孩儿亦是同样的心情。啊！从儿（三男）的样子多么可怜，一定很凄凉！我注视着，他的眼睛似乎在说，‘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无父之孩儿，守活寡的母亲——但是，我如果真正地死了的话，他们都该可以想开，可以看开了呢！”（p.124）
▲简吉夫人陈何与长子简敬合影
读到这里，真是令木石动人啊，让人想起清代诗人黄仲则在其母死时，未能在身边送终的恸哭，“此时有子不如无”啊。简先生说自己宁愿死了的好，这样在监狱中活着对妻子与孩子们，真是个永无盼望的负担啊，有夫有父如此，不如没有啊。有很多大陆人羡慕台湾如今的民主自由，以及社会的良序美俗，很容易浪漫地认为是蒋经国——对蒋先生的功过，历史当然应该有公正公允的评价——在1987年解严带来的。公正地说，我们承认他是如今台湾进步的推手之一，但他的作用不能夸大。一个良好的社会，是多少像简吉先生这样的人努力奋斗、牺牲的结果啊。他们的亲人在无数寒风苦雨中，在多少个暗夜里无助地独自饮泣啊。别的不说，想想林义雄、郑南榕的家人，这种伤痛会伴随着他们直到生命的完结。尽管林家人已多信主，但在他们活在地上一日，恐怕仍或有纠结的时刻。这样奋斗牺牲的名单可以罗列许多，而简吉先生还算是幸运的，有多少人已经名实皆亡，消息于天壤间了。作为后来者，过着美好生活时，都要记得这并非理所当然，要心存感恩啊。
简吉走后，太太陈何信佛，很少说话，他的名字已成了家庭中的一个禁忌，因为那是一家人无法承受的命运重压与生命之痛。二二八惨案爆发不久，简吉在白色恐怖中东奔西走，东躲西藏，陈荷一个人在无助、恐惧中艰难地生下了简明仁。当她自己剪掉孩子脐带后，昏死过去，最终被孩子的哭声惊醒。也许是上天有眼，或者说承上帝的保守，简吉的幼子简明仁，最终在比喻及事实上成了简吉肉体与精神之子。简明仁在台湾的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返台，事业有成，逐渐有了解父亲足迹的愿望与能力。于是简明仁在母亲去世后，于母亲存放在哥哥处的遗物里，找到了简吉的日记，终于开启了简吉及其同志们如陈纂地、王石顺、陈昆仑、张玉兰、简娥、赵港等，到多达几万人所参与之反抗日本的台湾农民运动史的序幕。从2004年以至如今，漫漫十年长路，寻资料，探足迹，访健在者，办展览，做演讲，终于让这一段湮没不彰的历史，在许多人特别是简明仁和杨渡二位的努力下，大白于天下，非常不易。
2005年杨渡采访对简吉最后行踪知情的许月里女士，“她依旧忍受不住恐惧的喃喃着：‘现在真可以说了吗？真的可以说吗？会不会有事情啊？’”。这样的话这样的心态，作为中国人，你陌生吗？我想你就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也不会陌生。据有朋友告知与台湾转型正义有关的一本书——《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台湾转型正义阶段报告》已于10月出版，配上这本几乎同时出版的、图文并茂的《带着小提琴的革命家：简吉和台湾农民运动》，让我们觉得要抚平其间的创伤，找回迟来的正义，还有许多事情值得仔细来做。自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正在进时，每天都需要我们的守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简明仁找到了继续父亲关怀农民的方式，即用办社会企业的方式，来为台湾农村的持续发展来做出贡献，乃父在天有灵，也一定会甚感欣慰。
【注】图书信息：杨渡、简明仁《带着小提琴的革命家：简吉和台湾农民运动》，南方家园出版社2015年出版。本文原标题《现在真的可以说了吗：你不知道的台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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