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筱箐：为了利益，让我们假装谈感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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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怀疑自己得了某种心理疾病。圣诞节前两天，手里拿着一大摞封好口的贺卡站在自家公寓的走廊里，那种诡异的感觉再次袭来，弄得我心跳加速、手掌出汗、举步维艰。
“慌乱、游离、一种思想正在被不知名的毒浪吞没，无法对人世做出任何愉悦回应的感觉……那种感觉接近疼痛却又有着无法言喻的区别……更像是被淹死或闷死时的窒息，但即使这些比喻都不足以形容。”《苏菲的选择》的作者、美国作家威廉斯泰伦在自传《看得见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 A Memoir of Madness）中这样描述他抑郁症发作时的感受。
我没有抑郁症，我只不过是要去给公寓楼里的服务员们送上里面塞了年终小费的贺卡，却每次都像是良知未泯的少年被逼着去烧杀抢掠一样经历类似痛不欲生的心理挣扎。我我我，我这得的是更厉害的病吧？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看一个人有没有病往往并不是看医生的诊断，而是看他跟周围人有多大区别。按照这个土法进行自我评估，我觉得自己十有八九是真的有病。我的邻居们大多是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对他们来说这个年末“发红包”的时节大概是一年中感觉最爽的时候，这贺卡里夹着的干货与其说是对他人辛苦工作的一份感激，不如说是给自己的一个肯定，就像减税安民大赦天下的君王一样，爽到恨不得拍着自己的肩膀深情的说句：“童鞋你真是个体贴慷慨知恩图报的好人。”
这到不是白人特有的品性，其实每个人心里不都住着个乐善好施婊吗？
不管是裸捐的富豪还是在感恩节前夜往街角乞讨者手里放了一枚铜板的小职员，给予的陶醉和快乐是人都无法抗拒，有时候甚至可以让你陶醉到根本不去管那铜板是物尽其用还是明珠暗投。不过以利己为动机的利他本来就是世界进步的动力，反这个基本就是反人类。我不反人类，所以我不反我的白人邻居们为自己付出的“红包”而沾沾自喜。但这是我来到美国的第15年，对老年人直呼其名、吃生肉喝凉水和跟陌生人贴面拥抱都已经能做得像呼吸一样自然，却仍然跟这里的小费文化格格不入，这其中必定另有原因。
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把小费文化在虚与实、明与暗、假意与真心之间层层浸染，然后得出如此登峰造极的配方。亚洲国家从根儿里就没这个传统，欧洲国家小费的概念虽然存在，但基本上是可有可无、多寡随缘。只有在美国，小费才成了服务行业不成文的铁规矩，就好像装清纯的女孩子脸上那层技术高超的淡妆，看似若有若无，实则必不可缺。
照理小费本来应该是对优质服务的一种奖赏，可是在美国很多服务行业工人的工资已经事先扣除了他们可能从小费中赚到的部分，雇主坐等消费者替他补齐，所以工人盯着消费者的钱包时也理直气壮，消费者心理素质再好也无法当面锣对面鼓的“克扣”别人的工资，使服务质量在这部戏里成了无足轻重的角色。
▲ 美剧《破产姐妹》中就有对小费多少的吐槽
照理小费应当是商业社会中的一种互动式激励机制，可是在美国所谓的互动已经成了像麦当劳汉堡的制作过程一样千篇一律的固定模式。比如在餐馆，服务生会在上菜后15分钟之内再次来到你的桌前问你：
“How is everything？”
而你呢，就算正在暗恨他为什么非得这时候来打扰你和餐伴渐入佳境的对话，为什么餐伴瞎了眼挑了家这么难吃的馆子，或者为什么自己偏偏在这时候塞了满嘴的饭菜进退两难，都得赶紧挤出笑容乌鲁乌鲁的回一句：
“Everything is great.”
注意到了吧，EVERYTHING，就好像你和服务生不是在相互敷衍，而是在谈笑风生间解决了这个世上的所有争端。
照理没收到小费或小费额度低时，服务人员应当检讨自己的服务质量，可是在美国这种情况下接受检讨的是消费者的人品和文化。
在日本游客集中的夏威夷，出租车门内侧都会用英日双语提醒乘客交小费。在纽约的时代广场附近，一些餐馆看到欧洲游客来就餐，会自动把小费列在账单里而不是让客人由着性子去填空。在美国人开的餐馆里你要是小费给少了，服务生会用美国人特有的修辞提醒你，比如：“请问您需要一个计算器吗？”在美国的中餐馆你要忘了付小费，仍然秉承着中国人直奔主题脾气的服务生，追出三里地向你当街讨债也不是没可能。
如果美国的小费文化只是钱包对钱包那还倒简单了，正像那句传遍了网络江湖的名言：“如果我们没有感情，那好，我们来谈利益。”可是偏偏它还有那层不能捅破的窗户纸在，硬撑着把自己打扮成是跟感情有关。感激这种本来挺自然挺美好的情绪，明明是已经被量化了、标价了、而且交易过程还被机械化、程式化了，咱们还都得装着这一切都是源自内心、真挚诚恳、而且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基本是美国文化中虚伪的那一面里最虚伪的部分，跟这个比起来，政治竞选结束后输方对着电视镜头给赢方的那个甜蜜拥抱，或者公司里上司给你的那些以表扬开头的批评都根本不算什么了。
但是最让我抓狂的还是实际操作中的种种麻烦。比如纽约市各地区经济状况差异很大，公寓楼服务员的小费也就没有约定俗成的统一标准，小费付得多与少又事关个人形象，邻居们之前对此也大多讳莫如深，既然利益不能提，那咱们还是谈感情吧，剩下的事你就只能自己猜去了。
镜头拉回那时那刻那里的我。当我终于鼓足了勇气，乘电梯来到了地下室，发现已经有几个和我一样拿着一摞贺卡的邻居在这里逡巡。从楼管到杂工，这座公寓楼共有23名服务人员，他们的办公室大都设在地下一层。这么庞大的服务队伍，想要雨露均沾是不现实的，住客们一般会把“红包”定向给几位主管和一些在这一年里曾经切实帮助过他们的小工。这就意味着送贺卡的最好时机是你定向的几个服务人员刚好都在，而其他人刚好都不在的时候，但这样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基本没有。
我不知道邻居们是怎么在这种尴尬场面中泰然自若的，反正当我把贺卡交给了我的那些意中人转身离开时，总能感受到身后那些没中奖的人们投来的失望又哀怨的眼神，如芒在背，弄得我脚步凌乱，就好像是刚刚在这个光线昏暗的地下室里进行了一场见不得人的地下交易之后落荒而逃。
在逃往电梯的过程中，我想起了有一次回中国时在杭州住过的一家小旅店。退房时按照美国的规矩在房间里留了小费，站在前台结完账正要离开，前台接了个电话，急火火叫住我们说：“清洁员说你们把钱落在房间了。”听完我们的解释，前台对着电话里说：“客人说那是给你的小费。”然后电话两头的两个人开始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真爽朗，没有利益全是感情，我一直都记得。不过可能那样的笑声在中国也不多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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