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你有底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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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教书的七年里，每年都给同学们推荐电影，每一年都有《闻香识女人》。
城市里读书的学生一般会知道这部好莱坞旧片，而来自县城或县以下学校的就知道得不多，有些听都没听说过。
看过《闻香识女人》的大学生多动心于那段探戈，少数男生对片尾的大段演讲感兴趣。
有一次简短的课上讨论，我问大家对这片子中的人物怎么看。
一个男生站起来说：人物塑造不成功，这个查理最假，不合常情，那几个捣蛋的人又不是他朋友，为什么保护他们，能上名牌大学，那么大的诱惑都不要，太不真实了。
看着这位平时热心肠又憨厚的同学坐下，想到《闻香识女人》的故事如果发生在中国，会有怎样的结局。
一个中学生，父亲早逝，继父和他的关系一般，家境一般，靠母亲经营杂货店支撑，在无意中看到几个同学设局戏弄了校长，校长私下约谈并威胁他：讲出肇事者是谁，可以保送上哈佛，否则可能被开除学籍。
我的学生确实说出了这件事的“中国式关键点”，是否讲出他们的名字，要看那几个同学值不值得去冒被开除的风险，而片子中的查理有他的操守：人不可告密。
不同的底线设定，决定了不同的选择。
▍不敢说话写字的年代
祸从口出，一直是我成长的环境。
刚上小学，听见同学念顺口溜：班主席，大肚皮。
觉得好玩，在家里随口念了，被爸爸听到，他好像紧张得很，严辞喝止，不懂为什么他那么发火。
过了很久，爸爸骑自行车带着我上街，路上用很低的声音叮嘱：任何时候不能乱说，别人说什么不能跟着学。
而我半懂不懂，只觉得害怕。
后来他才告诉我，那次他是把“班主席”听成了另一个主席，当时确实吓坏了。
1966年，看见了各种批斗各种游街各种彻查反标，懂了这顺口溜的危险。
不敢乱讲话，也不敢乱写字。
“写在纸上的字，就是整你的证据”，这是爸爸留给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
读小学了，有了自己的带锁的抽屉，不过，要接受家长的抽查，主要是检查写了什么字。就这样，我最初的日记都被销毁了。
我先生早年写的日记现在还有几本，想从那中间找到个人信息根本没可能。
当年有个口号“狠斗私字一闪念”，一闪而过的念头也要交代，没人敢在日记里写实想法。
他的日记主要是口号决心和抒情，但是其中是有猫腻的，字里行间藏了只有他才懂的暗语暗号，标记了一些平时想法感触或重要的记录。当时他都记得这些暗语暗号，可是时间太久了，渐渐忘了。
现在，守着几大本字迹工整的决心书一样的日记，他也完全不知道其中还夹过什么私货。
我们开玩笑说，怎么没留一个密码本呢。
他在1968年去乡下插队后不久，用粉笔在自己的箱子上写了四个字“彷徨无聊”，不知被什么人揭发检举，白天劳动，晚上和村子里的地主一起被批斗。
所以，哪里敢留什么密码本。
那时候的日记没有隐私，甚至有人有意把写满表忠心的本子摆在容易被看见的地方，方便了别人偷窥和向上汇报。
事情开始有变化，是林彪出事。当时我们一家正下放农村，一贯谨慎小心的爸爸妈妈躲到厨房偷偷说话。太可怕太诡异了，那种窃窃私语，紧张的眼神和表情，我听到了一点，心狂跳：这个也敢说吗？
为什么会这么怕，最普通正常的言语行为，在告密者的眼里都是有空隙有空间有价值的。
▍两个告密者
对告密者，我的态度始终是，知道他们存在，又非常不想真实确切地知道究竟是谁在告密，只当那是个笼统空洞的存在，很怕他在我的生活里“兑现”。
有个期末，有位同学发短信给我说，老师，有关部门找我了，我什么也没说。
没几天，和这位同学碰见，我有意避开这个话题，不想知道是谁找他，问了什么，包括这位同学是否害怕。我想如果我问了，他可能会更害怕。
自欺欺人地回避，同时我也确实觉得堂堂正正的没什么可怕，人也不能总在害怕。
而告密者的心态是怎样，想起下面两个人。
80年代末期，很多年轻人来深圳找工作。有个人偶然说起他在大学里监督汇报老师同学的言论，几年下来和有关部门合作愉快。当时的大学生包分配，临毕业他被找去谈工作安排，他感觉上学的几年自己贡献不小，于是狮子大张口，讲条件讲过了头，讲了工作又讲住房，最后双方没谈拢。眼看着同学们都安排了工作，他却没人接受，于是变成南下找工作大军中的一员。
这些经历，他是当着办公室里好几个人聊起的，没丝毫的避讳顾忌和心理负担，倒是透出点遗憾，好像早知如此，不该胃口太大，和组织讨价还价。
另一个应该是个90后，一位老师说起这位刚毕业的学生很优秀，正在等用人单位的通知，据说那份工作很有保障，一般的毕业生想都不敢想。他在大学期间已经做了很多，很被赏识，正雄心勃勃地等待报到上班，他的工作之一是监督一位我也认识的老师。
我问过这位被监督的老师，他的口气好平静：是的，我知道的。
就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各自的存在，大家都在履行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不必追究对和错，都不过是捧一个饭碗。
可是，这里没有什么不对吗？
▍告密的好处
什么人需要告密者，为什么有人乐于充当告密者？
全知全觉的人是没有的，一个人图谋只手掌控一切，事实上不可能。但他总想洞悉他一个人所不可能了解的全部，甚至想按自己的想象掌握莫须有的东西，这时候就不能不依赖告密者。
我知道很多小学校，老师常要培植打小报告的孩子。有个老师说，哪儿有做班主任的不想眼观六路耳听四方？
《闻香识女人》中的查理坚持“我不能说”，他守着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底线。
我看见有记录说1899年，年轻的麦克阿瑟刚考入西点军校，遭到高年级学员虐待，他们迫使他站在碎玻璃上做各种动作，事发后，在接受法院调查的时候，麦克阿瑟讲了自己的受虐细节，但是，始终不肯说出施虐者的名字，即使冒着被西点军校开除的危险，他当然不是要袒护或者惧怕那些人，他要坚守他认为的正确。
当我推荐《闻香识女人》的时候，能感到很多年轻学生对告密和所谓底线很不以为然。难道这底线只是美国人的，跟中国人无关？
去网上查询“告密文化”，看到一个说法“商周时代有个崇侯虎，他是中国的第一个告密者”，这说法恐怕不准确，应该是有人类就存在告密。
查询哪个朝代最鼓励告密，据说是武则天当政的时候。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有个叫鱼保家的人向武则天献计，奖励告密，除设计了告密盒“铜匦”外，还鼓励赴京上告，凡到长安揭发他人的，州县要负责给配好马匹和提供相当于五品官的俸禄，确保其尽快平安到达，而且不得过问他要揭发的内容。如告密属实，能得到奖赏，不属实的，不予追究。人哪儿受得了这种激励，一下子各地告密者蜂拥去长安。
继续搜索，能见到被称作中国第一奸臣酷吏的来俊臣，也是武则天时期的人物，他和人编写了专讲罗织罪名构陷他人的《罗织经》，据说这本书失传了，不过告密这个行当却没失传。
事实上，告密文化在曾经的苏联曾经的东德都盛行，大义灭亲和人人自危的故事很多，解密档案公布于世后，很多人惊讶地发现好朋友和家人原来多年来都在做密探，汇报自己的一举一动。而这种害人利己的机制常常依赖于一个庞大有力的体系，这也更透出它的可怕和对“人性善”的肆意侵蚀和毁坏。
有年轻人说他不太相信，真有连“一闪念”都不放过的时代，他认为在现实中这个太难操作。
当怎样认错都不能过关，只有不断把自己说得更坏，把不存在的罪名不计后果地加到自己头上，在自杀前还要留下个万岁万万岁的字条，试图保护还活在世上的家人或保姆，有人说，当一个人能够这样对待自己，为自保去告发别人也许不能算恶行了。
那么究竟存不存在一条界线，规定着人们的行为判断？
各种各样的不安全感，使得人渐渐习惯了私下暗藏着一个绝不示人的内心世界，它是低下的，无光又真实的，时时心惊肉跳的世界，而外表却要换一副面具，同他人绝对一致的举止言行，为蝇头小利或求得平安就去做告密者。
如果一个人只说假话，从不知道什么该坚持什么该拒绝，他的天性必被折损。而窃窃私语的流行，内心多隐秘，众多分离人格的存在，对平稳安宁的社会生活才是最大的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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