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炮儿的野湖：底层阶级的最后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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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曲“花房姑娘”缓缓响起，片尾打出卡司表的同时，圆明园野湖的结局也成为观众最后的悬念。这是冯小刚主演的电影《老炮儿》，昔日的胡同串子，今天各奔东西的老炮儿们，面对难以理解的社会巨变，尽管艰难，但是仍然坚持他们自己的“规矩”、选择他们自己的时间、地点和“茬架”，来解决突如其来的暴力纠纷。
不过，电影上映几天坊间暴增的热议和影评，已经不惮以最恶毒的语言投向老炮儿，从“变老的坏人”到“大一统意识的直男癌”，到“池里拉屎的老流氓”之类，充满了对老炮儿们深深的阶级歧视，或者势利。令人惊讶的，几乎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作者，特别是那些从70后到90后的女作家们，都整齐地抛掉了以往矜持的政治正确，无情地嘲笑老炮儿身上的底层价值、胡同气息、怂货本色，挪揄他们口中的仁义、规矩所透射的虚伪、落伍。至多，持论较平者，也多关注片中虚构情节的历史对应，猜测其原型如何，如“六爷”时代的“小混混”或者“老边”，以及他们今天的社会边缘化，或者他们与“二环十三郎”、“三环十二郎”的富二代之间、乃至父子情怀间的冲突，再或者执着于片尾闪现的中纪委的角色和鸵鸟逃逸的寓意，将全片归为一帮老炮儿最终依靠青天大老爷的反腐主旋律。
▲ 卖煎饼的“灯罩儿”是底层人物的代表
如此之多相似论调的评论，我只能从中看到两个字：势利。而且是那种刚洗干净泥腿子、甩掉片鞋儿、住在高尚小区、坐在书桌前的势利劲，或者留着及腰长发、手捏肾六、动辄一声老流氓、绿茶样儿的阶级歧视。他们惊呼胡同里的坏人怎么还这么多，治安问题这么糟，将来再去南锣鼓、鼓楼大街可怎么办？或者矫情地指出，瞧，老炮儿也有房啊，可不止十万八万的；啊，他们还挣黑心钱污染环境，还有好多奥迪车。
在这许多势利解读的背后，也是贯穿《老炮儿》全片的，我看只有两个字：阶级。一个久违的词，一个社会组织的虚构，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似乎过时，却那么硬梆梆地在一帮老炮儿们的人生最后一战中涌向了所有观众，和我们的眼界。就像势利的各种解读一样，用小混蛋、红卫兵、胡同串子等等历史来解释虚构，或者用父子情、代际冲突、反腐等等框架来解释真实，都不如那野湖上的一次集体行动所展现的虚构的真实来得逼真，那么强烈着冲击着我们的感官和我们对生活世界的日常理解，然后发现了一个已经被遮蔽许久的虚构——阶级。
自从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东亚大国的子民们似乎早已忘了这个词，曾经和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曾经那么的密切，关系地位、财富和生死，与20世纪的中国革命兴衰相共荣。当然，我们曾经拥有伟大的儒家传统，据说其伟大之一在于创造了惊人的社会流动性，从而缓和了阶级对抗，延续着时至今日仍沉渣泛起的所谓以知识分子和教化为中心的儒家秩序。那在过去一周里的无数影评里得以继续彰显的种种对老炮儿的不屑和鄙夷，不正是这些小知识分子们一贯的智识优越感和秩序洁癖吗？即使貌似深刻，却仍然摆不脱本质主义的窠臼。而后者，本质主义或决定论的认知，却起源于阶级的原生地，欧洲的等级社会，或者更古老的埃及祭司阶级及其统治秩序，即基于阶级的统治，依靠暴力强制和占有维持着不同阶级的差异和服从。只在蒙古人统治后，才被引入中国，在明代继续发扬光大，形成三六九等的阶级社会直至20世纪初。而工业资本主义虽然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平等，也仍然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阶级的差异和再生产，用民族国家暴力加上意识形态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创造着新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秩序。
不过，还是要感谢工业资本主义对传统阶级社会的破坏，以新的阶级解构取代了旧的等级解构，特别是消灭了底层阶级，代之以普遍的无产阶级化。在福利资本主义出现后，基于生产资料占有的阶级秩序再次调整，变为依赖国家和阶级协商的分配秩序，中产阶级的普遍化取代了无产阶级原有的中心位置。
可是，在中国当下，却同时出现着前工业时代、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和福利资本主义三重进程。任何作为真实的虚构都落后于人们的现实体认，《老炮儿》却是一个例外，突破性地将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底层阶级的面貌推向了大众，也把那些自以为生活在后工业时代、瞎BB的小资产阶级看客的势利庸俗暴露无疑。
对，这就是一部关于底层阶级的电影，关于底层阶级的团结、以及他们的阶级战争的电影。稍有一点儿社会学素养，或者还记得一个半世纪前欧洲上空幽灵的观众，都会感到面目一新的电影。
所谓底层阶级，underclass，尽管它早已存在，从阶级社会的一开始就已经天然的存在，如古雅典时代的奴隶阶级、印度的贱民、16-17世纪伦敦街头的贫民、妓女和残疾人等等。在现代工业民主社会，底层阶级同样也是等级社会、工业资本主义和福利体制以及移民社会的三重产物的混合：被主流阶级排斥，因劳动能力不足被迫退出劳动市场的失业者，其中或者拿着微薄救济或者处在福利体制之外，还有吉普赛人、外来移民等。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1960年代重新发现了这一概念，用以形容这些主流社会眼中常常被“视而不见”、被社会排斥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处在社会边缘，处在劳动市场和福利体制的边缘，甚至处在公民身份的边缘，难以通过传统政治体制表达自己的声音。
老炮儿的胡同，便代表着北京的底层阶级。他们居住在传统胡同区域，混杂着很多前清的旗人后代，还有回民，多以小手工业为生。1949年后，底层阶级一度消失，混杂在更为广泛的群众或者无产阶级当中，许多1950-60年代出生的老炮儿也多是国营或街道工厂的工人。在这样一个新的干部阶级与群众阶级的分隔和对立中，便演出了1970年代背景小说中常见的大院红卫兵与胡同串子间的冲突，其实便是今天《老炮儿》电影里阶级战争的开始。只不过，今天，如吴亦凡饰演的谭小飞的父辈们，不少已经回到胡同里，购买深宅大院，甚至挖地十米搞成地宫，俨然与胡同贫民们共同享受着老北京的生活范儿。
那只是假象。一如不少天真的影评人所想像的城市贫民就该只是那些生活无着的下岗工人、领着微薄退休金的老人、因病返贫的家庭、因拆迁而被迫迁居远郊的低收入居民、终年在建筑工地卖力却时常被迫集体讨薪的农民工等，错以为这些无助的弱势群体便是底层阶级的全部，好满足他们身上刚刚才萌发的一点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优越感——其实也是今天所谓公益兴起的背后心理支撑，慈善资本主义的群众基础。冯小刚饰演的老炮儿，是另一种底层阶级，北京原住民。他们不少拥有祖上传下来的或者文革期间占据的大杂院，原先职业也多在国营、街道工厂、商店，1990年代后则多转向公交、市政等优先照顾的公营服务业里，或者“交通志愿者”、“朝阳群众”等等，干脆就如老炮儿一样开个小门脸、出个摊什么的。
而老炮儿本身，并不是一个胡同里的常用语，更近乎黑话，指的是那些常常进出局子的家伙。一说，因为北京市局直属的几个劳改农场，如茶淀、团河、兴凯湖等，都带水，混多的便自然被称作“老泡儿”；还一说，从炮局来。北新桥的炮局胡同里有一间民国初年日本人设计的拘留所，也是后来的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看守所，俗称炮局，北京越轨青年的圣地之一，进出多了就称老炮儿。于是，老炮儿一称，便包含了多少底层民众与管制当局的紧张和对立，也指代着那些草根领袖，如片头城管与卖煎饼的冲突，“六爷”的老炮儿俨然以草根领袖的身份和能力，维系着脆弱的正义平衡。然而，这只是电影的开始，也是日常生活的常态，而常态常常被紧急的行动所打断，然后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跟虚构给我们的意义一样。
故事的另一面，是战争，阶级间的战争。关于阶级斗争，现代中国人当然不缺乏记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从“三反、五反”到“四清、社教”和“文化大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乃至“清除精神污染”，1949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贯之以阶级斗争。可是，在这些政治斗争的间歇，尤其是1970、80年代的相对沉寂期，也是新阶级上升的阶段，并随着1970年代单位制的成熟逐渐巩固，形成一个围墙内的统治－特权阶级。在北京的城市空间里，则形成内外交错、老城与西区对峙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分隔。那些大院子弟和胡同串子们的争斗，不过是阶级斗争政治运动间歇期的日常冲突罢了。或者反过来说，那些小混蛋、老边儿等等老炮儿的传奇，代表着日常生活的阶级冲突，在生活空间里展开着被意识形态话语和官方发动的阶级斗争所遮蔽的自发阶级斗争，其激烈者便是真正的阶级战争，如电影片尾的最后野湖一战。底层阶级所反抗的，是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压迫，如城管或者警察对小摊贩的驱逐、对老城区的强制拆迁，然后改造成向中产阶级出售的小区住房；也包括日益复杂、深化的阶层分化之后，几乎所有凌驾于底层阶级之上的各阶层对底层的无视和嘲笑，正如充斥影评和微信朋友圈的各种“老流氓”、坏人变老、直男癌、与中纪委勾结等等。而这种阶级歧视，正是维系阶级社会、制造阶级区隔、维持阶级不平等的纽带，尽管其中一些符号如“直男癌”竟是所谓女权主义者最新制造的，现在则被用来污名化底层男性。每一个底层阶级之上的阶级和女性阶级都可能在嘲笑中因此获得阶级自满，然后满足于自身被另一个或更多阶级的压迫，或者傍上更精英的老男人；或者，只是单纯地发泄身处任何一个阶级的边缘的恐惧，炫耀着 “so far so good”的暂时性优越，如同大众对苹果手机或者LV之类“大众豪华品牌”的热爱，一种最彻底的势利。
这样一种暂时性的维度，在行动构成的暂时态中，我们得以探究真实的世界。这也是我们从虚构文学来建构关于真实世界认知的路径，甚至是我们从老炮儿们的阶级战争来认识其阶级现状的唯一路径，而非提鸟遛弯、打抱不平、父子分离等等日常生活所能展现的。如果仅从这些日常生活乃至思维来看，没错，底层阶级确实属于最怂的，永远是追求顺民，过好安稳小日子的那一群人。只有这样的常规生活被阶级压迫粗暴地介入，例如，片中新权贵阶级子女和底层阶级子弟的交配权竞争，围绕争马子和飙车所展现的，底层阶级的结构才可能就此展现，而最后的战争不过是结构的涌现形式。
一面，当下的阶级压迫无所不在：六爷的小伙伴们，“仨儿”进局子比回家还勤快，“灯罩儿”的煎饼摊因为无照经营被城管强行没收。不要扯市容第一或者怎么不去办照？底层人民常常连办照的资质都不具备，即使有照经营，也少不了向城管、卫生等打点。暴力的无所不在，不仅包括灯罩儿遇到的城管暴力，更有六爷在90年代中期的牢狱之灾，造成父子隔膜的悲剧，这才是全片的线索所在。其后晓波遭遇的阶级霸权，小飞的飙车党敢于明目张胆地非法拘禁和入室搜查，不过是这一“合法”的国家－阶级暴力的延伸罢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六爷－张学军没有选择报警，而是选择以自己的茬架解决，去除了国家，回到了阶级战争的本来战线上。而他所珍藏的日式军刀和呢大衣，以及话匣子口中令人骄傲的英雄历史，都代表着一个曾经的旧的阶级战争形态，那些1970－80年代底层阶级青年们与大院子弟的冲突和骄傲。当他拿起、穿起昔日从只有大院子弟才会有的日式军刀和1950年代的将校呢军大衣，以战利品作为武器和行装，则表明人生的最后一战，早已超越“老规矩”所指的原始正义观，而是作为昔日两个阶级之间战争的继续。这或许才是全片的虚构的真实所在，作为底层阶级最后一战的阶级战争。
▲ 《老炮儿》六爷的最后一战
另一面，这样一场战争，却是从早晨照旧为胡同老头点烟开始的，从几次三番召集旧友、筹钱还债赎身开始的。我们看到的是底层阶级的分布，和他们的友情，以及这种共同体关系的复苏，一次次的行动、受辱，到片尾达到了高潮。不能不让人想起1830年代的巴黎起义，传统街区共同体对起义的关键支持作用。如德拉克拉瓦所绘制的“自由引导人民”，油画也是起义中的女神，只是底层的寻常妇女甚至妓女，也许起义之后照旧在门前缝纫恢复街头大姑状。而女神所唤起和动员的，不过是邻里街坊，这些支持巴黎起义的关键社会资本，也是城市底层阶级唯一的阶级价值。也正是处于对这一底层阶级社会资本的恐惧，才有1960年代巴黎大刀阔斧的城市改造，去除那些狭窄的有机街道，代之以70米宽的通衢大道，表面上是为阳光和卫生，改造成适合资产阶级居住的公寓楼，更是为了消解底层社会资本，便于镇压军队的调动。
剩下的情节，只是上述阶级战争的行动及其结构的铺陈和点缀，包括话匣子和六爷的感情、那只鸵鸟的囚笼和逃逸。至于六爷给中纪委的举报信，就跟上访一样，不过再现底层阶级的底层特性，他们是最难以、也最不愿意反抗的，随时愿意与统治阶级不是保持合作而是保持顺从的关系。老炮儿则不同，作为底层精英，胡同就是他们的政治舞台，如果被侵入，那么阶级战争终究是捍卫草根领袖尊严和共同体声望的唯一选择——在他们所选择的时间、地点，以他们熟悉的方式来解决天文数字的民事赔偿和刑事纠纷，哪怕顶着在中产阶级看来多么过时可笑的规矩、仁义、道理的名义。无论从什么角度，那都可能是属于老炮儿们最后的阶级战争。因为，很快，随着阶级结构的变动，甚至阶级界限的模糊，新的阶级冲突或者阶级战争模式正在当下孕育中，不过，没有老炮儿了，也不是在胡同和二环，而是素人，发生在互联网和其他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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