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70后老男人的集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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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90后乃至00后日益活跃，不同年龄层之间的代沟似乎愈益明显，社会分化也在朝着按年龄分层而不是阶级、或按社会地位分层的方向发展，左右着当下的价值观冲突和社会冲突。以70后的老男人们为例，他们普遍只以不问政治、挣钱养家、闷声发财为人生圭臯，是最务实的一代，也算当今中国最默默的一代社会中坚，但是这种政治冷漠却常常被抱怨影响到日常交往，比如感情冷漠甚至爱无能，与90后一代人在社会交往的无羁、肆意甚至在政治生活参与上开始显露的激进，形成了反差。
类似的社会鸿沟，其实也存在转型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在利益集团坐大、财富分配极不平等、阶层流动固化、互联网推动极化政治之后，一个孙立平意义上的“分裂社会”俨然形成。这种社会分裂，近乎撕裂，无所不在，弥漫社会结构的全部，甚至包括代际之间的分裂，也隐蔽地侵入所有微观个体之间的交往，在每个个人和群体间树立起道道籓篱。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社会，甚至也是每日生活相处其中的所谓景观。例如，城市里的各种围墙、门禁、道路分隔，地铁入口如羊阵一般的围栏，还有各种制服、机关，以及人们口中各种分类与偏见，包括70后和90后这样对人们按年龄进行的划分，不，隔离。
这或许是近年来各种户外、旅游热潮兴起的最重要背景。“世界那么大，我要走出去看看”，每个正常人大概心底都存着这一打破现代社会“铁笼”、打破各种制度和人际籓篱的冲动。走出去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也或许是《我们15个》集合了各色人等于一乡野，然后开始吸引眼球的原因之一吧。
对70后来说，身边就有不少同学、朋友纷纷参加新公益事业，如乡村图书馆、留守儿童教育等。当然，对更多普通的70后来说，走向田野、大山，将日常休假或旅游跨入一些新的领域，便能发现全然不同的新世界。例如，不久前，我和一些大学同学参加了“神农架金丝猴生境变化及其影响”的野外科考。一帮步入中年的老男人在野外科考中仿佛回到了童年，也找到了科学与生活的结合方式，甚至是一种跨代际的团结。
▲“神农架金丝猴生境变化及其影响”野外科考小队。作者供图。
这个考察项目，由“中国科考志愿者联盟”发起，13人的小队中有三位博士、三位企业家、三位户外运动专家、两位摄影摄像，一位19岁的大学生，一位当地向导，其中还包含研究神农架金丝猴生态环境的专家和昆虫专家，平均年龄40岁。历时9天的野外科考，重点在观察神农架林区的生态恢复状况，包括林地植被的测量、植物和昆虫标本的采集等。
不过，有趣的不仅是科考调查本身，而是当一群老男人以科研志愿者身份进入神农架核心区，进行实地考察活动，在近40度斜坡林地灌木中钻上钻下，测量乔木胸径，并且在野外露营、徒步，虽然不比王石攀珠峰的艰险，但对大多数第一次深入老林、甚至第一次在野外搭帐篷、夜不能寐的老男人来说，毋宁是一次老童军的旅行，一次童军的野外体验。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童军听上去那么遥远，仿佛只是民国年间的回响。没错，随着近年民国热的兴起，人们才发现童军运动曾经在民国时期蓬勃发展，尤以新生活运动期间为最，事实上扮演了抗战爆发前全民动员的重要角色，战事爆发后则担当着战地服务团的职责，涌现了四行仓库保卫战中穿越火线的女童军杨慧敏这样的英雄。
童军对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公民训练的作用是巨大的、连续的，尤其在公民的社会化和认同塑造方面，相当程度上能够淆平既有的族群差异、阶级隔阂以及年龄代沟，甚至借由促进少年与自然的亲近，联结起整个世界，变成世界主义的基础之一。这便是童军的魅力。
而童军活动的基本内容，从贝登堡1907年在白浪岛组织的第一次童军活动开始到现在，便是野外知识，包括露营和辨认地形、辨认动植物。通过野外的集体生活训练，增加自然知识，培养童军的忠诚、纪律和荣誉感的价值观。这种与自然结合的半军事化训练方式，并非仅仅出于服务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和民族国家的建设，即公民的养成，但也更符合当时帝国殖民主义的拓殖需要，满足所有人对海外殖民、探险的想像。只是，当童子军运动向世界范围扩展，例如1920年的第一次世界童军露营大会，中国也派出了一支14人的队伍，就跟现代性的其他载体——基督教、民族国家等，一道成为第一波全球化普世主义的纽带。
当然，这些在“科考志愿者联盟”旗下组织起来的中国老男人们，面对的只是保护区的所谓自然，不是贝登堡1907年创立童军之初的人类文明高潮以及对普世主义的信心，而是一个在自然和社会、在中国与世界、在不同阶级和不同代际之间都横亘着重重籓篱的分裂社会。而九天的露营、科考过后，他们却收获了可能修补这些社会分裂的体验。
首先，来自他们第一次对植物的直接观察。相对金丝猴或者动物来说，植物也是少年儿童或成年人最易接近自然的观察对象，因为植物是相对固定的，也有利于长期跟踪观察，最能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化。童军以植物作为观察对象，有利于长期培养富有基本生态意识的公民，也挽救了植物学这一学科本身，恢复植物学如博物学一般在普通公民知识谱系中的基础地位，拉近植物保护和普通公众的距离。
以保护区为例，就不应仅由大熊猫或金丝猴来决定整个生态环境的优先地位，提升植物学家、生态学家的话语权，长期来说，正依靠这些从植物辨识入门的童军们。
其次，这满足了新兴中产阶级对下一代的期望，与现有的学校教育截然不同。其中的核心，即价值观，集体主义的纪律、团队和荣誉感，不仅是这些老男人们对子女的培养目标，更是他们自身集体主义传统的折射——70后的时代烙印。只不过，这种集体主义，与更早50后也就是红卫兵的主体不同，既有1970年代社会主义的集体记忆，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红小兵们，也有对当下社会秩序被利益集团操纵和原子化的自私主义风气侵蚀的反抗，更像作为新兴中产阶级的阶级自救意识或团结意识的觉醒。
因是之故，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地把独生子女组队送到北美参加班夫童军露营大会，让子女在集体的野外生活、自然探险中重新发现生活乃至童年的乐趣，养成集体主义的纪律和荣誉感，这才是未来新中产阶级的养成之路。
而童军对他们来说，其实不分年纪，并非少儿的专属，也有罗孚童军即17岁以上成年人的组织，以及老年童军。他们又作为辅导员回到幼童军或少年童军中，以亲身的志愿工作联结、消弭着可能的代差。这便是社会进步最重要的团结，以社会自组织的方式不断再生产着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信任。长期来说，也是最值得重视的社会力量。
我的朋友老唐，几年前在北京开始筹建童军支部，甚至因此丢失了体制内身份而痴心不改，继续以老男人的身躯参加各种健身锻炼以及“蓝天救援队”举办的各级野外救生培训，就为了有朝一日成为合格的童军教员。而这次的神农架志愿科考活动中，几个企业家队员照样认认真真、不厌其烦地学习打样方、捕蝴蝶、制作植物和昆虫标本，一路跋涉，还不时操心着家里厂房是否被淹。
无他，这种老童军的野外集体主义体验也许是他们自认新中产的最佳认同。只有在行军中，如行脚僧或托钵僧一般，他们才能看到社会的分裂和世象的纷纭。如圣雅各布之路或者麦加朝圣道路上的徒步者，沉默，缓慢，却坚定无比，去改变。
▲我们的科考小队。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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