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 那个被亚非人民占领的大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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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越秀区小北路与环市路的交界处，有一栋楼叫“天秀大厦”，与登峰村遥遥相望。这栋楼在20年前曾是广州最优秀的住宅小区之一，但现在，老住户已经撤离，这里聚集了数千外商，汇聚了各色人种——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的“联合国”，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个小型的“南南集团”。
我在3年前到过天秀大厦调研，简单梳理了一下，出没于此处的外国人至少来自20个国家。我遇到的，就来自加纳、尼日利亚、尼日尔、马里、南非、津巴布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蒙古、土耳其、墨西哥等国。我还听说有人来自埃及、苏丹、刚果、委内瑞拉、毛里塔尼亚、坦桑尼亚等，还有一些我也说不清的地区。据说，东欧人也有一些，比如俄罗斯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等。至于美国人、日本人或德国人、英国人，倒是很少见。
▲ 广州天秀大厦
如果粗通世界经济，你就得知，这些人都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developing）只是一个委婉的说法，更准确的提法应该是“欠发展”（less developed）。这些商人显然是这些国家中颇具眼力、掌握资源的群体，他们以广交会为媒，漂洋过海来到广州，是看中了中国带来的财富可能。中国商品低廉的价格，可以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利润。他们都通过与中国商家的贸易，赚了大钱。在2004年，我曾采访过一位尼日利亚商人IKE，他表示，他一年的纯利润可达100万元人民币。
但也有不少人的日子可能非常落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很可能是非法滞留者。此外，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遭遇诈骗、行李被盗等，都会遇上。我曾经见过一位来自马里的憨厚年轻人“尼卡”，不会讲英语（更不会中文了），没有门路，也没有钱，完全依靠另一位“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朋友”。那个“朋友”在电话中用中文对我吼——不要与尼卡说话！似乎尼卡就是他的私有财产。外国人来到这里，很快形成了各种帮派。但是，“老乡骗老乡”这样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同族之间，亦敌亦友，相互利用。这个天秀大厦里，就是冒险家的乐园。
广州这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曾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建设国际性大都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它开门迎接四方宾客，等待着资本与外国品牌的降临。在一片欢呼声中，这座千年商埠竖起了麦当劳、耐克、东芝、爱马仕的广告牌。人们以为一个像香港、新加坡那样的繁荣盛景将复制过来，可是到了21世纪，却发生了奇迹的转变。
以天秀大厦为圆心，方圆5公里，都被亚非人民所占据。广州的国际性大都市梦，已经完全实现，不同的是，它被市民调侃为“第三世界的首都”。
天秀大厦的北边，就是登峰村，这是一个建立于明代的古村，现在已经变成“非洲一条街”。再过去2公里处，瑶台、王圣堂等地，已经是黑人聚集，被称作“巧克力村”。在环市路、童心路一带，有不少清真餐厅，老板们似乎来自中东。
天秀大厦往南走不到1公里，至越华路、仓边路交界，就有著名的清真寺“小东营”。此地修建于明代成化年间，但由于广州本地穆斯林人数不多，去的人也少，一度失修。但亚非穆斯林的大量涌入，让小东营重现昔日辉煌。周五下午，去朝拜的亚非穆斯林从天秀大厦出发，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场面恢弘。在街头遭遇，真有“不知身在何方”之惑。
不知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哪个“英雄人物”，在本世纪初“攻陷”了天秀大厦，成为这片江湖的霸主，从而将这座大厦打造成“亚非大卖场”。日后，说不定，某国将拍出一部《天秀风云》，记录一段连广州人都陌生的“激流岁月”——剧中人有着黝黑的皮肤。
这是全球化吗？毫无疑问，是。
15年前，我还在广州的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参加“全球化是不是美国化”的讨论，却料不到全球化的另一面正在我眼下发生。这与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领衔的全球化不同，这是另一个维度的全球化。有学者将它定义为“低端全球化”。广州在追求高端全球化（或者叫“美国化”）的同时，却不小心遭遇了低端全球化（我觉得可以叫“中国化”）。在天秀大厦周围，形成了一个新的图景。
不久前，美国人类学家麦高登（Gordon Mathews）写了一本书——《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他的研究样本是香港的重庆大厦。在香港这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中，重庆大厦是一个很突兀的存在——小商贩、非法劳工、毒贩、恶劣的居住环境。那里混居着各国的“难民”、“黑户”，都是来自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电影《重庆森林》就提到其中的“印度佬”）。麦高登发现了重庆大厦这个奇异的存在，“我对低端全球化的定义为，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天秀大厦已经成为重庆大厦的升级版。同样是低端全球化的写照，如果说重庆大厦是“世界中心的边缘”，那么天秀大厦就可以说是“世界边缘的中心”。这里都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主流叙事中找不到的位置的国家和国民，来到珠江三角洲流域，在中国博一把运气。不同的是，在香港则是“地下”进行，因为香港管得很严，但在广州，却要洒脱得多。无论是从亚非籍人员的人数、贸易额、活动范围、规模来看，广州无疑更受欢迎。相比于香港移民局的打压查处，广州有关部门甚至还想“做大”中非贸易。因此，不到十年，天秀大厦已经赶上了并远远抛离了重庆大厦。麦高登指出，“原先为了挑货、等货、买货，非洲商贩们在重庆大厦一住就是几周甚至几月，但现在他们大多只住几天，只把重庆大厦当成频繁来往于香港与珠三角的中转地。越来越多非洲商贩成为广州天秀大厦、三元里、登峰路的常客。”非洲小商贩也开始抱怨：“对做生意的人来说，中国内地是大洋，香港只是个小水塘。”如果说，在香港，低端全球化在暗地里进行，而在广州，却是光明正大、坦坦荡荡地进行。
在美国人麦高登看来，重庆大厦或天秀大厦，确实是“恶名昭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于这些第三世界的来客，这何尝不是梦的起点？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难得在天秀大厦中觅得一个暂时的安居之所。说不定，这里已经比他们的家乡，好了千百倍。在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他们暂时实现了“中国梦”。
著名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写道：“全球化不尽然是好消息，它是一个多元的维度，世界的融合在不同维度同时进行。”在一些方面，可能表现为美国化，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但在一些方面，它也可能表现为伊斯兰化，比如在法国、德国、英国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移民；而在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则表现为中国化，他们吃着康师傅牛肉面，喝着香飘飘奶茶，热衷于“金坷垃”，穿着国产不知名品牌的拖鞋。这些非洲人、南亚人心中，说不定也有一个“中国梦”。广州的天秀大厦，就是他们心中的圣地。
或许，我们要重新思量“第三世界首都”这个称谓。它不是调侃。它已经是全球化对中国的一种肯定。中国不知不觉间输出了一种特定的“普世主义”：低价、保质、简单、殷实，哪怕其中也有野性、权谋及潜规则。带有华裔血统的加蓬外长让·平曾说过：“非洲不是美国，建设民主政体很难，但东亚的成功模式，我们还可以学到一点。”
这15年，在非洲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了12亿。按照这种增长速度，在2050年可达25亿。随着卫生水平的提升、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非洲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将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和民众，将成为“低端全球化”的主力，隆隆地向“小康”社会进发。麦高登说过：“重庆大厦不是全球化的过去，而是全球化的未来。”在西方社会经济低迷、人口出生率下降的今天，“高端全球化”已经显得动力不足。
美国记者、观察家欧逸文以“野心时代”一词来形容这40年的中国：十亿国人对财富、真相、权力的巨大欲望，驱动着中国的复兴。而这一幕，也很可能在非洲再次上演。伴随着低端全球化的浪潮，这数十亿人的崛起，将是世界经济未来50年内最引人注目的变化。
天秀大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虫洞”：从这里，通往未来。
原标题：天秀大厦与隐蔽的“虫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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