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一个更愤怒的欧洲会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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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柏林墙倒塌之后，自由主义者一度认为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冷战结束，似乎自由与民主将在世界范围内畅通无阻。西方学者自负地认为，这面旗帜可以安置在俄罗斯、墨西哥、尼日利亚、缅甸及伊拉克等国家，但至今为止仍未见到曙光，这些国家嫁接民主之后，陷入了更致命的动乱。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连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们，也陷入了迷茫之中。此前几乎销声匿迹的左翼运动，重新出现在视野之内。
实际上，从占领华尔街、占领伦敦运动发起之时，历史又回到了原点。这是爆发于21世纪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此刻，人们想起来的是《共产党宣言》的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左翼思潮开始抬头，这表现为民众集体对精英政府的不满，就像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我们是99%”，“反对1%”，这就是社会的“大多数”对少数精英权贵阶层的愤怒。从华尔街大银行家们的角度而言，这可以解读为一场“毫无建设性”的行动，对于解决经济危机没有帮助，有人甚至刻薄地将其形容为“一群无事可干的人聚起来开一场PARTY”，但这不意味着人民的呼声可以被忽视。冷战后在西方社会沉默了多年的“人民”重新出现：不仅美国多个城市，进而在欧洲也掀起了例如占领伦敦、占领马德里等运动，“幽灵”再度盘旋在西方的上空。
放在这个背景中解读，几日前爆发的伦敦地铁罢工，也是欧洲工潮的其中一环。伦敦地铁罢工源于工会与政府关于工资待遇的谈判，伦敦地铁四个工会与资方谈判破裂，两万名地铁员工发起24小时罢工，伦敦11条地铁和270个车站9日全面停运。这让正值旅游旺季及温网公开赛的伦敦显得非常无比狼狈。
▲伦敦地铁罢工停运
在经济不景气、欧洲激进左翼思潮高涨，提升了工会谈判的底气。工人运动就这样有组织、有谋略地展开了，他们正有技巧地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尽管他们已经不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依然谨慎地把自己的行为与“赤潮”划清界限，但他们在呼唤公平及福利待遇时，显然是还是带有强烈的“抗争”倾向。不同的时代，往往会有新的面具，但面具下的激进脸目却似曾相识。历史的发展总是否定之否定，昔日退场的左翼运动如今再度登场。
▍二
相比英国，西班牙走得更远。作为“笨猪五国”（PIIGS）之一的西班牙，已经陷入社会运动的泥沼之中。
帕布罗·伊格莱希亚斯（Pablo Iglesias），年仅37岁，留着长发，能言善辩，曾是一个犀利的媒体评论员。在领导“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之前，他已经小有名气。2011年5月15日，在西班牙经受紧缩和大规模失业之时。自称“愤怒者”的民众们，聚集在西班牙全国的各个广场，他们对腐败的官僚制度、无能的经济政策表示强烈的不满，呼吁进行彻底的变革。帕布罗·伊格莱希亚斯在这次运动中脱颖而出。从他的职业、年轻、外形以及言论看来，他看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愤怒左派——媒体对他评价不一，有人称他是欧洲的查韦斯，也有人称他是21世纪的希特勒。有的民众认为他“非常危险”，但也有不少民众是他的死忠。
他领导的“我们能”（Podemos）党，该党派成立仅一年，创造了20天内10万人加入的奇迹，并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6月的地方选举，甚至有可能撼动西班牙既有的政治格局，成为今年11月大选的赢家。根据目前的民意调查结果，“我们能”党已经领先于工人社会党和人民党这两大传统政党，如果“我们能”政党上台，这意味着西班牙将往左翼的道路上狂奔。
“我们能”，有着丰富而动人的政治口号，这是左派政党的惯用手段之一，以文学性、带有煽动性的话语吸引民众。政党的口号之一，就是“变革”，意思是需要作出改变了。
▲“我们能”党主席Pablo Iglesias
还有一个口号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听起来那么熟悉。他说，政治人物应该“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私人利益服务”。还有一个更有煽动性的，就是“滴答滴答”（tic tac tic tac），意思是为如今的政府倒计时，随时准备取而代之的节奏。在年初的马德里大游行中，10万人高喊着“滴答滴答”，被保守主义报刊形容为“像等待着一枚定时炸弹的爆炸”。
历史的经验多次表明，越是穷困潦倒的时代，民众就越倾向于选择激进的方式解决问题。因为他们都急于摆脱困境，对于循序渐渐的改革没有耐心。他们多么希望有一种迅速见效的办法。就像重病之人特别相信江湖郎中，困境中的民众则对夸夸其谈的极左政客非常痴迷。可是，像伊格莱希亚斯这样的，只是“流行小册子作者”“疯狂的口号创作者”，虽然有不错的修辞水平，但在治理经验上，他甚至比不过一个镇长。
今年1月，希腊左翼激进势力Syriza获得政权，齐普拉斯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理。在7月5日的希腊公投事件中，这位昔日的学生领袖在欧洲成为了风云人物，向外界展示了他狡诈而“无赖”的一面。伊格莱希亚斯对他的评价很高，他说希腊终于迎来一位“代表自己国家和民众利益”的领导人，而不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代表”。可见，他不会是欧盟希望看到的西班牙领导人。
也因为这个表态，西班牙被认为是“下一个希腊”。但实际上，西班牙无论是人口或是经济规模，都远超希腊。欧洲媒体已经在想象这样的画面：左翼领导人开始结盟，与伊格莱希亚斯和齐普拉斯站在一起的，很可能还有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的领导人……
▍三
激进左翼的政客永远会告诉民众一个美好的未来。民众是非常乐意听到“反紧缩政策”的调门。他们会轻易许诺，比如35小时工作制，比如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又比如全民医疗保障等等。对于谨慎的执政者而言，任何决策都需要通盘考虑（也包括满足利益集团的需要）。不过，对在野党为主的激进左翼党派而言——尤其是年轻的、善于鼓动民众的左翼政客，那这种承诺是不负责任的。为了赢得更多喝彩，伊格莱希亚斯等人会抛出更多的承诺。至于能不能实现，那是以后的事了。
直到如今，反资本主义仍是激进左翼联盟中最响亮的话题之一。当底层劳动者满意其人均收入、福利待遇时，他们未必会太在意西方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但若保障失去之时，他们就开始对这个议题敏感起来。此前，世界社会论坛、圣保罗等左翼活动一直无人问津，但最近几年变得火爆。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的左派运动与反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结合起来，甚至还有反美、反欧盟等元素加入。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拉美，左翼运动的突出表现为反美，而在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的反欧运动，则指向欧盟，或者说欧盟的核心国家——德国和法国。比如说在希腊的报刊漫画上，德国总理默克尔、财长朔伊布勒就成为反面人物。
在福利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掩盖下，左翼思潮像火焰一样燃烧。与这种思潮相互印证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多国政府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这甚至令人怀疑“苏联式专制集权主义的卷土重来”。英国《每日电讯报》甚至调侃：“同志们，我们现在都成了社会主义者？”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似乎丧失了革命与社会主义重建的光辉，但其强有力的存在仍然在证实着中央国家计划下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性。
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论，西方社会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末人社会”：由于生活富足，他们认为抵达了历史的终点，看不到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不能想象更高形态，因此没有激情和目标，“平庸而自满”。对于末人的特点，尼采曾总结为趋乐避苦、排斥异己、没有理想、精于计算等等——在希腊公投之后，公众看到了希腊社会典型的“末人形象”。但是，正如罗伯特·卡普兰警告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如此复杂，同时存在着“末人”和“初民”（远古时代的人，反指野蛮人），在某种时刻，当“末人”被逐出了“加长豪华轿车”（即优越的生活），就会重新变为“初民”……
就像所有悲伤的故事一样，欧元区有一天会变得支离破碎。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家，都会因自身种种原因选择退出。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想加入，欧盟还会继续前行，但理想主义的光辉不再。与之伴随的，可能是欧洲梦的破灭、民族主义的兴起，主权论的进一步强化。此前，人们总把欧盟视作国际政治发展的方向标，认为全球主义将让历史走向终点，但事实上，欧洲并未完全跨入后现代，激进主义的东西并未消亡。
这或许这是个永无休止的循环：人类总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不可能真正的跨越。超越左和右，目前还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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