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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2015,规矩变了

2016-01-02 杨早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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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规矩已经变了,黄晓明和杨颖是没什么电影代表作,可是他俩的影响力真的很强,如果中国有娱乐圈势力榜,他俩都会排在前位。


2015年10月29日,为了记念《话题》十周年,我们几个主要成员在三联图书馆做了一个访谈。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还有《话题2015》,会想做什么话题?

萨支山出人意料地表示,一定要做黄晓明和杨颖的婚礼。为什么?“在我看来,黄晓明也不是非常非常红。我都不知道杨颖演过什么戏。看照片是长得很漂亮。一个婚礼就有那样的排场,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萨,你知道什么叫“漫咖啡神兽”吗?即指在咖啡馆谈影视项目找投资,范冰冰、黄渤、黄晓明、angelababy四位演员必在主演名单中。

所以规矩已经变了,黄晓明和杨颖是没什么电影代表作,可是他俩的影响力真的很强,如果中国有娱乐圈势力榜,他俩都会排在前位。

施爱东是在访谈后问我:现在都流行什么新歌?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中国好声音》和《蒙面歌王》《中国之星》,只好告诉他:我能说出谁谁谁比较红,但是红的歌,都是我们听过的旧歌。连《小苹果》那样的神曲都没有。红人不红歌,规矩也变了。

一、坏规矩

娱乐圈2015年的变化非常明显。这些年大家一直在谈“口红效应”,但是2015好像才真正感知到口红效应的非逻辑。以影视剧为例,我分析过近十年的电影市场,年年都是一两部“话题电影”站上塔尖,因为观众只愿意把有限的消费,投向那些不看就不足以理解身边人聊什么的大制作。可是2015年的票房英雄们,《捉妖记》《煎饼侠》《港囧》《夏洛特烦恼》,哪一部是“话题电影”?《花千骨》《琅琊榜》《芈月传》,虽然都是大IP,但它们从前都是分众文学好吗?一年之间就变成了收视神器。


阿里影业徐远翔的“指出一条生路”意味着娱乐产业手机化时代降临。我这里说的不是对手机屏幕的争夺,而是娱乐制品的流程像造一台手机,组装流程可以标准化,用户需求反过来直接决定产品形式。产品制造者会将资本与精力更多地投向技术领域,而创造力与想象力都被认为是糜费无度。这种流程会产生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生产-消费群落,产品只给目标人群提供快感,不提供社会话题,消费者彼此之间结群而居,互不往来,社会精神生活进一步部落化。

2015年能够制造社会话题的电影,照我看,只有《山河故人》、《师父》、《老炮儿》这三部,巧得很,三部电影都在讲“规矩变了”。

看人不看钱的规矩变了,沈涛只会嫁给张晋生,孩子随母的规矩变了,张到乐随父亲去了澳大利亚;廖凡饰演的陈识从广东北上天津,一心想按武林规矩为咏春扬名,不料入民国后规矩一变再变,先要教个徒弟来牺牲,换取师父开宗立派的权利,照着做了,又冒出个军方要控制武林,逼得廖凡这个老炮儿只好拼了。

《老炮儿》掀起的话题风潮最大,因为它对应着不远的历史,也对应着现实。“坏人变老了”是评论的骂点,又何尝不是观影的泪点?父一代迅速地沦为被歧视的对象,规矩的改变并不只限于北京后海的胡同里。老炮儿要的规矩是什么?我看来看去,其实是“差序”两个字:对岁数大的人应该怎么称呼,熟人社会里如何保持合理的情分,事情如何一码一码地理清楚、还明白。老炮儿不愤的是“只能打别人,别人打你就不行”,那就是违反自然法的蛮横。我突然想到了“宝万之战”中王石说的那句“门口的野蛮人”,《冰与火之歌》中七国之民极其厌恶的野人,他们自称自由民,充斥七国社会的效忠、誓言、德行,在他们看来一钱不值。

野蛮人破坏了规矩,但他们的力量,究竟来自对自由的向往,还是更大权力的庇佑?中远集团纪检组长徐爱生特别强调亏损、腐败的根源来自“党的意识淡化,党建工作弱化”,对策是“强化党的领导”。老炮儿看不惯90后野蛮人的作派,又不能听之任之——自己的儿子也是90后啊。斗富斗力,远不是来自外地的大势力的对手。怎么办?两手抓。六哥把对账单寄给了中纪委,“小老百姓应该办的”,另一方面,穿上将校呢,手持日本军刀,用这象征往日荣光的仪式化打扮拔份儿。这种较劲的内涵,并不是单纯只有父一代对子一代的抗手,旧时代对新时代的示威,同样包含着向更高权力的乞求,“公安局全镇”!(《阳光灿烂的日子》)如果非要拉入历史的维度,那么1966年各地肇始的以捍卫为名义的盛大武斗,最终被最高层出手平息,可以做为老炮儿们心态与行径的一个注脚。香港黑帮片里法治和警察多半靠不住,要靠英雄杀出血路,内地黑帮片里,个人传奇背后站着对权力的信仰。

二、老规矩

老炮儿们小时候,年轻时候,也是很反对差序和等级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为什么老了,就动辄讲起规矩来了?理由无他,到老了,走了背字儿啦,讲老规矩,对自己有利。

因此《弟子规》声势浩大地进入启蒙教育,上至学校当局,下至父母教师,接受起来毫无违和感,除了它那层“传统经典”的包浆,还不就是因为它对父一代更有利?“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六哥面对儿子的责问,无言以对,只好耍赖皮:“横不能让我给你磕一个吧?”这话隐含着的意思就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子不言父过”。可是,如果父一代从不反省自己的思维与行为,只是压着子一代让他们循规蹈矩,中国又能谈何社会进步?


谁又能说子一代不懂规矩?当奶茶妹妹怀孕的喜讯传出,众多90后实习生操刀的网络媒体勇敢地喊出“93年出生的天蝎座少女,从手捧奶茶走红后,到成为清华大学高材生,到嫁给大自己20多岁的刘强东为妻,再到怀孕,步步走在了同龄人前面,真可谓是人生赢家呀”!这则新闻仿佛给这几年风行的“屌丝族”“撸瑟教”提供了正面教材,“个人奋斗”光环掩盖下单一成功标准,正在渐次固化成阶级的差异与自认。规矩从来就是存在的,但规矩的威力取决于多少人认同它,遵守它。当“比同龄人更早怀孕”也成为“人生赢家”的标志之一,其中的意涵是何等丰富,尤其涉及中国女性这一悲剧性群体。

总有人问我“到底直男癌指什么人”,我认为直男癌并不等于仇女者,相反,直男癌常常赞美女性,只是,直男癌的言行都是男性本位的,他们所赞美的女性特点,恰恰都是对男性有利的规矩,比如温顺至于逆来顺受,比如不食人间烟火,比如把结婚生娃、相夫教子当成人生终极目标,一句话,什么特点便于控制女性,一准是直男癌的赞美对象——注意,直男癌不限于男性,认同、讴歌以上标准的女性不在少数。

为什么放开二胎争议那么大?因为在现实中而非理论中,生育与否、生育多少很难成为女性独立自主的选择。政府有政府的功利考量,婆家、娘家各有自己的小算盘。谁也不是活在真空里,屈从,生育的重负大部分是由母亲承担,反抗,成本之高也让人望而却步。或隐或显的规矩总是会惩罚不遵守者,主流总是比另类的小确幸指数高。放开二胎,规矩变了,选择多了,而这多出的自由就会有新的规矩来争夺,是听长辈父母的,围观群众的,还是自己立下规矩?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考验。

有朋友说,2015年最让人痛心的是郜艳敏。我理解她的意思,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困于她应该痛恨与逃离的生活,而且这种生活还被人用来涂抹成道德的标板,任谁都会不平、难过与悲哀。然而,考察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拐卖史,郜艳敏的境遇绝非惨酷的峰值。只是我们的心变得更敏感,更容易想象与体贴他人,这也打破了“坏事变好事”的报道规矩,坏事终究还是坏事,我们的愤怒与痛心,聚焦于明知是坏事,惨事,却无法挽回与补救。这才使郜艳敏成了投射当下中国现状的一面镜子。旧规矩打破了,新规矩,符合理想的新规矩,还在远方。

三、新规矩

说到远方容易想起2015年去世的诗人汪国真。我当然不同意把他称为“70后的青春记忆”,但是我同意,他的诗,在那个有着绝望色彩的年代里,人畜无害地温暖了许多的心灵。我所不喜欢的是,一个好像人人都认同自由选择的社会,只因为对一个作者,一些诗作的认知不同,欣赏各异,就拔刀相向,势不两立。

2015年诗歌很热闹,上半年有余秀华,下半年有冯唐译诗。我看见大家争相大张旗鼓地发表意见,他们真那么在乎诗歌与诗人吗?读到文章越多,我越怀疑。当文学的品评变成夸赞与嘲讽的攻防战,难道我们还指望能争出个晴朗的天?

2015年不是自媒体元年,却是自媒体真正落地的一年。当有人敢于辞去旁人眼中的不错的工作,而且不靠媒体的选择与支持自力更生的时候,舆论的规矩当然会变。

微信公众号作者咪蒙,写了一篇《如何写出阅读量100万+的微信爆款文章?》,不少人批评她的写作价值观,如“你说话很温和,你观点很中立,你性格很宽容。那你不要写公号文章了。你不适合”。后来她依照爆款法则写了《致贱人》和《致LOW逼》,批评的声浪猛然增大了许多倍。

其实她那些话,亘古就是写手走红的秘籍,但依从前的规矩,这些事做得说不得。而且媒体,不管什么时代,多少会扮演一下守门人角色,道德,品位,乃至用词,如周作人说的,给小河筑一道堰。

然而自媒体时代,是一个平台只管技术与敏感词,而受众只顾自己爽到的时代。所以,无论什么样的批评讨伐,都挡不住咪蒙式的文字成为爆款。而大量受众的存在,已经让这样的写手活得很好。

但她活得很好并不等于你就活得不好,为什么你会如此愤怒?只能说,你的愤怒是因为规矩变了,新的规矩抛弃了老炮儿们的仗义与有所不为,反过来,还嘲笑你们的迂腐和穷酸。

如果写作和人生一样,一定要分出赢家输家,那我们就只能接受一种单一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两套规矩不能并存,这才是老炮儿们炸毛露牙的根子。

每一个作者心里都藏着一个全民梦,六哥接受不了一个分众的江湖。说是说“别人家的孩子我不管,也管不着”,但还是一口一个“你们年轻人”。照我说,这就是生活中的帝国主义。《老炮儿》真实就真实在这儿,没人接受生活可以是多元的。

2015年12月27日,有一场沙龙在京举行,题为《救亡与启蒙的百年回响》。我受邀担任主持。我主要问了嘉宾们三个问题:

(1) 今时今日,启蒙还是不是居高临下的行为?

嘉宾们:不是不是,现在任何人都可以给任何人启蒙,互联网把世界拉平了,人人贡献自己的知识,从别人那里获得知识,都是互相启蒙。

(2) 在中国,启蒙启了一百多年,现在却有一种“往回走”的感觉,是时势变了,还是启蒙其实从来没真正深入?

嘉宾们:从来没真正深入,启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3) 启蒙是否应该对别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干涉?

嘉宾们七嘴八舌,说到在边远地区建公厕,修学校,大家觉得“应该”,说到父母一代对年轻人逼婚逼生,大家又觉得,清官难断家务事,还是家庭内部解决为妥。

你看,启蒙的底气已经丧失得差不多了。我总是提倡每个人只代表自己,不要为他人代言。但当讲坛从广场移进摄影棚,当话题从微博退到朋友圈,当读者变成用户,当文章变成大号,舆论场的规矩已经彻底改变。

施爱东说,如果还要写故乡,他会写微信群。微信群和朋友圈,可爱和可怕都在于,它将你的一生各个阶段的人际关系,无差别地排列在一起,塞进你的眼帘。你在一个个群里变换身份,家人,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同事,媒体,行业,兴趣爱好,政治立场……朋友圈更要小心,这里不像微博那样容易吵架,但一旦吵起来,损失的情感资源要高出不知多少。“我从一个高中的同学群退出以后,先后有十几个同学打电话来,或者是微信,或者是短信,来劝你。群主也是再三地,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求你回去,你就不得不回去。”施爱东说,不会发红包也是他最大的苦恼之一。

另一个具有征候意义的社交工具是知乎。知乎的设定,将所有的答案,不管它们的智力含量高低,回答者的诚意与水平,统统并置在一起,再根据点赞投票来排列。大多数时候,众多答案总能帮助到有着同样疑惑的人。然而,这个体制决定知乎排名靠前的答案总是“大众最想看到的”而不是“最有知识的”。当然,网络有自凈的能力,但大多数受众恐怕等不到真相浮出海面的那一刻,就像公号文章里也不乏真知,然而真知能否成为爆款?爆款是否包含真知?这是新规矩无法保障的结果。

四、定规矩

2015年初,雾霾成为话题,是因为柴静的《穹顶之下》,2015年末,雾霾成为话题,是因为雾霾本身。所以年初讨论指向是“防治雾霾,能不能从我做起”,真到了雾霾遍地,遮天蔽日,除了照例重发去年的老段子,朋友圈里问得最多的是:“什么牌子的凈化器有效?什么样子的口罩好使?”

2015年获星云奖的《三体》里早就想像过人类躲避地面大气污染的地下生活。那是在猜忌、混乱、杀戮的“大低谷”之后,人类达到了宽容和解的新高度,喊出了“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问题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年末,有些学生家长要求以众筹形式为学校购置空气凈化器,仍然遭逢了“无明文,无先例”的门槛。那么政府在这个问题到底打算有何作为?防霾这事,能不能上升到国民安全的高度来讨论与执行?只是限行与停课,恐怕有转嫁危机成本的嫌疑。当我对这个世界的关心,已经穿不透层层雾霾,我觉得规矩应该要变了。



心情不好时,宜多想想别人的倒霉。我印象最深的,是天津万科海港城一位业主写的亲历记。他说,我们在这个小区住得挺高兴的,最近还一直纠结小区门口建不建停车场的事,没想到一个核弹就在小区边上!这就是张爱玲笔下“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与“来日大难,舌燥唇干”的并置。回头想想,大家都太相信规矩,相信危险品仓库不会建在小区周边1000米以内,相信正在工作居住的楼房不会葬身于人为造成的山体滑坡,至于东方之星翻沉,确因极端天气导致。

所谓规矩,成文的不成文的,其实都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载体。都说不损人利己,是现代文明的伦理底线。《师父》中廖凡存心让徒弟当垫背,娶个女人打掩护,内心不是没有纠结的。危险品仓库和倾倒渣土,是不是损人利己,用不着说。可就是有人不讲究,不守规矩,谁来管,怎么管呢?

我也住在一个万科的小区。邻居们见面,也会聊到周边交通、环境的各种不如意。然而最终,还是落到一个根本问题:没有业委会。没有业委会,规矩就是物业在定。物业再好,也不可以完全站在业主立场上,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该站在哪些业主的立场上。

在没有业委会的情况下,邻居们也不妨想想,有朝一日有了业委会,规矩该怎么定。《查理周刊》血案,与巴黎恐袭事件,当然也是有人不守规矩的结果。开放边境与难民安置,难道就是守规矩?当社会结构与人群比例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怎么统合意识形态,建立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并不只是那些没有业委会的居民们的问题。

2015,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但你已悄然远去。房间里还有你的气息,你的低语。看得见的你和看不见的你,说得出口的你和说不出口的你。这么模糊,朦胧,暧昧的表达,只因华北地区,元旦期间,雾霾十里,不如你。

选择这样一种文艺的方式跟你道别,有点将自己的风格强加于你了,仅此而已。

(原标题:《2015年在叹息说“规矩变了”》)





作者:杨早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知名文化学者,作品有《野史记》等,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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