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日本天皇为什么喜欢吃车站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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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日本国土面积就小，只有中国的1/25左右，再加上新干线等高速交通工具在日本已经普及了四十几年了，于是日本人的地理尺度在中国人眼里小的有趣，比如说坐了三小时新干线就已经能算上“长距离”了。
日本的新干线都不带餐车，但既然是长距离总得有点东西吃，于是就需要一个便当，日语的“便当”换成汉语也就是“盒饭”，这种专供人们在火车上吃的便当叫做“驿便”，驿站便当，因为在车站上卖，日语中管车站叫“驿”，取自汉语中“驿站”的含义。日本各地有各种的“驿便”供各色人等坐车时充饥解馋，电视等传媒经常还有专门介绍各种特色“驿便”的节目。
东京有一种“炸鸡块驿便”很有人气，之所以有人气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有多么好吃，而是带了点“政治”色彩：据说已经去世了的昭和天皇裕仁特别喜欢这个口味的便当。昭和天皇在世的时候每年要坐十几次新干线去外地视察什么的，每次肯定要自己在东京车站买一个这种便当上车吃，弄得这家便当店经常会声明一下他们家的便当几十年没变过口味，谁要是想尝尝天皇喜欢的美味，自己就可以来试试什么的。
这种炸鸡块便当的价格是850日元，按现在的汇率算大概42块人民币左右，和中国高铁上卖的盒饭价格也差不多，炸鸡块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美味，笔者也曾慕名亲自买来尝过一次，真的很一般，以后也就敬谢不敏了。
就这么个其实味道非常一般的庶民便当，怎么到了昭和天皇那儿就成了美味呢？这里面有一个挺日本的原因。天皇其实很可怜，什么都不能做主的，就连吃什么也是由宫内厅在一周之前就定下来了，周一早中晚吃A1B1C1，周二早中晚吃A2B2C2……一直到周日早中晚吃A7B7C7，不能挑剔，虽然是饭来张口，但不管给什么饭都得张口。这么说起来在东京车站能买个便当也算是昭和天皇在吃饭问题上仅有的几次能行使自我权利的机会了，有可能昭和天皇头一次行使权利的时候就买了这个炸鸡块便当，于是炸鸡块便当就成了他的唯一，要是头一次买的是另一种别的什么便当估计以后也还是一样的从一而终，和美味什么的无关，而只是对于自己能够行使权利的一种纪念。
想饭来张口吗？可以，但是不能挑食，喂什么都得张口。
日本有个曾当选过参议院议员的学者叫田嶋阳子，她经常在不同场合呼吁“给天皇和皇家以人权”，在她看来日本人中最无人权的是天皇一家：没有姓氏不说，没有选择食物的自由，不要说在公开场合下发表的谈话，就连平时在公开场合下出现行走的路线、和谁交谈以及谈些什么内容都是事先说好了的，能自由发挥的也就是一些语气助词罢了。
《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总揽统治权的国家元首”，现行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和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虽然两个定义大相挺径，但不管哪种说法都把天皇放在了一个极高的位置上，然而实际上“万世一系”的天皇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在宫内厅的管辖之下，宫内厅说东，天皇绝不能西。前些日子皇太子德仁亲王指责宫内厅“有人企图否认皇太子妃雅子殿下的人格”的发言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是有史以来皇族第一次有人胆敢反抗宫内厅，实际上也应该是这个原因才使得天皇制才得以能够“万世一系”。
这是日本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礼仪”和“内容”的分离。外人从日本外在的礼仪上得出的对日印象在不少时候并不能反映出日本的实际，日本人自然不自然地把社会设计成一个礼仪和内容分离的世界，这样做的结果之一就是日本社会无法出现一个能“通吃”的赢家，这种文化实际上到现代社会给接受权力制衡的机制留下来一个文化的空间。可能这也就是日本几乎是唯一的一个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能够自发地接受西方民主制度国家的原因之一，因为即便是在过去军国主义的年代，日本也只是一个专制国家而不是独裁国家，比如那么权重一时的东条英机因为塞班岛战役的失败也不得不黯然辞职。
如果单纯从礼仪上来说，日本社会到现在还是一个彻底遵守“男尊女卑”的儒教文化社会，彻底到了几乎无法为现代人能够想象的地步，笔者在《冰眼看日本》里曾经回忆过儿子头一天上幼儿园的情景，当时刚到异乡日本，语言不通的当时四岁的儿子，怯生生地不敢上校车，而跟车的幼儿园女老师们则毫不容情地把抢先上车的三个同龄小姑娘拉下车来，等儿子先上车选定座位坐好之后才让她们上车，当时笔者在知道这一幕之后就说了一句：“要是个闺女这就回国”。
这是二十多年之前的事情了，现在是不是进步了一点呢？
从礼仪上来说还是没有进步。
就在前几天日本最高法院的大法庭刚刚通过了“不容许夫妻别姓并不违反宪法”的最后裁决，这样日本就成为了唯一的到现在还从法律上规定夫妻必须同姓的国家，是不是没有进步？
日本的“夫妻同姓”具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国把完成结婚的法律手续叫“登记”，在日本则叫“入籍”，其实日本的入籍手续也就是一个到区政府去登一次记，但是日本民法上“入籍”登记的意义和中国只是在户籍本上变更一下婚姻状态那一栏的登记却完全不同。笔者儿子娶了个日本女孩。在订婚时女孩当着她父母的面跪在地下对我们说：“从今往后，请容许我使用你们家的姓，用你们家的原籍”。
笔者凭空多出来了一个闺女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但是站在对方父母的立场上想想这件事实际上有点哭笑不得：一个闺女养了二十多年，说没就没了。也就是说，日本的“入籍”不是光迁一个户籍这么简单，而是连“原籍”（一个相当于中国“籍贯”的概念）都要改为夫家的，结婚前的那个女性已经完全不再存在了。
看到这里读者们应该很为日本文化中到现在还顽固存在的男尊女卑而愤慨了，但实际上这也是礼仪和内容分离的另一个例子。
首先“夫妇同姓”不一定就是“男尊女卑”，也可能是男性入赘女家跟了女家姓，这在日本并不罕见，叫做“养子”的一种传家继业的制度。
在日本为夫妇同姓所举出的理由最多的是“家庭的一体化”，有趣的是这个理由也不是完全不可接受，在日本的特殊环境下也不失为一个理由。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平民是没有姓的，而且日本的名字也很少，男的一般是一郎、次郎、三郎什么的顺着往下数，女的也就是什么什么“子”，这样一个村子里就自然会出现许许多多一郎和次郎，为了分辨这些一郎次郎，一般都用一些特征定位词比如“田当中的一郎”、“树下边的次郎”、“养了狗的三郎”什么的来帮助理解，这也就是“田中”、“木下”、“犬养”这些日本常见姓氏的由来，直到现在还能见到有些日本老人在称呼人全名时还习惯在姓和名之间加上一个“の”，相当中文中表示所属关系的“的”，比如“田中の太郎”、“木下の次郎”、“犬养の三郎”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夫妇同姓是应该的，否则会造成认知混乱，比如渡口边上的“渡边花子”嫁到了田中家如果不改姓就会发生混乱。
但这些个理由到现在已经不再存在了，再坚持夫妇一定要同姓已经完全严重落后于了时代，连不少日本人自己说起这件事来都哭笑不得，但是实际上日本女性却不是像外人所想象的那么毫无地位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日本女性在家庭内的地位还要高于其他民族。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元，日本社会的制度设计中非常强调这一点，夫妇必须同姓当然是明治维新之后平民有了姓氏之后才有的设计，这个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在一个家庭中抹消一切相异的努力的一部分。日本其他的围绕着家庭的有关制度的设计无不是围绕着“男主外女主内”这个基本主题而进行的。如果这个体系能够顺利地运转的话，作为“一家之主”的爸爸的责任是心无旁骛地去社会上打拼，所有其他的事物则全由妈妈来处理，家庭生活中的母亲虽然不生产资源，可是却握有全部资源的运用和分配大权。当人们听到日本男人把收入全部上缴，只拿零花钱时可能会很惊异，但在日本男人来说这却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在职场打拼的日本男人除了用点零花钱之外是没有比如说帮孩子去交学费这种正经用钱的时间的。
所以说现在的包括强制夫妇同姓在内的日本社会各种有关男女地位的礼仪只不过是一种对内容的平衡，说忽悠也可以，为了在心理上平衡日本男性在家庭中的实际从属地位的礼仪做法。
问题是日本社会也已经快没有忽悠的资本了，能以一己劳动养活全家人的日本男人已经不是很多，妻子也必须工作才能支持一个家庭已经逐步成为社会常识，所以这次日本最高法院有关夫妇必须同姓的裁决的有效期间到底会有多长将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原标题：《天皇和炸鸡块便当：礼仪和内容的二元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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