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 那些与侵略者合作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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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的书头印着一段话，粗体黑字，相当触目惊心：
外国侵略者来了，战争和破坏四处蔓延。无辜者丧失生命，没有人能免于暴力的侵袭。游击队在一些地方从事武装抵抗活动，但是他们隐藏在深山老林和农村地区。您，恰好是一位有社会地位、有志向或者说愿意为民众做一点事的人，面对这满目疮痍的乱世，您良心上过不去，不得不站出来。此时，占领军的代表在您的家乡，您的家门口，请您出来一起工作，您会怎么选择？
每个人都可以想想：如果人生中不幸碰到这种状况，你会怎么办？你能怎么办？
或许你会犹豫着答应，或许你会坚决地拒绝。那让我们换个角度，如果您是一位1938年南京的幸存者，你需要食物，需要住屋，而且每天担心吊胆会被占领军逮捕。而食物和住屋、安全，这些资源都控制在占领军手里。这种时候，您是希望代表市民去和占领军交涉的人，是一个佛口婆心的好人，还是一个欺男霸女的恶棍？
作者卜正民也很能理解这种暧昧纠结的两难处境在今日读者心中激起的涟漪：
我也希望读者有心理准备接受这样的事实，在通常情况下，留下来的人在通敌和抵抗的选择上，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我建议：如果我们向下看那些模糊不清的灌木丛，而不是向上看熟悉的通敌或抵抗的大树，我们更有可能理解与日本人一起工作的中国人。我使用“模糊不清”一词，并不是怀疑一些人通敌和一些人的抵抗的事实，而是质疑对历史已有的、曾一度似乎是真相的解释。（p.275）
在《秩序的沦陷》这部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十年前的著作之前，并非没有研究沦陷区的经典论著，如魏斐德《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不过这些著作大抵集中关注上海、南京两座中心城市的上层社会，像《秩序的沦陷》这样偏重于沦陷区的基层社会与小人物研究的，确不多见。
造成这种研究局面的最大原因，是资料的缺乏。即使是《秩序的沦陷》，利用的主要也是一些中日两种文字的核心材料。资料缺乏带来了研究与阅读的某种困境。很多人读完《秩序的沦陷》后都反映，里面的许多人物倏忽来去，行迹不彰，缺少关联，这就是材料缺乏带来的问题：这些小人物，往往只是出现在日方“自治会”一类机构的花名册中，或是当地乡绅的旁观记录里。他们没法在史料里，像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胡兰成那样拥有完整的人生记录。
▲ 日本宣抚班职员在其办公室外
或许王承典是一个小小的例外。他是南京的一名拍卖商，西方人叫他吉米·王。他与南京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基层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南京失陷后，他没有离开，选择留下。他参与南京“自治会”的组建；与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一起从日本人那里为难民搬运粮食，而且还偷偷搬走了比日本人答应给他们的还要多的粮食。
他对室友说：跟日本人合作，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好机会。另一方面，德国公使馆大使在报告里记录下了这一笔：吉米·王敢对日本人说，“如果你们要反对我，那么你们最好现在就在这儿杀了我！”
纵观王承典在南京沦陷初期的表现，他既服务于占领政权，又敢抵制日本人；他既与日本人合作，又给南京难民带来了更多的食物。据拉贝的记载，王承典建立了三个妓院，征召自愿的妓女为占领军服务。这种行为虽然充满争议，但它至少减轻魏特琳和拉贝的压力，日本人一直在逼他们从金陵女子学院为士兵寻找慰安妇，或是在安全区到处强奸妇女。
像王承典这样的人，我们很难判断他的行为是否合乎正义。本书作者卜正民问道：为难民提供食物，是抵抗行为还是帮助占领者建立秩序？征募妓女是与日本人合作还是保护大多数妇女免遭日本兵的性侵犯？如果吉米·王的动机不是帮助或阻止日本人，而是利用这些意想不到的机会来发财致富，那将改变我们对他的评价吗？
▲ 1937年12月，上海大米派发中心
更大的可能是：没有评价，只有遗忘。卜正民不无讽刺地写道：如果完全依赖于中国和日本方面的记载，我们现在只知道吉米·王就是王承典——“自治会”花名册上的一个名字。令人奇怪的是，只有西方人的资料中留下了他的事迹和行为。这似乎成了《秩序的沦陷》这本书自身的一个隐喻：只有西方的研究者，在利用中、日、西方等多重材料后，才能逼近、重现战争中沦陷城市的秩序重建，才会为读者勾勒出沦陷区这样一些灰色、暧昧的小人物的存在。
然而记录在西方人笔下的，也只是“事迹与行为”，最大的问题是，王承典这样的人，就算能活到战后，也不大会出一本《今生今世》或《王承典日记》。他们的心态，我们很难在战后黑白分明的世界里去体会和描述。
上海名医陈存仁，战后在香港追忆沦陷区岁月，写出了一本《抗战时代生活史》。前面几年，陈存仁住在租界，“只要洁身自爱，倒也算安定”，虽然时时也有人骚扰，只要虚与委蛇，肯出钱，也还可以过得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推行保甲制。警察局看中了陈存仁，要他当保长，哪怕挂名也可以。
陈存仁自述“内心十分焦急，认为一做保长，将来这个污点永远洗不清”，想找人自代，但又不愿意落入那些不正经之手。于是他走到对门一家堆栈，找了一位“年轻活跃”的郑姓经理，此人“认为当保成长也无所谓，而且还能借此出出风头”，为了坚定郑经理当保长的决心，陈存仁还把一个姓张的学生推荐给他当帮手。事实上，在后来的沦陷区生涯中，郑保长时时关照陈存仁，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陈存仁毕竟没有真的落水，他说的郑保长心态也未必靠得住。如果不强求是在抗战时期，有一位当时的小人物，在沦陷区为占领军服务，引发了一场心理冲突，后来还记录了下来。此人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齐如山。
据《齐如山回忆录》，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分治北京，齐如山家正好在德占区。因为齐如山此前在同文馆学习，通德语，因此认识了德军的粮台，碰巧帮他们二三十万斤木柴。德国人发现齐如山不吃回扣，认为他是有道德的人，所以诸凡百事都委托他。特别敬重他，觉得他又能找到东西，还不要回扣。觉得他很有道德，要求他再帮着采买其他的东西。齐如山为此专门在崇文门内租了一所二十多间房的大院子，跟德军的生意做得很大，“大至火车铁路，砖瓦木料，煤炭木柴，绸缎布匹，古玩玉器，金银首饰，米麦杂粮，草料麸豆，鲜果水菜，葱蒜芫姜等等，总之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们找什么。再者有他们由本国带了来，可以没什么用的东西，以及到中国抢来的东西，也有许多没用的，都要卖，我就买他们的，也颇有利”。
但是，齐如山心里不是没有压力的。他跟德国粮台聊天，说：“你们外国兵来到北京，真可以算是来救北京人（因为之前的义和团在北京闹得很凶），否则北京还不知多死若干，照这情形说，我们实在应该欢迎你们。但是，外国兵来到中国，我们还供给你们所需，这于国家观念及私人道德都有亏损。”普遍的国族意识是到中日战争的1930年代开始才慢慢形成的，但在1900年，像齐如山这样的知识分子开始有这个意识了，所以他觉得帮助占领军，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而德国粮台对他说：“你以为这是用物资供给敌人吗？我劝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这话乍听仿佛有片面的理由，其实不然。你们国这样乱，外国人不能生活，甚至我们公使也被害，这是世界上很难有的事情，我们当然要出兵。凡出兵，一切军需当然都由本国带出来，但总有许多需要临时补充的，在前线补充最是难事。能够买自然是买，因为买倒省事，不能白就得白拿、就得硬抢，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也是当然的现象……凡是白拿或硬抢，则人民的损失不止被拿之物，此外附带着的损失，不知还有多少，或者有人受伤，也或者出人命……而且你所赚的钱并不是我们的，是赚的你们国家的……不过是中国政府赔我们的款，你又分回去一点就是了。”齐如山听了这段话，觉得“固然是安慰我，但也系实情”，于是就“安心作起买卖来”。
那时跟占领军做买卖的，还有一位名士，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锷，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后，京城粮食供应出现短缺。刘锷便说动联军司令部，买下了皇家粮仓，卖皇粮以赈济京城百姓。结果八国联军撤走以后，刘铁云以此获罪，充军新疆，最后死在塞外。
这样一件件一桩桩想下来，近代以来，国难深重，而一部“沦陷区合作史”却写得远远不够。卜正民在《秩序的沦陷》里有时也显得非常游移，像“COLLABORATION”这个词，他有时用作贬义的“通敌”，有时也表示中性的“合作”，正如他在《结论：消失的四类历史真相》里指出的那样：“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不是提出错误的观点来抨击过去的历史参与者或现在的读者，而是调查在某时某地产生道德准则的标准和条件以便进行研究”（p.281）。战时伦理与平时大不相同，虽然不曾经历那种阴云密布的岁月，我们也必须尽力想象、面对。
原标题：西方人眼中的吉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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