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少女自杀背后的中国式互害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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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8日，甘肃省永昌县一初一女生跳楼自杀，事发前，曾在超市偷窃，超市方被指曾体罚并辱骂女生，而警方称女生母亲到场后曾对其责打，随后少女自杀，家长到超市门口讨要说法，引发群体事件。
目前在政府的强力维稳下，事情已经平息，然而，即使事实清楚，但对于其中的是非曲直，不同观点难以达成共识。难以达成共识的原因是，理论上，少女不该偷窃、超市不该搜身与侮辱、家长教育无方等等，各方都有错，但与此同时，按我们的生存智慧，各方又似乎是正确的。
对超市老板来说，这么做是“正确的”。一个小女孩偷了100多元的巧克力及其他物品。报警之后，警察最多教育一番，无法威慑。叫来家长，要求买下，再斥责甚至羞辱一番，围观者众，才能建立威慑，避免顾客中有人再犯下次。如果像心灵鸡汤中那样，把物品都送给这个孩子，流传开来，换来的可能是更多这样的孩子。所以，超市的做法，符合中国式的生存智慧。
对少女的母亲来说，只带了很少的钱，也是“正确的”。女儿偷东西，虽然被超市扣下要求家长求解决问题，但是，这并不算多大的事，两个女人，一大一小，超市除了要求买下来或者罚款，也不敢再做什么，最终只能放人。既然如此，少带点钱，扛一扛，挨点骂受点羞辱，也许就过去了。
曾有这样的新闻，违章三轮擦挂了轿车，大约300元损失，骑三轮的老者立刻下跪。警察无法，只得劝车主放弃索赔。不管是谁，只要能够生存，300元是一定能够赔得起的。不想赔，下跪就是最好的办法。撇开这位母亲当时的真实想法不谈，只要不装作外宾，都会承认，“要钱没有”、下跪，是一种中国式的生存“智慧”。
对警察来说，遇上类似的事情，能劝就劝、能压就压，让着横的、强的，压着软的、弱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法律规定一边站，尽快解决为上，这也是中国现实。至于后来，政府强压超市老板赔偿，无非是这种方式在不同场景下的重演。这些都是中国式的惯例。
聚集起来的公众，也不会在意所谓“公共场合对一个小女孩的侮辱”。偷了东西，被抓住示众，再加上一些羞辱，中国人并不会觉得是件多不合理的事情。即使对于一个小女孩，应该宽松很多，但超市当众搜身，只要不涉及猥亵，就没有超出中国人所认为的合理尺度。引发群体事件的关键事实是：人死了，父母来讨说法，超市外面聚集了很多人。人一多，愤怒自然就特别大。这是中国式的伸张正义的“正确”方式。
以上种种“正确”方式，当然并不正确，但实际上，这种稍微偏离真正正确的中国式正确，就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是中国人在各自阶层、各自生活中的必然选择。不过，当各方的中国式生存智慧，在某一个时刻，偶然地交汇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能够吞噬鲜活生命的黑洞，酿出一出悲剧——就如同，偶发性的患者伤医。
医患互害，医生过度检查、激进治疗自保，患者不信任，同样是中国式的生存智慧，是医生与患者的必然选择。当这些必然因素，在某一个时刻的偶然性交汇、爆发的时候，又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就又发生了。
偶然性事件本身，很难去探求到一个答案，给出一个明确的对错是非观点，但对于背后的必然因素，却可以深究一个为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看这样一种现象。悲剧导致群体性事件之后，政府强压超市赔偿，许多人为超市报不平。一种近几年在舆论场中频繁出现的反问：“你弱你有理啊？”“你穷你有理啊？”又再次出现。
当然，不必对穷人的道德水平做过多的美化。“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生存压力之下，顾不上道德是大概率事件。但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也无法回避的一点是：当下中国现实中的大多数的穷人，都是权利受到损害，或者因为其父辈、祖辈的权利受到损害，而陷于路径依赖之中难以自拔的人，而现实中的大多数富人，即使不是损害别人的人，起码，多多少少，在权利上受到的损害更少一些。所以，当穷人不讲理的时候，很多时候，某种程度上，都对应着他们丧失的某项权利，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上访。所以，即使穷人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们的中国式智慧中的不讲理，可以被视为一种无意识的反抗。
这个时候，当另一个受损害更少的群体，用“你穷你有理？你弱你有理？”来回应，用“你买不起学区房，你穷你有理？你想有农保，你穷你有理？你想自由迁徙，你没户口你有理？你想在北京上学，你是农村孩子你有理？你要言论权利，你是公知你有理？”等等反问来应对这种下权利诉求，并固化为群体间的对抗性争论话术的时候，就显现出了中国各群体之间，一个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权利受到侵害的漠视甚至乐享其成。
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博弈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在中国，这一切都有一个大前提：公民的权利受到普遍性的抑制，只要不是某个高贵姓氏的群体，所有人的权利只有一个小小的出口。
用敞口藤篮来装螃蟹，一只螃蟹很容易爬出来。多装几只后，就没有一只能爬出来了。这是因为当有两只或两只以上的螃蟹时，每一只都争先恐后地朝出口处爬。但篓口很窄，当一只螃蟹爬到篓口时，其余的螃蟹就会用大钳子抓住它，最终把它拖到下层，由另一只强大的螃蟹踩着它向上爬。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一只螃蟹能够成功。
更何况，人的群体属性并非固定的。于是，现实中不时出现一种尖刻的讽刺：今天，还在怒斥刁民的人，明天自己家就被强拆了；今天还在斥责朋友圈中的负能量的人，一声爆炸之后，却立即沦为访民；今天还在受着出租车公司剥削的人，却在声讨那些躲过了牌照盘剥的同行。
由此可见，当下中国每一次群体间的利益博弈中，每一个群体发出“你弱你有理？”的质问，或许是理性的，但从整个社会权利发展的角度，却意味着各个群体之间相互制约对方权利发展，不但损害了中国社会整体的权利发展，最终也会反过来损害自己的权利。
公民的权利，是社会运行过程中传递信息的载体，是群体博弈的基础，与群体的利益息息相关。权利的不足，意味着利益上的损害，进而扭曲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关系与善意，互害就成为一种常态。在大城市读书无门的孩子、深受雾霾困扰的城市中产、小心翼翼的医生、满腹抱怨的患者、开超市的老板、缺乏福利的底层，他们相互之间缺乏善意，甚至相互敌视，但却谁也离不开谁。于是，中国式生存智慧成为必然选择。
由此可见，在总体权利受抑制的情况下，各个群体相互漠视对方权利，会转变为各个群体之间的互害，并由此产生中国式的生存智慧。然而，在这种中国式生存之道的困局中，没有赢家。
那么，如何走出这个困局？
虽然从顶层的城市人口上限政策，到中间层的收紧非户籍人口子女入学的政策，再到最基层、最具体的用水泥锥、斜面的公交站座椅来故意给流浪汉制造不变，中国大城市有系统性的驱赶穷人的政策。但是，无论如何，那些穷人、那些权利受到更严重损害的人，就生活在富人的周围。他们是清洁工人、是保安、是送牛奶工、是修鞋匠，城市离不开他们。2005年10月5日，抚顺新抚区发生的刘兴伟故意杀人案，后来被流传为宝马一家三口不依不饶，鞋匠怒杀全家的故事在网上流传。某种程度上，这种都市传说正是中国式互害的民间故事演绎。
所以，从个体角度，“他穷他有理”，“他弱他有理”，与人为善，得饶人处且饶人，既是在中国的权利状况引发的生存之道中，跳出互害怪圈的个体努力，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就如同医生对病人耐心，病人对医生信任，都是对自己的保护。
从社会群体关系的角度看，“你穷你有理”的反问，某种程度上，是在说“我强我有理”，但是，说出这样话的人，自己的权利也会遭遇更强力者的漠视，同样得到一个“我强我有理”的回答。在此次群体事件中，政府的解决方案，无非是用“我强我有理”压制老板给出赔偿。
当群体间的关系扭曲到极致的时候，就是社会关系的崩溃，金字塔底的人，会用“我人多我有理”来回答身边富人“你穷你有理”的不屑，就如同当超市用“你穷你有理？”来处理偷盗事件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超市外愤怒的人群用“我人多我有理！”来回答这种反问。媒体随后的深度报道中清晰地印证了这个循环——在事发的甘肃小城中，对聚集起来的人群而言，超市代表着“外地来的有钱温州人”。
所以，从群体、阶层角度看，理解、宽容弱者与穷人，放弃“你弱你有理？”的反问式对话方式，看似是不讲理的、民粹的，但在中国的各群体权利现状下，并非完全没有合理性。对群体而言，是正视中国各群体权利发展不均等、不公正状况之后，遵循理性、逻辑、良知的选择。作为一个共同体，当下中国的每一个群体都有义务承担我们所在的国家中发生的不平、不公、不正义之事的后果。这也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现实含义之一。
当各群体能够尊重对方权利，为更好的权利状况承担一些道义上的代价与付出，整个社会的权利才能共同持续增长，才能进而跳出群体间的互害局面，中国人才能放弃中国式生存智慧。具体而微的，对于普通城固市居民而言，当你的孩子与菜贩的孩子同在一间教室的时候，你孩子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不会变坏，相反，只会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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