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寄生与被寄生的人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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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的罗伯特·兰扎（Robert Lanza）本想在家乡找到一份暑期工。他四处寄求职信，麦当劳、制鞋厂，还有贩卖甜甜圈的连锁店唐恩都乐，都在他的申请之列，却无一试中。忽然间他心血来潮，决定去波士顿的哈佛医学院碰碰运气。
兰扎不清楚自己怎么会冒出这样的怪念头。“我要亲眼见到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后来他回忆，那是因为他从小就有这个梦想。而很明显，离他最近的诺贝尔奖得主，很可能在哈佛。
他想到了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于是他想去沃森的实验室。可是等他乘火车到了那儿才得知，沃森最近刚离开哈佛，到纽约长岛担任冷泉港实验室的主任。
“振作点儿，难过没用”，一时不知所措的兰扎对自己说，“毕竟我来了呀！”他把自己知道的诺贝尔奖得主一一想了个遍。巴甫洛夫、班廷（人造胰岛素的发明者）和弗莱明（青霉素的发现者）肯定不在这儿，因为他们死了。汉斯·克雷布斯（Hans A.Krebs，三羧酸循环机制的发现者）也不在，因为他没离开牛津。那么乔治·沃尔德（George Wald）呢？对，他刚因为视网膜的研究拿到诺贝尔奖，他肯定在！
穿过一个有些霉味的昏暗走廊，兰扎来到沃尔德实验室的门前。一位女士出来告诉他：“抱歉，沃尔德博士生病在家，明天可能会来。”沮丧的兰扎不禁想，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怎么可能生病？再说，他最多还能在波士顿待上几小时就得打道回府。
转悠了一阵，他踏上了返程。车刚开动，兰扎的脑子里又冒出了新念头。他想，波士顿还有那么多所大学，虽然没有哈佛那么有名，水平应该还是很高的，比如麻省理工。想到这儿，他立刻在肯德尔广场下了车，直奔麻省理工的校园。
到了问讯处，兰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吗？”得到的回答是：“当然有啦。我们有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E.Luria），还有葛宾·科拉纳(Gobind Khorana)。”
“那么他俩谁更有名？”兰扎又问。听到这个怪异的问题，问讯处的人不再说话，倒是他身边的一个人搭了腔：“卢里亚博士是癌症研究中心的主任。”“那么我到哪里去找他？”那人翻了翻名录，在纸条上写下：“萨尔瓦多·E.卢里亚，E17楼”。
兰扎像拿着一份正式的介绍信一般捏着纸条，直奔卢里亚的办公室。正在前台整理文件的女秘书问他有没有预约，他说：“没有，不过我想请教他一个问题。”秘书盯着他，眨了眨眼睛，说：“他全天都有会。不过你可以试试午餐的时候去碰碰他。”
还有一些时间。兰扎在大楼里找到一个小图书馆，他得了解了解卢里亚到底在研究什么。长篇的论文没空看了，期刊什么的尚可翻翻。很快兰扎就弄明白了，卢里亚对噬菌体的研究为分子生物学奠定了基础，这让他拿到了1969年的诺贝尔奖。
午餐时刻，兰扎到办公室找到了正在狼吞虎咽的卢里亚博士。第二天，卢里亚带着兰扎走进一间办公室，对一个人说：“嘿，给他一份他想做的工作。”转过身，他对兰扎说：“你这个鬼家伙，麻省理工上百号学生梦想到这里工作。”
就这样，一个父亲是职业赌徒，三个姐妹没读完高中的穷小鬼，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毕业生，他的未来在这一刻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而这个包含了更多可能性的未来，最大的变化将是身体。
▲ 国际知名干细胞专家罗伯特·兰扎（Robert Lanza）
这么说似乎有些奇怪，为什么说身体的变化是最大的呢？人生、命运、观念，哪一个词都比“身体”二字合适。不过仔细想想未必，人生、命运、观念，无不附着于身体，有哪一个词比身体来得实在？可以想像，如果兰扎是一个制鞋厂的工人，或者甜甜圈店的店员，他的身体状态，修辞地讲，他的生命状态，肯定与一个神经生物学家大不相同。
偶然造就了身体，围绕这个话题，太多的东西可以谈。然而，假如我们不对人与社会的一元性多做思考，偶然就只能停留于感叹。所有的生命都“浸润”在它所处的环境之中，人类也不例外。就像埃利亚斯时时强调的那样，在这样的关系中，一个人的身体并不完全属于自己，而与别的生命共存。
然而毫不客气地讲，共存未必像兰扎的故事那般传奇，那般美好。有些形式的共存，根本就是逼不得已，难免包含着一些人利用强力对另一些人的支配。而在共存与共存之间，也不乏冲突、欺凌与竞争。
最近发生在德国科隆的大规模性侵案很能说明问题。在我看来，事件的实质就是，当一种高度强调共生的共存方式突然遭遇到完全相悖的另一种共存，他们就会惊恐地发现，首先遭到侵袭的，必然是自己的身体。
▲ 2015年跨年夜德国性侵事件发生地之一：科隆
这时候，借用一下生物学家的视角或许不无助益。在学者们看来，人类的身体通常处在某种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这种体系，往往是由肌体、“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s）与“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s）三者构成。微寄生物很清楚，就是病毒、细菌以及真菌等微生物体。那么巨寄生物是什么呢？对于别的生命来说可能是大型的天敌，对于人而言，则无非就是同类了。
像微寄生物一样，巨寄生物也能致命，但一般而言，它们更愿意与宿主形成一种比较温和比较稳定的关系，这对巨寄生物是好事，宿主也可忍受。但是这样的巨寄生模式需要充分的条件，例如有肥沃的土地和良好的作物，以便宿主有更大的产出供养巨寄生物。没有这些条件，巨寄生物对宿主采取的策略极可能是掠夺性的，乃至遍地血腥。早期的人类文明，兴衰更迭，无非如此。
▲ 日本漫改电影《寄生兽》剧照
随着生产方式、科学技术以及交换机制的长足进步，以及社会和政治的观念演变，纯粹单向的巨寄生模式可能逐步发生变化，转变为具有一定互惠性质的共生。现代文明不乏这样的特征，兰扎的故事可作如是看。
也许有人因此而辩称，共存的主要方式是共生而非寄生。这样的说法也没有错。只是，寄生与共生真的有明确的界限吗？我有些怀疑。或许只能这么讲，当共存的体系较为均衡，那么不能排除共生的可能性；反之，当这个体系存在激烈的冲突、严重的损害，甚至频临崩溃，那么说它是以寄生为主，并不为过。何况，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不少业已明确的寄生，也能够做到均衡而和缓。
面对外部的压力，均衡的体系也会发生补偿性的变化，籍此最大限度地减缓全面的震荡。但是，变化本身也可能过了临界点，导致体系的崩溃。至于崩溃的受害方是哪一个，需要具体分析。然而脆弱的身体往往首当其冲，这也是常识。
早在上世纪初，细菌学家汉斯·秦瑟（Hans Zinsser）就在《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 Lice and History）里谈及了共存方式与身体的关系。受他的启发，作家夏衍在他的剧作《法西斯细菌》和别的散文里多次提到秦瑟的著作和观点，可惜点到即止。不过历史摆在那儿：无论是微寄生物带来的剧烈疫病，还是巨寄生物造成的掠夺和杀戮，对身体的戕害确定无疑。
幸运的是，共生的确在层层积累，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在逐步赢得更具尊严的地位，而不再仅仅是他人的财产、食品或宿主，而成为埃利亚斯所说的相互联结的节点。我忽然想到两则轶闻，或许可以从侧面印证这一点。一个是马克斯·泰累尔（Max Theiler），南非人。年轻时他一事无成，偶然间在朋友家的书架上翻到一本秦瑟的《感染与抵抗》，大为佩服决定发奋，1951年因发现黄热病疫苗而获诺贝尔奖；另一位更加神奇，名叫约翰·恩德斯（John F.Enders）。他曾经是一战时期的空军飞行员，后来做房地产，再后来进了哈佛大学主修英国文学。某天他的朋友邀请他去参加一个派对，恰好听到秦瑟聊了一晚上的生命哲学。第二天，他打电话给秦瑟说，我要放弃文学来追随你。1954年，他因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研究获得诺奖。
多么神奇的联结，多么神奇的生命。
原标题：《所有可能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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