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项目制是怎样把大学搞坏的
--- Tips：点击上方蓝色【大家】查看往期精彩内容---
澎湃新闻最近连续报道了两起高校硕士毕业论文抄袭事件，加上前不久某学术书籍将“an lrish gay and lesbian group”译作“一个爱尔兰家伙和一个黎巴嫩团体”的神翻译事件，临近年关，学术界依旧是话题不断、贵圈真乱。
高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的普遍缩短（从3年、2.5年压缩为2年），大约有十个年头了。这期间，本科扩招累积的就业压力逐步向研究生传导，读研成为各方延缓就业压力的一种可接受方案。于是，研究生招生数量的扩大，成为本科扩招政策的一个滞后却理所当然的选项。
一方面是规模扩大，导师与带教学生之间呈“一对多”格局，难免有心无力、招呼不周；另一方面则是学制缩短，在课堂教学时间不减少、毕业论文标准不降低、就业规划大幅提前的情况下，学生疲于奔命，实际用在每项活动上的精力和心思都不如从前了。这两方面的共同后果，就是研究生培养的质量监控和过程管理，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表现之一，就是近年来媒体大量报道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抄袭剽窃的问题。
不过，这还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道德的问题，它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高校的项目制运作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尽管自建国伊始便开始了一边倒的向苏联模式学习，一切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现代化服务，带有明显的政策引导和实用主义倾向。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国家主导主要还是在宏观意义上，具体到教师个人，真正自觉自愿地在强大的经济动机刺激下、主动以国家意志为意志，甚至扭转和扭曲自身的兴趣偏好去开展某项研究，大抵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
对于这种变化，国内社会学界已有折晓叶、渠敬东、周飞舟等人做了很多深刻的研究，他们将其概括为“项目制”。以项目制为主要手段，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的机制，它具有强大的惯性，重构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责权利结构，也在整个社会领域激发了意外后果。有人会说，这其实也很正常啊，全世界不都在搞项目管理吗？你到哪个地方，做什么事情不是像做program那样呢？是的，项目制首先是一种正规化的努力，也就是一种“数目字管理”，就是要一改前现代社会那种无预算或预算软约束状态下的粗放式拨款，而是必须确保每一笔钱从上到下，在这个管道中运行的每个环节怎么分流、怎么使用，都要清清楚楚。而不再是一揽子拨付到账，让受益人数钱数到手抽筋。
从这个意义上说，项目制带来的变化是不是好事，算不算进步呢？应该是的。
1994年分税制、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首次实施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政策、1998年教委和科委分别升格为教育部和科技部、1998年教育部开始陆续接收其他部委所属的高校（最后扩张到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1998年中央力推科教兴国加大科教投入、1999年预算改革，凡此种种都可用一个连续的视角来看待。这一连串事件，直接导致国家财力特别是中央财力的集中。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要进行转移支付方面的制度安排，必须师出有名、用之有度、管控有力。因之，央地关系大调整，这是条块关系；部门结构也要大调整，这是条线关系。重视教育，既能博得美名；教育产业化，又可拯救危机，何乐而不为？
1998年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基金项目、各种人才项目，名目繁多地冒了出来，分钱、要钱、花钱有了新的规矩。自那以后，高校的评价标准明显开始以项目为轴心，撬动其他一切事务的运作。
211工程、985工程是过去十几年来教育领域两个最大的项目。2015年11月，国务院对外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这个被简称为“双一流”的新项目，正在迅速替代此前的211、985，成为今后国家财政对高校进行甄别性扶持的新的管道。这个新项目文本提出，国家将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总体规划，分级支持，每五年一个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设，与国家五年建设规划同步实施。换言之，今后国家财政对高校的支持，主要的将从“双一流”这一口径流出。至于“双一流”如何定义和遴选？会不会又是一轮211、985式摊大饼的升级版？很难说。
中央改用“双一流”做杀手锏，财大气粗的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他们提“高校智库建设”，引导高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方案。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收缩与调适，和当前一段时间宏观经济和财政状况的走势是可以互为印证的。中央和地方手头都紧了，盘子必然不能再铺得那么大，必须以我为主、精准扶持，也必须另起炉灶、另立新规。
▍项目制下通往学术不端的特殊甬道
好了，让我们回到最初的主题。项目制固然有其正面的意义，但也带来了出人意料的其他影响。项目制下，高校教学科研人员（当然包括众多研究生导师）的生活状态是充实的，或者应该这样说，生活节奏是紧张的。确有出于个人对学术的追求和兴趣的，更多的则可能是为其他原因而强自出头，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地绞尽脑汁，有时也不免要钱不要命、顾头不顾腚。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教师本身也难免沦为项目的工具，那么往好了说，教师无暇指导研究生，若研究生自身学术定力也不够的话，出现各种学术不端、学术失范行为就是可以想见的了。如果往坏了讲，教师自身将压力传导给学生，使学生也成为项目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出现抄袭剽窃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项目的指挥棒指引着学者们根据各级项目规划部门“集思广益”制定的“课题指南”来设定自己未来三到五年的研究方向。进而，他们再将这种完成项目的压力层层下卸，最终卸载甚至摊派到学生头上，让其论文选题与项目接轨，扼杀其根据自己兴趣自由探索的空间。若干年后，学生毕业，交出论文，导师们完成了“国家使命”，可以顺利结项、交差，再马不停蹄地去申报下一个项目。一些学生确实在项目中实现了自身研究旨趣向项目“规定动作”的靠拢，也或多或少得到了某种训练，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是白白荒废了青春，蹉跎了岁月。能有幸得以参与项目的苦劳，配享项目成果之一份，进而能够成功毕业，拿到学位，那便要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了。
借用一种说法，目下的学术研究大概有三种类型。一是宗法型：师生之间合作，建立严密的师承关系，同时也形成了紧密的攻守同盟关系，像看门狗一样拱卫学术山头，像疯狗一样围攻学术对手。二是雇佣型：用钱收买，大专家（大老板）承包下一个项目，然后层层转包给中小专家（中小老板），出钱办事。三是合作社型：真正自愿联合进行学术产品的分工、合作、生产、销售。教育项目制之下，宗法型是主流，雇佣型为辅助，合作社型较少。
这些年来学术界爆发了很多学术造假、论文剽窃事件，引起了舆论界的轩然大波。我们往往特别重视学术失范事件中的个人行为，对于一些明显带有“集体犯罪”性质的学术不端案件，多半睁只眼闭只眼，法不责众。而实际上，这些青萍之末、微澜之间的风浪，往往有某种规律性，更值得人们见微知著、防微杜渐。
仔细回想一下这许多年来中国学术界里的剽窃事件，有这样一种特别却并不鲜见的情形，就是某专家主编的书，被人指认大范围剽窃。不久，专家出来澄清，说那不是我写的，我是躺着中枪，那都是我带的研究生干的。你看看书的前言、后记的任务分工非常明了啊，某章、某章的责任人分明都是我的研究生啊。或者即便有某专家与研究生共同署名，此时的剽窃责任也统统推到研究生一端。
为什么这类事情层出不穷，成了一个死循环？这往往是因为，专家自身只是一个承包商、包工头，对策划的议题组织学生进行章节摊派，如果所分配的议题又与研究生的学术兴趣相去甚远，那么，研究生经过理性计算和成本收益分析，就会认为极大地耽误了个人的时间，机会成本巨大。在此情况下，研究生采取剽窃手段堆积文字，作为一种弱者的反抗武器。东窗事发后，专家作为主编，可以认为与自己并不直接相关。研究生作为直接剽窃人，则有两种判断：如果研究生本身学术研究能力还可以，有独立的研究兴趣或者可以证明这一点，则他认为在一个与自身研究旨趣毫不相干的领域，为应付无聊的任务和老师的压力而进行剽窃是“正当合理”的，并且这部分剽窃不足以反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和人品的“不合格”。如果研究生本身学术研究能力就很一般甚至无能，在其自身领域就乏善可陈，那么他也就不打算在未来致力于研究，故而也无惧于背上一个剽窃的罪名。
于是，我们看到，项目制之下的权责界定模糊，始终难以排除滥竽充数者搭便车的道德风险。如果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按照自己强大的内生兴趣进行研究、撰写论文，其剽窃的几率应大大低于被逼无奈所接受的项目任务。进而，他应该也会倍加珍惜自己的学术声誉和学术界舆论监督的力量，做到文责自负。同理，如果一个专家将学生作为廉价劳工，坐享其成就可以共同占据甚至独占后者的思考和劳动成果，那么按照博弈思维倒推回去，当然学生可以料到这一步，那么学生会不会全身投入？如果恰巧布置的任务又是极其无聊，那后果就很可能是抄袭剽窃。
▍分田单干是一条出路？
一位老师曾经感慨道：“学生抄老师还叫抄吗？只希望他们能多少有个引用、或是说明、或是致谢就算是良心未泯了。”另一种情况是，现在老师抄学生的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常常以论文指导、课程作业之名，如钓鱼般钓到一批认真以待的学生的好文章，几经加工便拿去发表。这些年来媒体曝光的老师抄袭剽窃学生甚至是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去发表、将学生的课程作业整合一下就攒出一本“个人”专著（而且后记中的责任分工中还不署学生名字）的事情还少吗？
专家有条件利用学生，那么学生有没有条件利用专家呢？是有的，但比起专家对学生的利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者是微不足道的。比如，按照大多数国内高校的发论文的规定，以及国内学术出版界普遍存在的某些潜规则，学生独立在所谓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几率要比专家带着学生发表的概率低很多。这就给了学生自愿让渡知识产权给专家任其搭便车的理由。但是，仍然不能排除，依靠自身努力，学生独立发表的平台也可能会逐渐升高，逐渐会发现这也并不是一件难事。那么在此情况下，专家的搭便车就成为一种有弊无益的赘疣。
为什么我们翻阅国外的研究论文，经常能够看到许多高质量的合作团队？而国内的合作团队往往很少，即便有也是为了短期利益临时拼凑起来的？国外的合作团队稳定性强，是强强联合，自愿联合，是建立在常规性学术主题研讨和共同学术旨趣基础之上衍生的自发秩序。然而上述项目制下的宗法型加雇佣型的合作多是短期的、一次性的，是一锤子买卖，为了一次偶然的利益分割走到了一起，搭便车的成分就更多。
因此，在项目制的笼罩之下，“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就成为学者独善其身以保持某种“自由”、获得某种“解脱”的重要选择。在权责界定不清的时候，贸然推动学术研究的“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只会适得其反。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这的确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很忌讳闭门造车、固步自封。虽然合作的规模效应是有限度的（因为组织的规模与其监督效果是负相关的），但是适度的合作尤其是跨学科合作是绝对有必要的。在搭便车成风的制度环境下，组建或寻找到一个志同道合、默契互补的学术团队，何其难哉？熊十力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致，不堪与世谐和。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完美的合作总是可遇而不可强求。在机缘到来之前的漫漫长夜中，唯有呵护兴趣、守持理想、不逾底线，做一个有准备的人。
在分田单干、权责明晰对等之后，发生的一切后果就都需由当事人一体承受了。在摆脱了师门宗法关系的束缚和虚假学术共同体的绑架之后，仍然爆出学术造假及学术不端事件，那便是当事人的咎由自取，这是自由与责任的公平交易，也理当受到应有的惩戒。
原标题：学界乱象的另类解读
◆◆◆◆◆◆◆◆◆◆◆◆◆◆◆◆◆◆◆◆
《大家》在此等你来！
成为大家读者成员，留下你们的声音
当前，《大家》平台互动通道有：微信后台消息、文章评论功能、大家读者信箱及官方微博等，另外还有日渐壮大的读者微信群，该群旨在聚合更多读者朋友，进行线上交流，即时互动，活动参与，福利回馈，等等。
即日起，微信群向读者敞开大门，有愿意加入我们编读交流群的读者，请通过微信后台发送消息“微信号+申请加入大家读者群”，我们会尽量及时回复并安排。
※本微信号内容均为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转载将追究法律责任，版权合作请联系ipress@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