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静：村庄里的另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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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如果用于文学的世界，大概也是一种理想吧，但其实大部分人都在追随或者被裹挟在主流的幻觉中。黄永玉这种跨行到文学来的写作者，反而可能是任意而行的，一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写起来就跟童年时间一样缓慢，所以有人无感有人挚爱。作家芳菲是挚爱者，她把黄永玉读成了一种方法论，因读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而写了一本书《沿着无愁河到凤凰》。细细碎碎追随着文本里的世情，去体察和理解，也的确提供了一个逆潮流而上的思路。黄永玉的长篇可以有许多理解的方式，但让我最有感触的是芳菲把他放置在现当代文学中的离乡主题中，放置在世界文化背景中的离散主题中，别开一路，“故乡与时代，把他顺溜送到外面的世界来，而现在，他要凭借自己的力气逆流而上，不仅是回家，更是肩负为故乡，为自己，把忧愁打扫干净的使命。”
黄永玉创造了来自故乡的神圣秩序，这个秩序是由山水、文化、信念、人物、时势等等在长期的磨合中生长出来的。在芳菲的理解里，黄永玉整部自传长篇，就是为了描写这个大的秩序而写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不像传统意义上的任何小说，与其说它的中心和动力来自于传统人物或戏剧性，不若说它的动力来源于对这种神圣秩序的默默领会，那些喜怒哀乐，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场景，目之所及，到处都是这个秩序的体现者、维护者。从大秩序的维护者们中间，她梳理出了一条由当地杰出人物组成的元气相传的脉络，即陈渠珍、沈从文、黄永玉三位凤凰城“山水土地的护法”人物系列。黄永玉、沈从文已经广为外界所知，而陈渠珍先生相对陌生，他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湘西统领，在军阀混战的年代，给湘西保了二三十年的平安。积极尝试湘西自治，社会改良，带来难得的太平景象，著有《荒艽尘梦》《军人良心论》。沈从文曾经是他的文书，多少年后，他说“这个稀有的人格和精神，影响了我一辈子”。
山水、秩序、人格的赓续，是芳菲从黄永玉的小说中领会到的力量，这是故乡“荒芜”“失血”的修辞之外的另一种思路，所以不能以个人回忆录和地方性札记的眼光来看待这部作品，这是百年中国第一部怀着文化信念的回家之作，“跟黄永玉回故乡，是看他在已经变化的故乡中，怎么自处，怎么努力，记忆如何成长为信念，又面向未来的生命。”
黄永玉故乡的神圣秩序，脱不了其间的天地人，也是因为几位前来后往的代表人物，才让世人看到了这个秩序的人格化。而这个秩序在普遍的故乡、乡土甚至是农村到底所谓何物，何处着落，最近阅读了格非的长篇小说《望春风》（《收获》1期），仿佛使得这个问题又明了了一些。《望春风》的外形是一个少年的成长史，母亲远离村庄，成为另一个秩序（城市和革命）里的人，父亲是个算命人，怀揣着一个秘密在1966年自杀，于是“我”成了一个父母空缺的少年，在村庄里接受教育（父亲赵月仙对人心的理解，唐文宽的故事闲话教育，赵锡光的识字教育），经历那个年代的人伦、日常和变异，最后被遥远的模糊的站在革命前沿的母亲接走。
实际上小说的主角是儒里赵村的社会秩序，村书记赵德正与“高家帮”（主任高定国、高定邦和他的副主任妻子梅芳）虽然一直不和，但也没有陷入“斗争”思维，在关键时刻，“高家帮”都是出手援救赵德正的带头人。比如涉及到“文革”一段历史，小说中没有如许多小说中惯常的“戏剧化”，而是把那些波折融化在儒里赵村的社会秩序里，上面有人设计陷害书记赵德正，最后的结果是被村里的男人们反将一军，并没有触及他的生活和安危，一切也就不了了之。赵德正去职之后，燕还旧窠，仍回祠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妻子春琴说“定邦这个人还算有良心”。王曼卿这个被赵孟舒带回村庄，后被唐文宽接管的风尘女子，她有着跟赵孟舒、唐文宽令人艳羡的生活情调，又和村子里的男人们纠缠不清，居然也维持着和谐，就像冯师娘容忍丈夫的相好文英最后伺候赵锡光。
从这些细节来看，对于历史的表现，《望春风》给出了许多解读式的呈现，借着一个村庄的有机运行，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漫长的历史，以及当代历史上最被叙述关注的“文革”年代。革命（母亲的系统）和反革命（父亲的上线们），其实都是以非常微弱的余波方式到达这个村庄的，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或者是以一个秘密的方式存在，有待时间来解开。正是村庄既有的秩序，让人们各司其职，各安其安，让唐文宽这样的怀着秘密的外乡人成为村中少年们童年的快乐之源，让赵德正这种孤儿，也能在成为书记后，有模有样地规划大事。当然也会创造出那些不守规则秩序的“叛逆者”，比如堂兄赵礼平，他聪明而蛮横，不讲规则，把阴谋当游戏玩，把游戏玩成阴谋，他可能成为秩序的破坏者，也是未来历史发展中走向强势的人。对曾有的秩序的呈现，当然有格非所说的偏见，“惟有我打小生活过的这片土地，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才是值得终生守护的地方。”但也一定是一种真实的历史，连同这份偏见。
贾平凹的《极花》（《人民文学》1期）也是一个有关村庄的故事，胡蝶是一个打工的女孩，跟着母亲住在县城的出租大院里，热爱城市嫌弃乡村，一直想去除掉身上的乡村气息，也正是这一点虚荣让她轻易地被骗走。在城市的生活刚刚开始，却被拐卖到一个连绵不绝的黄土高原上的苦寒的村子，连自己有山有水有稻有鱼的老家都比不上。整部小说就是以第一人称讲述胡蝶在村庄里遭遇的一切人事，这个乡村的现状极为贫困，种土豆、挖极花和种血葱是经济来源，是一个被城市吸走了血液的千千万万个没有生气和活力村庄之一。村里有什么呢，有一群光棍等待着媳妇，监视着拐卖来的女人，等待着繁衍子孙；当然也有像另一个女人訾花那样的，在城市里做过妓女，回到乡村出嫁但拒绝同村里的男人生孩子，那是另一种绝望和嫌弃。有一些满世界挖极花的人，还有走村串乡赌博的偷鸡摸狗的。
从抗拒、逃跑到落地生根——孩子出世，圪梁村的村人会的东西胡蝶都学会了，差不多已经成为了村里的一部分。小说此时又有一个转折，胡蝶母亲通过警察、媒体联合找过来，胡蝶被救回去，回到那个出租大院，胡蝶陷入尴尬，成为众人观赏的对象，落入“洞”一样的陷阱。小说在这里急转而下，相对于胡蝶在村里的篇幅，被救后的情节短促而简单，她很快忍受不了周围的目光和母亲对自己人生的安排，只身一人重走被拐卖的路，重新走进那个村庄。
小说的最后几乎是一段抒情式的回归和认同，“我现在当然知道了圪梁村是什么省什么县什么镇的圪梁村了，那是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才能到县上，然后再从县上坐公共班车走一天到镇上，再从镇上去圪梁村，步行需五个小时，若能遇着汽车或拖拉机，顺路搭上了，多半天可以到达。”除了城里遇到的尴尬，已经与那片土地建立的感情和儿子，其实应该还有另外的东西。村庄还有另一面，比如那个超越性的人物形象老老爷，有一种半人半仙的色彩，上自天文下知地理，胡蝶对老老爷这个人物有一种震惊感：这么一个偏僻龌龊的村子里，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人，我觉得他是那么浑拙又精明，普通又神秘，而我在他面前都成了个玻璃人。他像山村秩序的守护者，从村里的干部到老一辈、年轻人都在无形地信任遵从他，他也以自己的智慧和信念护佑乡邻，比如那个送给村人的具有护身作用的彩花绳，胡蝶即使返回城市都没有丢掉它。
这个村庄还有一种业已形成的生活美学，小说中有一个细节，麻子婶剪花花，这个地方花草瓜果少，遇上死人祭奠，或是逢年过节供神奉祖，必须献上花朵和瓜果，以前是用面粉捏成花果的形状在油锅里炸，后来为了省事和方便，就拿纸来剪，再后来就是用纸剪用布剪，用牛皮驴皮树叶剪，不管草木花卉、飞禽走兽、山川人物，能逮住个形儿都剪，剪出来的都叫花花。花花不再是祭奠用的了，它成了一种装饰，又从装饰变成了一种生活。
老老爷是一个乡村魔力的化身，其突兀和神秘，大概就是村庄找不到精神和重生的当代困惑吧，但从祭奠的瓜果鲜花，到剪花转化的生活美学，却透露出村里人对此地生活的爱和专心，朴实而稳妥。
当然这些对于一个健康、自足的乡村秩序来说有一个具有人格魅力魔幻色彩的人物，以及一种在地的美学，都远远不够，即使让胡蝶在走投无路中选择回去，它依然要面临生存意义的问题。所以贾平凹在《后记》中的义愤就在所难免，“我是回乡知青，我想，去到了农村就那么不应该，那农村人，包括我自己，受苦受难便是天经地义？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在乡村倾圮成为主流叙事的时候，同时在三部长篇小说中发现乡村的传统和秩序的力量，也许是偶然，或者还有过度解读的嫌疑，但我想，除了揭露、黑暗宣泄之外，应该还有其他思路，尽管它如芥子之光，却是可照耀整个须弥，也是一个以文学进入乡村令人启发的思路。
▲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永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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