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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妮:匮乏年代里,过年意味着拼尽全力夺取食物

2016-02-07 王小妮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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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把能抢到的食物都抢回来,然后就关紧了门,慢慢安排吃食,这就是过年。现在有人嘲笑吃货,吃货才是我们深厚的传统。


1969年和1975年,分别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三年和第九年,这两年的春节给我记忆最深,现在回头看,它们能被记住是因为不寻常。但是,身在其中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好像一切都本该如此,自热而然。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往往习惯于接受,不习惯于质疑。


一、1969在城市里过年


文革开始后的1967年和1968年春节是怎么过的,完全没有印象了,这种记忆缺失相当于被彻底删除,一旦消失就不可复原。

每一年能被记住的事情总是有限的,经常是大事难忘,比如1967年夏秋的武斗。从1966年夏天开始,革命才最重要,革命冲击每个人的灵魂,过年,怎么能和那种强力冲击相比。

1968年秋天,武斗已渐平息,各地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成立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一片红”。相对于1966年和1967年,社会稳定在恢复,1969年的春节临近了。

让我记住这个春节的是食品配给,在北方城市,我们家领到了下面这些票证:

两瓶啤酒

一盒迎春牌香烟

一斤葵花籽

二两木耳

二两香油

半斤水果糖

一只冻鸡

一条冻鱼


能记起来的就是这些。

印刷简单的春节供应券发下来,刻不容缓地要去买,它们都是有期限的,过期作废。

葵花籽和香油在粮店卖,其它的必须到指定商店。我们的定点商店是距离火车站很近的铁路商店,出家门要经过两条街。

那段时间上街并不很安全,大规模的武斗停止了,可街头经常冒出成群结队的孩子,旋风一样,有各种帮派,手持砖头棍棒煤块,寻事“巷战”。从1966年春夏到1969年春节,全国的小学中学大学已经停课两年多,学校停了,孩子却要长大。

东北的严冬,零下20多度很常见。无论多冷,路面多滑,路上有什么意想不到,一连几天我和弟弟都要出动,每天跑几趟铁路商店,看能抢到什么。

掀开脏得油光发亮的棉门帘,铁路商店进门是前厅,前厅地上都是人们踩出来的雪脚印。

进商店向左转卖食品,右转是日用品。和食品部比,日用品部冷清很多,因为卖的东西太单调,一排货架,上层摆一排暖水瓶,下层都是洗脸盆,铝制暖水瓶很鲜艳,大红中间带双喜字,洗脸盆有冬天的梅花,有大海航行靠舵手,有彩色图案,也有字,毛泽东的咏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或“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时隔三十多年后,跟团旅游去朝鲜,进了宾馆商店,就想到铁路商店的日用品专柜。



买食物的长队曲曲弯弯,黑压压全是人,有时候排到商店门外,室内室外都冷,排队的人都在跺脚。不知道有多少条队伍,每个队伍在买什么,也可能是在等什么,我和弟弟分头钻到前面去,要看清楚再排队。

最紧俏的是冻鸡冻鱼,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货。忽然所有人都往外面冲,听说商店后面办公区开了一个小窗口。等我赶过去,只看见重重叠叠人头攒动。没有人排队了,全往前挤,生怕忽然有人喊“散了散了,卖完了”。

有男孩侧着身,拼命朝人堆里撞,远远地发现有人爬上冒热气的人群,在人头人肩膀上半踩半爬,接近那个热气腾腾的小窗口。

我和弟弟连续出征,一定是买齐了那一年该买的所有食品,但是,完全不记得吃过鸡吃过鱼,只记得我弟弟的黑色帽子在人群里一会出现一会消失,很担心他被踩坏挤坏,买东西就是一场战争。

这段经历,因为艰难,因为食品券的珍贵和副食品紧缺被记住,不然,1969年的春节会是一片空白。

文化大革命以“破四旧”开始,破的正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传统,包括过年的传统都属于四旧,都必须破除。所以,年味变得很淡,偶尔能在街上看见一盏五角星的纸灯笼,是政府发给军属的,灯笼下面有“光荣军属”横批的红对联,除此之外,没有爆竹声,没有拜年的,没有吹拉弹唱,只有太阳出来,犀利地照着亮晶晶的马路冰面。

男孩们坐着自制的各式冰车,在街道上出现,手握冰钏子划出一片片的冰花。

进入7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楼房的个别窗口吊出些网袋。没冰箱的年代,冬天的户外正好储存食物。这点儿年货常被小偷盯住,夜里用长杆加钩子,一晚上勾了一大片住宅区,没了吃的,这年就没什么可过了。

把能抢到的食物都抢回来,然后就关紧了门,慢慢安排吃食,这就是过年。

现在有人嘲笑吃货,吃货才是我们深厚的传统。


▲ 七八十年代的长春


二、1975,在乡下过年

1974年春天我去插队,1975年春节将近,在乡下生活快满一年,春耕秋收都经历过了。

东北太寒冷,农民有“猫冬”传统,但那几年收过庄稼还不能闲,红旗一排插进冻土,大喇叭临时架起来,搞农田基本建设,挖沟挖地。忙过了这一阵,知青就盼望放假回家,可层层下达了新指示,要我们“扎根农村,过革命化春节”。




天寒地冻的季节,回城要坐长途汽车再转火车,雪大,长途车经常停运,火车票很难买,我们集体户大多都“相应号召”,留在乡下过年。

第一次自己备年货给自己,去公社供销社买了2毛钱的梨,个头很小的梨,大约二十个,装在书包里,挂在冰窖一样的墙角。

年三十包饺子。我们集体户年龄差距大,有1968年下乡的,生存经验比才去不到一年的我们丰富多了,他们是包饺子的主力,我什么也不会,负责摆饺子数数。

水缸结冰的厨房也热气腾腾了,每个人都想动手包,奇形怪状什么样的饺子都有。

北方的锅灶连着土炕,大锅烧水煮饺子,土炕烧得比平时热。虽然是有饭桌的,捞了饺子还是赶紧上炕。

1973年,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应知青问题以后,各地知青办对知青生活关照多了,比如我下去的县,每个集体户发一套马列四卷精装本,冬天发了铸铁火炉和白茬饭桌。有炉子却缺柴缺煤,冬天只有炕上有热气,饭桌的用处是当踏脚板,男生女生一排大头鞋蹬着桌板吃饺子。

插队时候,常听人讲盛饭的学问,第一碗不要盛得太满,抢大半碗先吃,尽快再去加饭,这次要盛满,一个大半碗加一满碗,才是最合算。如果开始贪多,吃完一满碗,再想盛饭,锅早见底了。

我插队的地方不产米,玉米面是主食,这个经验用不上,但尽量多抢多吃已经成了本能。

吃过年夜饭,有人说要守夜。

过去我从来不知道过年还有不能睡觉的规矩,我们家里过年,写对联买年画,从来没有守过夜。

唯一的火炉支在女生房里,大家都凑着那点温暖。火炉平时舍不得烧,过年了,弄一堆结了冰疙瘩的玉米芯,冰进火炉,潮气满屋,火炉筒慢慢烧烫。大家都没什么话,在铁炉子的一圈圈铁盖上烧玉米粒和黄豆粒,香味跑出来,手指头被烫,能听见自己的皮肤很轻的刺啦一声。几个男生实在没趣,在炕上下象棋,大木头棋子拍得响。

那个年三十夜上特别漫长,冬天天短,大概4点多就吃完饺子,所以长夜漫漫。

半夜开始停电,当时的农村拉闸限电是常事,大家早习惯了,不依赖电灯,也不太用油灯,摸黑儿。

火炉快灭了,回到炕上歪着靠着熬着,实在困得不行就睡了。

冬天当然没有夏天好,漫天冰雪,没什么可偷的,一顿饺子吃完,就恢复了玉米粒粥和盐水土豆。

后来听说各种知青偷窃的故事,我们不算恶劣的,主要是“顺”。干完活回家的路上,故意拖后走,经过农民的菜园,什么顺手拿什么,小葱萝卜白菜。

冬天的大地里白茫茫什么也没有,又不能回家过年,一连几天翻来覆去躺在炕上,那个年好像被土炕给粘住了,越闲着心情越差,所以,当时流传一个知青歌“精神病患者”:

……

失去伴侣的人

灵魂两分离

眼望着秋去冬又来临

雪花飘飘飞

世上人嘲笑我

精神病患者

美丽的青春将被埋没

谁来可怜我


(《精神病患者之歌》)


三、匮乏的年代

1969,1975,不是什么特别的年头,虽然每个人身处地域不同心情不同,却有两点相同。

首先是匮乏。

然后是浑浑噩噩。

配给制的年代贯穿了我的早年记忆,直到30年前落户深圳,还是有一张粮油供应证随我一起从北到南,要迁出要落下。



物质匮乏之外,精神上也空空荡荡。

1975年的北方乡下,不要说书本,连纸片都很珍贵,手指头大的一个纸条也够卷一根烟。

最后我们只剩下“吃”这个功能,只有吃还可以幻想,还可能不顾一切,拼上力气去抢一下。

谁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你自己是空虚失控的,完全不能预期未来和自我设计,过一天少一天的想法最普遍也最实际。

没想过1969年春节过后不到一年,当年的冬天我们全家下放农村。

也没想过,1975年以后三年,1978年的春节,我刚参加完文革十年后的第一次高考,回到了有暖气有煤气的家里,等待上大学了。

(本文原标题:《记忆最深的两个春节》)




作者:王小妮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著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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