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林:我为独立作家付出了不可思议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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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继续写作翻译,但也明白,这样下去很难长远,我还是得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靠自己,首先解决房租吃饭。最好办法,只有回归“正常”。然而“正常”渐渐令我害怕。好不容易从“正常”之中脱身,我知道自己再也不想更不愿意“正常”:我的内心,价值观,看世界的角度,乃至阅读语言(我那时已转读英文书),用于书写的措辞,都跟这个社会的“正常”屡屡冲突。况且,“正常”也在对我关上一道又一道大门或小门。这一矛盾心理持续好几年。我既不敢完全走上写作翻译这条不归窄路,也不敢轻易放弃不时飘来的“正常”机会,尤其那些在“正常人”眼中求之不得的“好机会”。“要找就找份好一点的工作。”一位热心老同学说。经人引介,去省城外国领事馆工作的“好机会”让我动摇,代价则是:且不说是否可能,我首先必须伪造学历,才有机会面试。倒退好多年,我也许轻易就范。如果我是纳粹时代伪造身份逃避迫害的犹太人,我也心安理得。但是,对于一个想要活得和写得认真的人,这是一大考验。几经犹豫,我没通过这一考验,但也有了面试机会。(这一痛苦而荒诞的经历,可以参读作者的《文凭》一文。)
第一个面试,是在省城领事馆路一幢高档写字楼内。一个南亚国家领事馆新来一位商务领事,需要一个助理。午后,喷着淡香水,穿着身边还能找到的最体面的衣服(上面写过,我把所有套装暂存深圳的前妻那里):衬衫,西裤,皮鞋(从深圳回成都,我几乎不穿皮鞋),穿过氛围“国际”的大厦大堂,我坐电梯上到领事馆门口,跟七八个也来见工的“幸运儿”,等着商务领事“接见”。这个贫穷动荡的南亚国家是天朝的老朋友。多年前,我在省级国宾馆做客房服务员时,接待过他们派来参加培训的空军飞行员和机械师。这一经验,加之其他面试者比我年轻几岁(闲聊时,一听我的各种经历,他们面露怯生沮丧),让我觉得这场面试轻而易举。等了很久(这个南亚国家的人出了名的不守时),西装革履的中年商务领事现身了。像个中学教师,他让所有面试者用英文写篇短文,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写了汶川地震波及省城,我和我的北京犬Nickel怎样逃过一劫。我也提到大地摇晃令我想到God,这个God,究竟是领事信奉的阿拉,还是凡人面对灾难油然而生的敬畏之心,我故意不说。
God显灵了。作文考试结束,商务领事马上阅卷。这帮“异教徒”面试者,我第一个“获召”。兆头不坏,运气即将再度降临。“写得不错。”领事用南亚口音的英语说,不苟言笑,神情倨傲。“你是穆斯林?”他问,拎出文中写到的God。不,我不是,只是对宗教有兴趣,我说,不敢冒充教徒弄巧成拙。领事没说什么,让我简述自己经历。这场面试前,我已把学历改成高教自考英语本科毕业,还去省城九眼桥头买了一本红彤彤的假文凭。这本文凭,那时就放在我膝上的牛皮纸文件袋内。但我再无机会把它拿出来给领事过目,更没机会套近乎,讲到多年前我在省级国宾馆接待他的同胞,因为,God,我刚说到学历,说我拿到diploma(文凭),领事突然打断我:“那你有没有degree(学位)?”不,我是自学考试,只有diploma,毕业没有degree,我费劲解释,想他明白中国高等教育的不同等级。他不耐烦了,再次打断我,训话一般,讲起diploma和degree的区别。“所以,你没degree。”他很凛然,仿佛在说:不仅没有degree,连diploma和degree也分不清楚,那你跑来这里做什么?前后不到五分钟,我走出商务领事办公室,强带微笑,看着外面那几个目瞪口呆的面试者。
也许是我的God还有文凭学位不分破坏了领事的心情,也许他的眼光太高,我后来听负责推荐的中方干部说,那天,商务领事一个面试者也没看上。“这人有点胎神。”(四川话,大意是说某人神经病。)听到干部在电话里这么说,我的“屈辱”,似乎找到柔软的台阶可下。被“胎神”三言两语打发不久,又一个“好机会”从天而降。香港特区政府驻省城的经贸办事处,“级别”相当于领事馆,需要一名行政经理。不像“三流”穷国的领事馆,特区办事处的待遇要好得多。我在澳门给Eric做过“高级助理”,也让我觉得这个机会更能把握。很快,我接到笔试通知。干部告诉我,参加笔试的都很优秀,还有省上某位高官的女儿。没关系。我信心很足。我似乎看到自己顺利通过笔试,然后英语夹杂粤语,跟办事处的香港考官从容应对。笔试那天上午,我继续穿着身边还能找到的最体面的衣服,喷着淡香水,穿过盐市口某幢高档写字楼的气派大堂,坐电梯上到俯瞰蓉城的顶楼办事处。
跟南亚领事馆那帮面试者不同,这次的笔试男女足有二十多个,年纪也很参差,有的看上去比我还“老”,有的像是比我“高等”的海归,有的又像久经考验的“职场精英”。干部说得没错,看来都很“优秀”,冲着这份朝九晚五的高薪。笔试前,大家很少闲聊,人人憋足了劲。这一次,轮到我暗中怯生沮丧。办事处两位中青年香港职员走进考场,捧着试卷文具,用粤语口音的普通话讲解考试规则。试卷发到人手,中英对照,非常正规,就像我曾一败涂地的高考。
瞄了一通考题,我暗暗叫苦:接下来三小时,我要用中文或英文讲述采购某款复印机的整个流程;跟当地政府或企业打交道,我有什么应对方法;写字楼有些员工上班不准时,身为行政经理,我要用哪些措施强化管理……这些问题,远远超出我的经验范围。头脑空白,假装沉思,我不时偷看前后左右,似乎都在奋笔疾书。我很沮丧,也很愤怒,恨自己为什么缘木求鱼,不仅伪造学历,而且自取其辱。为了所谓面子,我只好胡乱写点什么。将近一个小时过去,我率先交卷。走出高档写字楼,我暗暗发誓,再也不要参加这样的考试。
▍二
不论主动被动,我的上述回归“正常”,均以失败告终。但它还有一个小高潮。过了半年多,2009年六月,内外交困,终于让我接近崩溃,上网公开求助。我当时写道:“身为一个没有文凭没有职称没有后援境遇异常的独立作家、独立文化人或独立知识分子(请再次允许我如此措辞),这是忍无可忍面临绝境的挣扎,这是长期不能得其所哉安身立命的抗议和挑战……”回想起来,这类措辞,除了“独立作家”我现在还能接受(因为我还写作),自命“独立文化人”和“独立知识分子”,既夸张又天真,说明我还自以为是心存幻想。我的公开求助用处不大。那段时间,不论热心网友帮忙,还是主动应聘,依然全无结果:南方周末、网易历史频道、网易博客、出版商务周报、北京世界图书公司、译言网……在不知情者看来,这人可能装苦逼,表演行为艺术。的确,“演”到最后,有没有工作已不重要。
网上得知我的处境,北大读博士的朋友,也就是把我介绍给那份著名文化杂志的电影夜航船网友,再度伸出援手。他认识一份人文历史杂志的主笔,杂志班底是北京某新闻周刊的“老人”,然而编辑部在成都,需要一名编辑。博士给我看了他跟主笔(也在北京)的MSN对话,对我赞赏有加。然后,我把真实简历(并非虚假学历)发给对方。过了几天,我上到成都报业集团的红星路写字楼,见了杂志主编。他小我两三岁,也是本地某份小报的执行主编和官营文化传媒公司的副总。我们聊了半个小时,他送我两份杂志。根据后来我给博士的回信,这次面试大致如下:
“某先生主要都在介绍那本杂志,也谈到编辑年轻,外语不好,视野需要开拓等等。请我参加他们的选题会,请我在外围提点意见,因为要先熟悉,才知道能否符合他们的风格,当然也有道理(亦即我所谓不明朗,究竟需不需要,有没有用人意向,或是只想请这人写点东西,或者因为种种理由觉得这人不合适,干脆就说大家以后做个朋友,都很暧昧)。我说好。告别之前,感觉他上下打量了一下鄙人。下来,门外邮亭正好有新一期某刊(周注:亦即那份文化杂志),有我一篇文章,买了一本,交给楼下前台转送某先生,主要想借此也请他了解一下本人的文字,所谓文如其人吧(因为他之前说在网上没搜到我的博客,我想那阵正好写了那篇年终废话,豆瓣上一时围观者众,觉得何必当面说破,就没声张)。杂志我回来翻了翻,当月那期排头文章讲印度外资化工厂毒气泄露,就有三处错字或病语。这之后,一直没有电话(我本以为他们开会真的会邀请我参加)。按常理我该主动联系才是,不过说实话,这几年碰过诸多钉子,我心中有数,真正有意向的,看过你的简历,读过你写的东西,多半都会跟你联系商谈具体事宜。”
第二年初,在成都一条僻静小巷的路边茶馆,我见了北京一家出版公司的编辑。他是四川人,小我几岁,正好回乡过年。我们认识,缘于我翻译的一本已故苏联电影导演的日记,当初是他跟我接洽。几个月前上网求助,我写到济南某网友(山东某出版社编辑),曾想通过一位资深出版人,把我推荐给刚刚纳入体制的这家北京出版公司,但是不了了之。坐下来后,老乡告诉我,我写到求助详情的那篇文章,他们后来看到,还把它转给出版公司总经理,北京一位有名的出版人。现在,我可以去他们那里试试。当然,他们的编辑任务不轻,每年要做多少本书,也要打卡坐班。这位编辑很实在,说他们虽然出了不少好书,很有满足感,比起其他行业,大家的收入却差强人意。“可能还不如她。”望着风风火火的茶馆老板娘,他对我说,逻辑有点古怪。“做了几年编辑,在北京,也许按揭买得起房,但是买不起车。”
倒退半年,这样的机会,我当然求之不得。可是那天,坐在街边茶馆,我已熬过最艰难的时刻,尤其心理上。就像一个梦想移民的人,费劲周折,身心疲惫,即将如愿以偿,但他根本感觉不到欣喜,甚而怀疑是否真有必要。那天见面后,几经考虑,我没回应这位编辑的善意。我好像突然清醒:为了各式各样的工作,从穿着套装喷着香水走进这个董事长那个总监的办公室,直到接近崩溃上网求助,这么些年,我始终都在左右摇摆,缘木求鱼,就像那句已成俗套的“励志真言”: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但我慢慢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不稀罕所谓好工作,也不稀罕守财奴一般拼命攒钱买房买车,更不稀罕做一个自以为是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我只想尽最大努力,做一个真正的旁观者、独立者和消极反抗者。为了做这样的人,我必须付出旁人眼中不可思议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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