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孔飞力留给中国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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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名汉学家孔飞力上周四去世，到昨日（2月15）晚间，消息才传到中国。尽管有春节假期中国媒体大多正在放假的原因，这仍然让人感到遗憾。中国学界和读者的反应，似乎配不上孔飞力对中国的关注。他一直强调，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要采用“中国视角”或“内部视角”，他去世的消息，从推特辗转传到中国，显示出我们还是把他看作了外人。
孔飞力（Philip A. Kuhn）1979年第一次到访中国大陆，他告诉朋友，他的中文名是“孔复礼”，彼时，中国大陆“文革”刚刚结束，孔复礼大概会让人想起“批林批孔”， 朋友们都尴尬地笑了。于是，在大陆，他的名字就改成了“孔飞力”（有时也写作菲力）。1999年，他的代表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在大陆出版，而稍晚推出的台湾版，他的名字仍写作“孔复礼”，或许，他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汉名。
《叫魂》在中国几乎成为畅销书，有两个原因。一是世纪之交中国大陆对“邪教”的打击，让公众对“妖术”充满好奇。二是2003年春天SARS爆发，开始阶段真真假假的公共舆论，与这本书的主题竟有几分契合。我至今还记得2003年在北京读书时，课堂上老师谈起《叫魂》那种神秘的表情，对很多人来说，这本书远远超过历史著作的范畴，人们把它当现实寓言来读。在上海三联书店重印的一个版本中，书的封面甚至被设计成了畅销书。2012年，《叫魂》再版，封面才回到了学术著作应有的朴素模样。
▲ 《叫魂》不同时期版本的封面
尽管被称为费正清后美国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孔飞力的著作却并不多。他主要的著作如今均已引进，除了《叫魂》外，还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是孔飞力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也是他最早的著作。据说，在论文答辩时，费正清对这篇论文并不太认可，但是孔飞力顽强坚持，最终费正清还做了让步。从博士论文开始，孔飞力所探索的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在这部论文中，孔飞力提出中国近代史并不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而是开始于太平天国所引发的国内战争。他认为鸦片战争的影响虽大，但就中国社会内部的变革而言，比不上太平天国。
这种思维的核心就是中国内部视角。鸦片战争可以被理解为外界强力影响的开始，但是真正开始撼动清政府统治的，却是国内危机。孔飞力研究了中国晚清时期的团练、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他因此认为以 1864 （清军攻破南京）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比1840年更适合。有意思的是，立足于中国自身观察的“内部视角”，虽然为国内学者所不喜，却为美国汉学家所钟爱。史景迁的弟子裴士锋(Stephen R. Platt)，博士论文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也对中国社会转型中区域与地方的作用进行了深挖，他从王夫之开始讲述湖南人的故事。可以预见的是，曾国藩和湘军是故事的核心之一，裴士锋后来的著作《天国之秋》，也成为孔飞力《叫魂》后，最畅销的汉学著作。
孔飞力的叙事中，往往从具体的“年份”入手，进而以小窥大，这一点在《叫魂》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在这本书中，孔飞力考察的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内部危机，不过他又向前看了100年——1768年。这一年，乾隆皇帝57岁，作为皇帝，正是精力旺盛的年纪，而大清也似乎处于最繁华的阶段。但是，这一年，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冲击了半个中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盛世除妖”，不但是一个好故事，也是进入历史的一个好场景。1984年孔飞力到北京，在历史档案馆收集资料，接触到了一批乾隆年间的官方档案。当时，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中文中“叫魂”这个词。他感兴趣的是乾隆皇帝的统治，似乎是传统社会最鼎盛的时代，却又潜藏着天大的危机。“叫魂”案的档案非常详细，固定的时期（6个月），充分的细节，对写作者来说，这实在是一个理想的案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僚体制是如何运作的。
孔飞力以精细入微的笔触和流畅的行文再现了叫魂案如何发生，如何蔓延到全国各大省份，如何演变成一场由乾隆发动的全国性的除妖运动，以及基层官员如何处理此案、应付皇帝追查等。其中，着墨最多也最精彩的，就是乾隆皇帝在“妖术”事件中的表现及其心态，以及他与江南官僚阶层的斗法，这揭示出中国历史上君主与官僚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孔飞力提出了一个“官僚君主制”的概念，在这一体制中，皇帝虽然高高在上，但是却必须通过官僚来实现他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官僚阶层似乎具备了某种独立性。正如孔飞力在这本书的结尾所写：“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新版，291页）
“官僚君主制”的官僚制度，并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官僚制度，而是十足的中国传统政治，孔飞力并不想从这一阶层中观察出“现代性”，他只是把这作为理解中国的一个入口，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他对这一阶层进一步思考，他关注到那些心怀天下而又仕途失意的举人们——“文人中流”，比如魏源、冯桂芬等，最早萌生了“现代意识”，这些人能够把握时代精神，提出一些根本性问题。孔飞力的眼光独特，但是有时候却又陷入两难。比如对冯桂芬的分析，冯桂芬长期生活在1840年后的上海，接触到外国人与外国思想，他提出的一些具有宪政色彩的想法，很多都是受国外思想的启发，又如何能够区分出哪些是“中国特色”？
作为一个美国人，孔飞力一生的学术探索，都是在努力揭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那些本土性的因素，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自从萨义德《东方学》以来，西方学者越来越倾向于摒弃自己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这已经演变成一种“政治正确”，以至于形成一种习惯性反思。比如，研究中国，哪些问题才是最本质的？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西方主流学界的认可，往往又引起新一轮反思，这其中是不是藏有新殖民的预设立场？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反思是西方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处的社会进行批判的结果。2012年，孔飞力在家中接受了中国学者的访谈，郭瑞问他：“你认为中国有悠久独特的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有他们的想法。你从局外人的身份看中国是独特的，但对中国人而言，我们不认为是独特的。”他马上答道：“但你若是看这个现实世界，能发现多少个完美民主的例子呢？比如：美国关在监狱里的穷人，大概有10万～20万（具体数字我不太记得了），这是非常丢人的事。”
正是这种对自己社会的反思，让孔飞力对中国问题着迷。对孔飞力来说，这种反思是根本性的。他在叙述中，比很多中国学者更中国，常常刻意避开西方话语系统中的流行概念，比如民主、宪政、自由等等，但是这些概念，早已进入中国人的观念中。因此，中国读者对孔飞力提出的问题，反而会感到陌生，比如，他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根本问题：
1.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
2.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
3.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这三个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民主、公民社会、地方自治这样的核心问题，他从对中国文献的研究出发，艰难地提出了问题。这样的问题，以及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都是孔飞力留给中国学界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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