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我们没有资格怀念张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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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四姊妹”中的四妹张充和去世了，享年102岁。“最后的才女”“最后的闺秀”这样的标题，见诸各路媒体，以表达人们的哀思。叶圣陶那句“九如巷张家的四个女孩，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也被反复提起，配上四姊妹的合照，让我们这个庸常的世界现出原形。
我们必须感谢傅汉思先生。1949年1月，傅汉思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张充和，从上海启程，奔赴美国。不久，他们收到了书店朋友从北平寄过来的《四部丛刊》，而张充和收藏的一些珍贵的书画，则不知所踪了。
《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的作者苏炜把这一幕想象为“这是一部抱着《四部丛刊》去国弃家的中国女性”，这想象虽然不符合事实，但仍不失为很好的隐喻：一个中国大家闺秀和他的德裔丈夫，将在美国寂寞地研读中国传统文化。
如果张充和没有去美国，这会是另一个故事。抗战时在重庆，她曾跟随沈尹默先生学习书法，她一生都视沈先生为恩师。1971年，周恩来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向相关部门询问沈先生近况，这时，沈先生正被疯狂迫害。6月1日，这位88岁的老人，满怀抑郁的心情在上海与世长辞。
如果张充和在大陆，她的命运会怎样？张充和生命中另一位重要人物是胡适，据传她完全不懂数学，在30年代仍被北大破格录取，就和当时任北大国文系主任的胡适的大力运作有关。离开北大后，胡适又推荐张充和到《中央日报》当编辑，她那些清新脱俗的散文，就是在《中央日报》工作时期所写。1949年后，胡适在大陆遭受大批判，如果张充和在大陆，又会如何？
（资料图：沈从文、张兆和访美，张充和、张兆和摄于美国）
1949年前，张充和“左”“右”两边的朋友都不少，左翼，巴金老舍都是她的朋友，更不用说曾经的暗恋者卞之琳。张充和晚年说，“我历来对政治不感兴趣，或者说，对政治感兴趣的朋友要么不会跟我交往，要么这交往肯定与政治无关”（《天涯晚笛》），远离政治，这大概是四姊妹共同的处世哲学。
二姐张允和当初和周有光恋爱，对周的建议只有两条，“远离政治”和“幸福要靠自己去争取”（周有光《百岁忆往》）。她们的梦想，是小心翼翼地避开政治而过纯粹的文化生活，在那样的时代，这样的追求太过奢侈。
二姐张允和，或许是四姐妹中最通达世情的，沈从文和张兆和的恋情，几乎是她一手撮合而成。但是，就是这最聪明的二姐，仍然难逃厄运。1950年代初，张允和到北京不久，就碰上了“三反”“五反”，被打成“大老虎”。
周有光回忆，“我家虽然穷，她的娘家很有钱，是大地主。她还乖乖地把我和她的私人信件交了出去。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有个男性的老朋友写信给她，说：我们现在都老了，其实我从前很爱你，爱了你十九年，后来你结婚了，这些事就不谈了。
张允和就把这事写信告诉我，让我猜这个人是谁。我就回信，这个人可能是C吧，可能是L吧，可能是D吧。这是有趣的事情，可是搞运动的人看了后，就觉得不得了，觉得这一定是反革命的密码，把她打成了‘大老虎’。”周有光调到北京工作，文化部的部长、副部长都是他的朋友，他们要帮张允和安排工作，周有光想了很久，没敢让她去上班。
张允和能力虽高，但受不了政治运动的风险，一个“大老虎”，就整出一场病来。周有光说：“幸好没去，否则真实死路一条。”张允和成为全职家庭主妇，一边搞她喜欢的昆曲，一边读书。但是“文革”来了，虽然张允和是家庭妇女，不是重要对象，受到的冲击不是很大。但是“造反派来抄家，家里的东西被搞光了”。
（1986年11月20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纪念汤显祖逝世370周年，邀请张元和、张充和回国参加并演出。此为四姐妹重逢合影后再度参加重逢合影，摄于沈从文宅。前坐：张充和。）
张兆和以美貌著名，是四姊妹中最沉默的一个。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张扬而广为人知，但是在1949年后，沈从文进入了一个作家最艰难的阶段，甚至一度因为抑郁而自杀。张兆和成为沈从文生活上的依靠，甚至是创作上的“指导”。
当然，这种指导其实是一种“规训”，告诉沈从文什么改写，什么不改写。尽管张兆和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但这样的指导仍然毫无专业性可言。比如在1956年8月，沈从文到青岛疗养，到了这个在30年代初曾待过的地方，他忽然就来了灵感，刚去没几天就完成了一个短篇，却被张兆和泼了冷水。
“这文章我的意思暂时不拿出去。虽然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玩扑克为题写小说，实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即或不是在明辨大是大非运动中，发表这个作品，我觉得也是要考虑考虑。”（《沈从文的后半生》）
从生存上看，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反右”，已经如火如荼，张兆和的谨慎当然非常有道理，但是沈从文刚有点想写东西的冲动，就遭受这样的礼遇，肯定也很郁闷。这样的“指导”让人觉得心酸，要知道，在沈从文心中，张兆和可是美的化身，而为了安全，不得不如此现实。
（张充和离家30载，1948-1978，首次回国，北京部分亲友欢迎。左起张定和、张充和、张兆和、沈从文。）
和二姐三姐相比，张充和的性格更为敏感，她很难熬过那灰暗的岁月。张家四姊妹成长在一个真正的“大时代”，有条件读书的青年，大多数会追逐各种时代热点，战争，革命，很容易唤起年轻人的献身精神。尽管对“进步”一词的含义理解不同，但毫无疑问追求进步是青年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不过，四姊妹的父亲张武龄（后取名冀牖），却醉心于文化生活，他和蔡元培、胡适这样的时代翘楚私交很好，可以在经济上支持他们，但是他和女儿们却并没有被时代洪流挟持而去。尽管他也热心公共事业，办了乐益女中，但是他更喜欢的恐怕还是女儿们一起研习昆曲的乐趣。
这样的父亲，才会培养出“最后的闺秀”。这从他选女婿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见证了前三个女儿的爱情，全部尊重女儿的个人意见，而她们无一例外地爱上了文化人。
如果说允和与兆和多少还有点世俗意义的进取心的话（两人在读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时，热心体育等新鲜事物），小妹充和则更为寂寞，也更为坚定。
除了和姐姐们一起研习昆曲外，她更喜欢的东西是书法和绘画这些独处的艺术，在重庆时，她去看沈尹默写字，在沈先生背后，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沉醉其中。
她对所谓的进步不但毫无兴趣，甚至有自觉的抵制，《小园即事》中所选的她的作品，完全看不出所谓的“现代性”，不论感情方式和语言风格，都属于标准的传统文化。她的生活态度，大概就是“新世界虽好，你们去吧，我还是自己玩算了”。
我们如今怀念张充和，把“最后的闺秀”“最后的才女”挂在嘴边，符合我们时代的浅薄风尚。和她相比，我们太着急，太爱进步，太喜欢新世界。我们所生活的庸常世界，没有张充和的容身之地。她逃过一劫，而我们亲手毒化土壤，却还在赞美花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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