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名记范长江也曾深陷假新闻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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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庐随笔》（台湾秀威出版社2014年出版）中，有一篇题为《范长江无中生有》的短文，可称奇文。作者称，文中所记之事是从国民党将领何遂口中听到的。整个故事如下：
1933年热河之战时，何遂所率的五十五军，所得军需极为简陋，兵站只发给每个士兵一个“锅盔硬饼”和一个咸萝卜疙瘩，用草悬之于脖子上，远望之下，有如“护心镜”，状极可笑。这样寒酸的给养，也不能有保证，还需要军队自行“征发”，所以官兵怨气极大。更可气的是，战斗不到两天，左右两翼的东北军在拂晓前不告而退，不知所往。待何遂部发现时，已经陷入日军重围。
战地记者范长江此时正在何遂所部采访。天还未亮之际，他向何遂“预约”战利品，何如实相告：自己的部队接防才一天多，敌军处于绝对优势，完全被其炮火压制，能守住阵地，不做炮灰就是幸事了，根本没有短兵相接的机会，更没有反攻逆袭的力量，哪里谈得上战利品！
天亮之后，范长江找到何遂的随从副官苏恩商议，要来一个白被单，用墨水在被单中间涂了一个大圆形，将两具钢盔放在被单的旁边，然后用面盆装上水，泼到被单附近。苏恩不知道这么做的用意何在，只是让手下按照范长江的要求一一办理。范长江兴高采烈地将这一切摄入镜头。正在此时，传来敌人搜索部队突入军部警戒线的消息，顿时一片大乱，被单、钢盔遂被弃之不顾。
没成想，几天后，报纸上刊出范长江拍摄的照片，照片中，被单被写成“血迹斑斑的敌军军旗”，而助人为乐的苏恩，成了“手刃兽兵十余人”的勇士。
作者点评道：“是时，范之通讯与摄影，均已颇受社会欢迎，而其无中生有之举，竟至如是荒唐，诚可一叹。”
书中没提范长江的这些照片刊于哪家报纸。史载，1933年，范长江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写稿，年底被《大公报》所延揽，据此推断，这些照片应该不是刊于《大公报》，而是刊于前三家报纸中的一家。
▲ （日）矢原谦吉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8
《谦庐随笔》全书只有这一篇涉及范长江，但却堪称毁人三观的奇文。那么，文中所述之事的真实性如何？由于没有旁证，只好从信源及《谦庐随笔》一书的作者、写作背景角度去推断。我的结论是，作者应该不是在厚污范长江。
首先，作为核心信源的何遂，应该没有“黑”范长江的动机。何遂是福建人，可称为一名儒将，酷爱书画、文物，早年参加同盟会，欧战时曾被北洋政府派出，随徐树铮一道去欧战观战，回来后写有《欧洲观战记》一书。抗战时，他在程潜担任司令长官的第一战区担任高级幕僚室主任。后与共产党成为同路人。1949年中共建政后，何遂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无论是在《谦庐随笔》作者的笔下，还是参照其他记述，何遂均是一个诚实、正直的形象，当不会编造出这么有细节的故事去诬陷范长江。毕竟，范长江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抗战的第一线去报道战事的战地记者。
其次，《谦庐随笔》是一本被认为史料价值很高的书。本书初版于1950年的香港，作者是日本人矢原谦吉，矢原留学德国，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北平行医，抗战爆发前被日本军部逼离中国，重返德国，希特勒上台后，移居美国，二战时病逝。矢原医术精湛，生意门庭若市，当时留居北平的达官贵人及其眷属有病时纷纷求诊于他，因此矢原遍识西北军、东北军、晋军的大员，以及当时冀察政务委员时代的朝野名流。矢原精通汉文，喜结交文士，与当时著名报人张季鸾、王芸生、管翼贤、张恨水等往来颇密，与胡适、周作人、傅斯年等学人也颇为稔熟。矢原将自己平素交往中听到的独家内幕、政海秘辛，笔之于书，藏于箧中，但从未示人。他去世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子将其遗著拿到香港出版。
通观《谦庐随笔》，矢原是个明大义晓是非的人，并且精明老道。他非常尊敬张季鸾，对那些蝇营狗苟、讲排场、善钻营的军政大员却十分不感冒。比如他对孔祥熙就十分不客气。在他笔下，这个山西腔英语不离口的大人物，其实俗不可耐，充其量不过是刘景升之才尔。他的妻子虽徐娘半老，但却尤存浪漫之想。矢原说，他不解此对夫妻何以竟能于一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岂浩浩中土真已江郎才尽乎？孔祥熙字庸之，曾任行政院秘书、写有著名的《花随人圣盦札记》一书的黄秋岳曾调侃地问矢原：“你知孔财神的字号，出于何典？”矢原无以对，黄秋岳笑曰：“此简称也。原文实为‘庸人用之’耳。”把用孔祥熙的人也骂了。
矢原对日本虎视眈眈、步步紧逼之下的北平军政要人，有犀利的观察与记录。他认为宋哲元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不过是《水浒传》里金枪手徐宁、双鞭呼延灼之流，当其与日方折冲之时，全乏外交手段，最常用的借口，是“虚火上升，耳鸣不已”，为此赢得“多愁善感之宋委员长”之称号。其母“七十大寿”举行庆典，矢原躬逢其盛，庆典的豪华奢侈，足可与杜月笙当年建立家祠并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庆典“堂会”三日，流水千席，寿联、寿幛之多，几如山积。其后张恨水告诉矢原说：“此为宣统大婚后，古城中第一大阔事，三日所耗之资，当足敷数十万贫民一月糊口之用也。”而管翼贤更大爆内幕，谓此次花费，各方面人物，均有所“报效”，其“礼金”或十万或五万或一万，而五千以下，一百以上者，更车载斗量，不可胜计。
所以，矢原没必要去编排范长江的故事。
那么，如何看待矢原笔下的范长江的行为？我的看法是，如果在正常环境下，这种行为是如假包换的新闻造假，是有悖新闻道德、需要谴责的行为。但是，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作为敌我冲突中的一方的新闻记者，就未必完全要用正常环境中的新闻准则去框限自己。兵不厌诈，一心投入救亡中的范长江，或许是在以笔做枪，希望用正能量的报道去鼓舞同胞，震慑敌人。当然，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如何，是可以商榷的。究竟是如实反映战场上我方存在的问题，以唤起各方的注意，从而促成问题的解决，还是从战略战术出发，为了鼓舞一时的人心士气，而去掩饰问题，这两种不同的选择，或许都有道理。
“战争中最先牺牲的是真相”，这是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说于1918年的一句名言。的确，战争中，交战国都有相同的宣传策略，即夸张自己的胜利，夸大对手的失败。有关战争中各国的宣传策略，不乏研究著述，基本都遵循这一原则。被矢原目为“无中生有”的报道，或许是范长江的自觉选择。
退一步说，即使范长江纯粹出于博眼球、成名的考虑而去造假，也不是什么无法直面的事。人都有弱点，名人同样免不了。中国已走出了造神与“高大全”的时代，任何高大的存在，都不必再忌讳其可能有的阴影。
事实上，许多声名卓著的人，都有矛盾、复杂，甚至不堪的一面。西方文学影视中，往往乐于揭示这一面，以彰显人性的复杂。例如美国著名作家卡波蒂，近年先后两次被搬上银幕。影片描写了这位以非虚构作品《冷血》而走向荣誉巅峰的作家的虚荣、浮华的性格，特别是利用面临被行刑的罪犯以获得猛料的行为，令人在赞叹其才华的同时，也为人性的幽暗、多面而感叹。
所以，无论从何种角度，矢原谦吉笔下的范长江，都不值得大惊小怪。
▲ 资料图：范长江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期间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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