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大热门《聚焦》聚错了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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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奥斯卡将于本月28日颁奖，美国电影《聚焦》是大热门，它获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6项提名，亦以8.8分成为今年以来豆瓣获得最高评价的影片。但在我看来，它不仅是对美国精神、资本主义价值观一次乏味的重弹，并基于此，在逻辑布局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它改编自真实事件。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用持续了一年的连续报道揭露出，仅波士顿地区就有超过90名牧师有性侵儿童的行为，以及教会内部对这一泛滥罪行的包庇、无视，最终导致负责这一教区的红衣主教Cardinal Law辞职。这一报道曾获普利策奖。
该片所谓的深层含义是，并非变态成为了牧师，而是牧师成为了变态；即，这一罪行不是个别的个人现象，而是具行业性质。片中有两处强调了这一点。
先是调查记者从某位一直研究此事的精神病学家那里得知，这一罪行来自牧师职业性的精神病变，并得到一个准确而惊人的百分比数字，从而不得不面对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普遍程度。此情节证实了这一罪行在牧师行业心理、精神层面的系统化。
另外，当记者已掌握了数十名牧师性侵儿童的凿实证据，急着让报道出街时遭到主编阻拦，后者认为应将调查的矛头从个别牧师转向整个教会，找出教会利用其权力袒护犯罪牧师并隐瞒、弱化其罪行的确切证据后，再以此为最终立场做出报道。事实确实如其所言。这段情节又继而证实了，牧师性侵儿童这一现象在整个教会系统里已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体制化特征。
至此，影片从主观的精神处境到客观的内部运作暗示出这一罪行对教会而言的行业性质。
然而，行业性是经分类法折射的社会性，所以它必然是社会性的一部分。既然可以从问罪牧师延展到问罪其所属的整个教会系统，那为什么不能从问罪教会系统延展到问罪其所属的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呢？（确实，在这组报道的影响下，牧师性侵儿童陆续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找到大量案例，从而令其成为全球事件。）
在影片收尾部分，作为正面主角的媒体精英们装模作样地反思了一下其自身在整件事中应担负的责任。作为本地社会迅速、敏锐、客观的观察、报道者，他们却任由牧师系统化地性侵了几十年的儿童，甚至，他们曾一度忽视或基于上层压力而放弃跟进来自那位精神病学家、律师和被性侵儿童长大后自发的抗议组织提供的各种材料，这一明显的失职却因反正最终还是他们把这件事曝了出来，而不仅应被赦免，似乎还应获得人们的感激。这里的职责逻辑错乱。若换一个叙述视角（如自被害者），媒体显然渎职——不能因某行业最终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而将其之前长期的不履职一笔勾销。进一步，媒体这种行业性的失职跟牧师行业性的变态难道没有在统一的体统根据下面，形成某种对仗与互补？
影片巧妙地把握住方向和分寸，让人们对从个体到体系间伦理、责任逻辑构建的联想止步于牧师与教会，媒体自责必须点到即止，否则影片核心价值将反转来颠覆自身。无疑，《聚焦》借对媒体精英的红色电影、英雄主义式描述，欲去证明通过社会机制、普遍的善和个人努力，人们正幸福、安全地生活在一个可以改正任何错误、解决任何问题的社会里。
艺术的厉害之处在于借助口气和视角的转换勾连可以指鹿为马，正是这样，《聚焦》将事件本质处资本主义的溃烂和崩塌反转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同样的颠倒还发生在另一部美国电影《永不妥协》里，该片也非常有名，索德伯格导演，朱莉娅·罗伯茨主演，后者并据此获誉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它也改编自真实事件——太平洋瓦电公司（PG&E）明知其生产令其厂房周边水里含毒，并导致居民患癌，却仍协同其利益团伙对此搪塞、隐瞒，不料通过一名业余律师副手、带三个孩子的破产单身妈妈艾琳的调查被曝光起诉，最终赔偿了受损居民3亿3千3百万美金。该片正是一首美国赞歌，在严格并不断发挥作用的法制和伦理观念的主持下，一个小人物也能扳倒一家大企业。从而再次证实，在这一社会中，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然而，根本上，这两部电影都仅描述了问题的发现，而非解决；或者说，用发现来冒充解决——问题经发现被抹掉。《聚焦》结尾时主教被调离、升职（令人联想到官僚体制一度对贪污官员的处理方案）的情节安排提示了这种绝境。《永不妥协》以艾琳在金钱上获得丰厚的职业回报作为喜大普奔的收尾，在我看来则是一种讽刺——更不用说，请问，太平洋瓦电公司用于赔偿的巨款来自哪里？难道不是来自其以污染、以井里下毒为代价的生产？
就此，罪犯以其罪行本身来完成对他的惩罚——体系对其内部罪行的奖赏和肯定（非罪性辩护）莫过于此，并通过这一倒错，大体系将对其内犯罪小系统的惩治反过来作为对自身合法性的强调。
若大体系内某个小体系长期、系统化地做出违背大体系道德伦理之事，那么，应得出这么两个结论。一，这件事对大体系而言亦是系统化的，是体系运行的程序的组成。二，这件事由此获得的合法性压制住它在道德上的反动。
没错，我想说的正是，牧师性侵儿童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体系化事件，你可以感情用事地称其为毒瘤，也可以称之为其身体的一部分，跟胰腺或肺一样平等的一部分，进而，对体系而言，这件事的必要性和效果，跟媒体、律师对其的揭露及暴力机关对其惩罚的必要性和效果，并非指向两处。
这就是社会内体系化犯罪和反道德普遍存在并合法存在的场景。
再进而，发现问题——作为这两部电影，以至于现实世界里你我可以获悉的所有事件的核心内容——并没有电影中所描述得那么困难。数据和记录就在那里，水里的毒就在水里，无论你是带三个孩子的破产单身妈妈还是一位隐居的诗人，只要你愿意并致力于去查，就能查出来。问题的问题是，问题虽不难发现，但人们却不愿或愿却不致力于去发现，或发现了也不说，或说了也没人听。
所有的事件都像穿过隧道的火车，这边进去，那边出来。社会就是隧道。恐怖主义、把幼儿绑在身上投河、雾霾、阶级迫害……这些事，每个人听到它们的时候，都以为它们正被或将被他所属的社会——他之外的其他人解决。
为什么？
因为社会正在消散。并以此消散升级为其终极模式。它不一定是最坏的，但有可能是最后的。
更尖锐的问题是，牧师几十年如一日地性侵儿童、社区里激增的同一类癌症的患病率，这些现象级的事件为何不会引发当地居民对其背后地罪行乃至其系统性的怀疑和追究？这些孩子被强奸的父母，那些父母患癌而死的儿女，是如何保持此等昏聩与沉默，乃至看似伙同犯罪者一般？
若将解决问题不表面化地敷衍为对犯罪者的惩治，而是理解为对罪行得以出现的根源的剜除——那么，教会对牧师性侵儿童行为保持沉默，太平洋瓦电公司对水里有毒保持沉默，资本主义体系对其下这两个系统保持沉默……继续拉这条另一端浸于黑暗中的绳子，最后扯出来的是群众的沉默——都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因为教会不会取缔自身来杜绝牧师的罪行；群众不会，也没有办法去解散人类，来清除各种罪行在自身的实现。
真正的绝境是教会知道其体系事实导致牧师性侵儿童，但它不知道这一事实具体是如何产生的，因此除非关闭整个体系，否则找不到根治此事的第二条路。因此，教会出于自保而不得不沉默，这沉默道德上的反动是其结果，而不是前提。想像一个被胆结石的剧痛折磨的原始人——他的身体不受理大脑对病的实证——不，不是病的实证，而是对疼痛的感受，身体不受理的原因之一正是大脑并不确定疼痛和疾病的对应逻辑关系，也就没有治疗方案。最终，此人或被活活疼死，或忍不了疼而自杀。社会的消散、群众的沉默便是对“用死来治病”这一绝境的拟真。
社会消散的基本特征是：反道德成为社会事件的结果，而非前提。每个自诩有道德的人都在止不住地制造着反道德事件，就像一个个脚已跳离悬崖的人。一个受贿者责惩一个强奸犯的道德依据消失在他的自责里，所以每个人都闭嘴，干活，干他势必的罪行。
不仅教会、政府，任何社会分工乃至行业外其它体系的社会分类法之下，任一门类都存在伦理自洽地犯罪（潜规则），幼儿园、养老院、食品制造业、医院、法院、官僚机构还有排出雾霾的工业系统等等，这些罪行如果仅由某个人或单位做出来是犯罪，但成为一种体系导致的必然现象时，还是犯罪，但被默认，这种默认等同于对改变不可能的默认（身体对疼痛的不受理，对病源的不可知的默认），并皆证实道德崩塌。但以上不但不影响，反而维系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前提。正如那些公开痛斥贪污的贪污官员（无论他们是否因此获罪），他们为什么不能是真诚的？以及那些娈童癖神父通过布道对主流价值的贡献，这是其工作（具体的社会分工身份，其生存的客观依据，这一层面上，他将侍神者与渎神者一分为二地统一到其人格里）本身。
这种绝对的分裂令每个人都是自己麻痹的反对者，在自己背后默默而绝望地望着自己。每个人都是麻风病人，人们生活在瘟疫已经扩散完毕的灾区里，没有人是传染源，没有人需要被隔离、驱逐和监控。社会对人的主体化过程成为一个自动旋转，以至于丧失了形状和规则，仅剩一团令人眩晕的灰色的阴阳轮。这样，在整个的政治运作体系里，大众道德系统的群体意志退去了，以至于整个体系陷入以重复和作戏为表征的僵局里。僵尸社会与植物人社会，是人对人类灭绝的拟态。或者说，社会死了。
大众得以被被操纵的某个方面消失不见，或者说这一器官已进化出自我操纵的功能，操纵者由此变得无用而多余，这一功能发挥在操纵者主体上的作用（这曾是其全部意义）被取消了。对政府和媒体来说，税收和阅读量并不能实现其本义，至少从意义操纵的层面上，他们已成为恍惚的，没有看客的独角戏演员，以聋子的耳朵或良性瘤的状态存在。他们对大众的理解（民主制、民意调查与学者分析）和操作（政制、新闻报道、微博头条、广告以及娱乐节目）变成了提前的，循环的哑剧表演（所谓民意，以至于人民的抗议成为这位演员手里假装存在的道具），它逐渐连娱乐性和仪式感都在丧失，继而从聋子的耳朵沦为截肢者的腿——无头者的头（参考不久前换头实验的成功），罹患彻底的幻肢症。
需要强调的是，驱逐他控进而自控的，亦为幻肢的那枚器官的根本作用是被控本身，而这一控制并无指向。即，这一器官的运作是一种自控对他控的拟真。就像儒家的慎独，基于外部监督惯性的内部监督被消解掉其强制意味、契约意味乃至仪式性，它存在于对将它的来源和前提的全盘撤销之后。
操纵主体势必的消失体现在操纵主体的幻肢症症状在大众这里被移意、反转，乃至抹去。如媒介的去意义化，其对客观事实的反复陈列（对仗于反复发生的事件本身——以恐怖袭击为代表的反人类暴行的反复，贪污犯和明星各自或相互间反复的通奸，假期回家路上被反复奸杀的女大学生，旅游区反复出现的天价食物等等），自动删除了可能唤出的意义批评和任何形而上的苗头，这种无物、械化的陈述泥浆正对应于大众的道德状态。
以上海女友去江西男友家因一顿晚饭分手回家这一新闻造假为代表，在掀起一番评论聒噪之后再证实其为假的假新闻越来越多，基于此，学者对此分析的鞭辟入里和读者们对此批评的深表惊赞成为彻底的虚无。在波德里亚看来，信息的真假并无差别，媒介即愚弄，其程度与意义的疏远成正比，“抵消思想以利于偶像，抵消真相以利于拟像”。真新闻亦就此归入虚无。
意义和教化系统受到了群众的调戏，受到了群众的精神分裂、麻痹和诞妄症的强逼式传染，这正是一种波德里亚所指的，对社会的作用而言，群众从可指向无所指、从能量向质量的“乳化”过程。也正通过这一途径，分析者（媒体和读者）也汇入群众乳化。
人民永远是政治和意义沉默的看客，他们在台下关于油价和婚姻制度的讨论对台上的表演而言永远是听不清的噪音式聒噪，从而加重了这种沉默。这沉默的本质基于服从，然后是潜意识的不相信和不指望，是蚁群乃至树林式的生存机制和协作天赋。最终台上和台下有史以来的混淆真相得以呈现，政治、社会、个人和意义本身终于发现，从一开始它们便是这“人的沉默”的一部分——不是背景，也不是机制，而是组成。
原标题：社会的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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