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选凝：二·二八事件如何影响着今日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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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说过，记忆是一门非常艰难的功课，它需要被竭尽努力去面对和处理，在面对与处理的过程中，深刻的思索和智慧的抉择必不可少。但也恰恰因为处理记忆这件事本身就带有抉择的意味，所以立场和情感也往往会先入为主。对于台湾人来说，每年的二·二八，都在用法定假日的身体记忆去重温对历史的复杂情绪（虽然也有朋友在脸书分享说搭捷运时听到国中女生吱喳嘀咕为什么这一天要放假，然后就很想上前发个懒人包给她们）。
二·二八记忆里有太多族群情感的脚注。“和平纪念日”等于“反蒋纪念日”，而“万恶的国民党”每年都该被再度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二·二八的认知，和许多台湾朋友并无二致，觉得总之一切都是国民党的错。直到开始正经念起台湾政治，才从结构上去理解二·二八。如果说光复初期台湾的政经情势将民情煮成沸水，二·二八事件则只是将那锅沸水掀翻，而无意间引爆了事件的烟贩林江迈，其实从头至尾置身事外，对外省人谈不上深仇大恨，女儿后来还嫁了陈诚的随扈。
当一个前现代的政治机关，去接收一个在日治时期已经形成现代化统治的地方时，会出现的状况就是根本无法驾驭，这是当时国民党的处境。二·二八是“官逼民反”没错，只是当时的官，仍然是封建的官，而不是现代文官，所以二·二八爆发前的台湾乱成一团，接近无政府状态，政府像是无头苍蝇。
谈二·二八，一定要先谈那个年代台湾人所承受的缺米之痛。日本人跟国民政府先后在台湾实行过米谷管制。日本人实行管制是把米的专买权交给总督府，用来缓解台湾米大量进入日本所引发的财政问题。因而在日治最后十年里，台湾米农只能以极低价格把米卖给总督府，且米被禁止做成年糕、酒酿一类的副食。
光复初期，战争对米产的影响使米价持续上涨。情势从1947年1月春节开始急遽恶化，国共内战将要全面开打的传闻，引发上海香港两地金钞暴涨，到了2月，沪市波动导致原本就米价高涨的台湾，物价也跟着飞涨。当时台湾《民报》的社论以“惶惶不安”、“叫苦连天”来形容时局，民众抢购米的风潮让米价进一步飙高，当局却用很笨的手法试图加以控制：限制米在市面上的最高价格。这种米谷管制的后果，是令市面上的米一夜之间完全消失，米荒随之而来。
那是非常难过的一个月，尤其对于城市里的中下居民，他们在乡下没有地，在城里又买不到米，而政府少量的配米只能满足自己的员工——当然也就是外省人。粮食物资的匮乏导致仇恨蔓延，族群问题也因民生问题而被放大。本省级的知识精英在光复后一直不被信任也得不到重用，等不到他们的“出头天”，而外省人则怎么看都是敌对的既得利益者。台湾此时的状况一如法国大革命前夕，饥饿的灾民加上中产阶级的鼓动，革命一触即发。
于是城市里的灾民上街抗争，中产阶级则在背后呼吁，各自的诉求完全不同，灾民要求吃饱，而中产阶级则要求政治权利。不过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在面对一个无力面对他们反抗的、和路易十六一样无能的政府。二·二八对国民政府而言，代表的是结构上的失败。
二·二八事件的根本症结，在于资源。当年在本省人心目中，外省人独占政治经济资源，是导致他们极为愤怒不满的原因。而今天去重新诠释二·二八的理由，除了不要遗忘，也同样隐含资源考量。二·二八和“反蒋”、“反国民党”所具有的符号意义，影响着台湾人今天的政治意向，以及对政治判断上的认同。
既已成为符号，把历史中的疑点解释清楚往往也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那段历史留下的情感创伤，影响现实中的利益分配，资源重新洗牌。所以今时今日的国民党诚心诚意出来道歉，也没办法和台湾人和解。影响了台湾整整70年政治走向的三个字“出头天”，隐含的意义是资源应该掌握在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自己手里──当年不该被压制和迫害本省精英的国民政府把持，今天和以后更永远不该被带着历史原罪的国民党再染指。
我还记得自己之所以会去上“台湾政经专题研究”那门课，内心的理由就是二·二八，那沉重的理解台湾苦难的原点。各种文字报道、口述历史、展览纪念此前早已看得烂熟于心，该流的眼泪全都流过，痛恨国民党的情感积淀也足够深厚扎实。但那门课的教授却提醒我，对于历史，情绪化的爱与恨，都是不曾参详过史料的偏见与傲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二·二八图像，因为太不清晰，以至于被想象和传说所填盖的空间也非常之大。当年不愿将资料公开的国民党，为之付出巨大代价，挖不出来的资料满坑满谷，以至于被后世当成事实去口耳相传的版本中留下了太多经不起推敲的疑点。譬如我们可以用户籍去推估二·二八死难的确切人数吗？所谓台籍精英又该如何界定？传言中当局的一个师团在上岸之后沿路一直杀杀杀……但当时很多台湾人手中是有枪支的，他们会坐以待毙吗？那么不被夸张和放大的真相究竟又是什么？
如果面对和处理的记忆，依然是不完整的碎片而非原貌，那么记忆可能就只是各说各话的诠释场域，个人选取自己想要面对的角度去加以解读。就像如今最主张追悼日后白色恐怖中牺牲者的，可能恰恰是台湾最绿的人，也当然至今居然还有人觉得二·二八跟白色恐怖性质相同，所以总会放在一起去比照这两个大相径庭的事件。
或许面对历史记忆时，我们选择怎样的个人认同，也并不只基于个人，而是在被结构所影响，结构中有建构虚构的空间，但反省的前提则是永远不断地回归对事实的追索，追索真相是反省的过程，而二·二八记忆的最隽永的意义，也是提醒我们不要放弃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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