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战胜的幻觉与美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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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东北部的贡比涅森林火车站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代表和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熙将军，签订了停战协议，德国承认战败。人类历史上，耗时四年多的惨烈大战，终于结束了。消息通过海底电报，传到中国，北京城一片欢腾。北京大学放假三天，师生们在校长蔡元培的带领下，到天安门提灯游行，欢呼庆祝。北京城的老百姓，倒是没有多少感觉，但大中小学的师生，却兴奋异常，几天几夜都没有消停。当年力主参战的段祺瑞，此时的声望臻于顶点，被政府授予大勋章，人们都在称道他的远见卓识。
严格地讲，这场让欧洲很多地区变成废墟，吞噬了上千万人性命的世界大战，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没有太多的感觉。对于中国来说，只有几个地方，设置了收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俘营，那里的人们，才能感觉到中国已经参战了。但里面的战俘很受优待，比起他们在欧洲的同类，像是在度假。两艘小小的德国炮艇，也被中国政府俘获，被编入了东北的江防舰队，德奥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也被中国政府接受。只有在这些地方，参与这些事儿的中国人，才能感觉到中国的参战。此外，就是从山东征发的几十万华工，他们被整船地运往法国，真切地投入到了战场。他们挖战壕，抬担架，送弹药，冒着枪林弹雨，随时有生命的危险。有的则进入后方的工厂，从事最苦最累的劳动。他们的经历，只有依靠少量的档案材料和少数翻译的回忆，才能被人记住一些片段。
其实，中国的参战，在事后看来，的确是一场冒险。协约国方面，未必一定会赢得战争。原本似乎毫无悬念的战争，在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变得特别的凶险。由于苏维埃俄国，跟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战争，使得德国不仅免除了两面作战的窘迫，而且获得了大批的战争物质。要不是美国的全力以赴，以巨大的金钱和物质优势的投入，最终压垮了经济上已经无法支撑的德国，这场大战的胜负，还真是不好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协约国胜利了，中国搭便车，也成了战胜国。这在近代战争史上，对于国人来说，是第一次。以往饱受战败屈辱的国人，突然之间，成了战胜国，那种感觉，对于很多人而言，是梦幻般的。
北京的老百姓，还没有太多的感觉，但知识界，包括大中小学生们，都兴奋异常。连续几天的狂欢，让他们觉得这一回，中国也许就可以翻身了。人们涌向东单的克林德碑，一座巨大的石头牌坊，将之拆下，毁掉了这座记录着中国庚子之耻的耻辱柱。然后把克林德碑四个大字磨平，重新刻上四个大字：公理战胜，将之树在中央公园（今天的中山公园）里。
尽管当初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列强集团开战，到底哪个更有理，哪个更有道义，其实并不好说。否则，双方的知识精英，有识之士就不会如此齐整地纷纷表示支持本国的战争。两边的战争，原本就是一场争夺，利益和殖民地的争夺。比较起来，只是后起的德国，显得更加主动和咄咄逼人而已。但是，受欧洲战胜国的影响，中国知识界，已经一致地认为，这场战争的胜利，就是公理战胜强权的胜利。这个胜利表明，公理是可以战胜，而且必定战胜的。当时，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发表了公理战胜强权的文章，蔡元培则在胜利狂欢日，在天安门前的露天讲台，做了《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讲。这个演讲，后来见诸文字，由于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缘故，调子已经低多了，但依然认为，一次大战，“幸而正义果胜强权，协约国竟占最后之胜利。外之既暂纾侵略之祸，内之亦杀主战之焰，我国已有一线之生机。”当然，在此狂欢，听蔡校长演讲的学生们，万万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他们居然又聚集在这里，会完全换了一副心境。
但是当时，中国的知识界，似乎有乐观的理由。这个理由是新兴的大国美国人给的。当时美国的总统是教授出身的威尔逊，这个人很有正义感。当然，后来也有人说，威尔逊的正义感，为的就是在世界争得更多的美国份额。但在当时，威尔逊发表的有关战后和平的十四点声明，的确极大地鼓舞了弱小国家的知识界。这个十四点声明，最令国人振奋的是两点。一是废除秘密外交，当年弱小国家的利益，多在这种秘密外交中被牺牲。二是建立战后的国际联盟，在联盟中，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享有同等的权利。与此同时，威尔逊还公开发表演讲，说此次大战，非国际政客之战，而是人民之战。将来议和，将以不偏不倚之公道为原则，组织国际联盟，作为维护公道的组织。并提出了组织国际联盟的五条大纲，总而言之，是要在今后的世界秩序中，强调公理，去除强权。
当然，美国在此时高举公道和公理的旗帜，的确有争夺战后国际社会话语权的用意。但是，就像当初门罗主义的提出，门户开放主张，实际上遏制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一样，威尔逊总统的主张，对于当年像中国一样的弱小国家，的确是一种福音。
对于威尔逊的十四点声明，不仅中国知识界兴奋莫名，中国政府，也很受鼓舞。人们对于威尔逊总统的仗义执言，感到心里暖洋洋的。当年的内阁总理钱能训，在众议院做今后外交政策的施政报告时，明确说明，今后中国的外交，就是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主张为主张。美国使馆也照会中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在今后与美国通力合作，按照威尔逊总统的主张，开辟外交新局面。当然，中国政府马上给予了特别热烈的回应。中国政府这样的姿态，显然日本看了并不好受，当时还在皖系控制下的政府，能做如此表态，耐人寻味。
所以，对于商讨处理战败国，建设战后世界格局的巴黎和会，中国从上到下，充满了特别高的期待。不仅知识界希望通过这个和会，一揽子废除中国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废除治外法权。来一个鹞子翻身，彻底摆脱半殖民的境遇，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战胜国。当然，也有比较冷静的外交官，认为一下子翻身不大容易，所以，准备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也准备了最底线的方案，就是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的主权。
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五个正式代表，第二等级三个正式代表，第三等级只有两个正式代表。中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问都没问清楚，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肯定属于第一等级。一下子派出了五个全权代表，即外交总长陆徵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还要加上一个广州军政府的代表王正廷。这个代表团，基本上以亲欧美的职业外交官组成。在皖系一直亲日，重用有留日背景的官僚的大背景下，这样的代表团，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此番在和会中的折冲，跟日本是有所冲突的。
但是，等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国被列为第三等级，只能有两个正式代表。而代表广州军政府的王正廷，又不肯配合，从五人之中，选两人出席。没有办法，代表团只好采取轮流出席制，由五人轮换出席和会。
实际上，尽管美国站出来呼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各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但是，这个战后的世界，跟站前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依旧是个丛林，弱肉强食的丛林。即使在形式上，除美国之外的列强，也不肯有半点平等的表示。开这个会，无非是宣示自己在这场空前的厮杀中，是获胜者而已，会上的商议，主要是列强之间的事儿，其他国家不过是在陪太子读书，作为装点门面的点缀。当年所谓的第一等级的国家，就是所谓的五大强国，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和会由这五强各出两个代表，组成十人团，作为和会的最高协调机构，对一切问题做出初步决定，然后提交大会表决。这五大强国之中，也有分别。真正的强的，是英法美三大国，意大利由于参战较晚，而且在战争中表现欠佳，国家实力也弱，所以，在会上并没有什么人在意。多次由于利益受损，意大利代表退席抗议，却没有人理睬，最后不得不自己又回来了。而日本的实力是不弱，但它无心参与欧洲事务，所以，在大会上多数问题上并不表态，只是跟着走。因此，真正主导会议进程的，只有英法美三国。
不消说，美国力图建立形式上平等的新型国际秩序的企图，遭遇了强烈的阻击。没有另外四强的呼应，美国的期望，根本无从谈起。为了至少成立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美国只能一步步妥协，让步。最后，国际联盟倒是成立了，但国际间连形式上的平等，也没有做到。而且，尽管英美都认为不应该对德国惩罚太过分，但法国为了彻底削弱宿敌德国，一定要把德国彻底剥夺到底才肯罢休，最后，还是法国遂了愿，最终，种下了全体德国人的怨恨，为二战埋下了伏笔。
中国代表团面临最大的难堪是，当时五强不认为中国对于一战有多少贡献。对于中国代表强调的华工贡献，他们认为那是协约国付钱买的劳工，跟中国政府没有多少关系。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和会上的地位，还不及南美的一些国家，说是因为这些国家帮助英国打击过德国的军舰。
其实，作为五强之一的日本，对于欧战，也没有多少贡献。除了拣个便宜，拿下了德国海外孤军据守的青岛之外，就是趁机占领了德国的小小海外殖民地马绍尔群岛。这两块地方的德军，都是微不足道的。对整个战争大局，没有丝毫的影响。其实，论对欧战的贡献，日本真的不敌几十万在欧洲的华工。
但是，在丛林时代的世界，外交是要看国家实力的。中国被人看轻，就是因为国家的贫弱和分裂。日本和中国，当时的国际地位，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更严峻的问题是，中国的底线，收回青岛，虽说理直气壮，但却正好撞在日本的铁板上。日本对于和会要求也不高，就是要坚持它们在战时已经夺取的青岛和山东的权益，也就是胶济铁路。
在这样的事态下，巴黎和会能向着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