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福州弑母案，一桩过分“张扬”的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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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一女子被杀，警方发出悬赏通告，其子是最大的嫌疑人——这一案件被简称为“福州弑母案”，已成为最近两日最让人震惊的事情之一。弑母不是简单的谋杀，它还刺激了人们的道德底线，对公众来说，案情显然是离奇的，但这一案件的传播，却似乎比案情本身更离奇。
警方的通告，是标准的公文体：“2016年2月14日，我局发现受害人谢天琴被人杀死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桂山路172号某中学教职工宿舍5座102单元住处内。经侦查，其儿子吴谢宇有重大作案嫌疑，现已畏罪潜逃。犯罪嫌疑人吴谢宇，男，199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北京某高校学生，身高1.80米左右，体型偏瘦，常戴眼镜，籍贯：福建省仙游县，身份证号码：350702199410071314，住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桂山路172号5座102单元，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这是一份通缉令，包括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与照片，但是警方通告的可贵之处是，它隐去了与案情无关的其他信息，比如，它用的是“北京某高校”，而没有指明到底是哪所大学，因为很明显的是，即使杀人罪名成立，也不是学校教的，学校只是一个地名而已。
通告表明，警方是在2月14日这一天发现被害人谢天琴死亡的。这则通告的确切发布时间未知，但是到3月3日在网上广泛流传，已有20天的时间。最初报道这一案件的是某京报，他们经过查询发现，嫌疑人所在的北京某校，其实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就是北京大学所在地。“北大学生”当然是一个新闻点，这足以把一件普通的杀人案推到各网站的头条。某京报从警方的通告中进行了简单的查询，在第一间发布出来，显示出了其对新闻的反应是相当敏捷。
但是，记者稿件的导语，有点漫不经心——“2月14日情人节，警方发现一名女子死在福州一所中学教职工宿舍内，其22岁儿子有重大作案嫌疑，警方悬赏万元缉捕。福州警方证实此通告确由警方发布，犯罪嫌疑人目前仍未抓获”。除了“情人节”三个字，其余的所有内容都是警方通告的客观转述，虽然2月14日这一天确实是情人节，但是警方在这一天发现案情，与“情人节”这个节日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杀人案发生在好几个月以前）？
但是这种无心之失，在网络时代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爆点。有网站转载这一新闻时，标题就改成了《福州警方悬赏抓捕1名北大学生：情人节当日杀母》，“情人节”似乎成为杀人的一个必要条件。有些网友“顺理成章”地谈到，或许是情人节这天，吴某因为约会向母亲要钱，而母亲没有给，这成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索，这完全就是写小说了。一个男孩子与母亲发生矛盾，很可能是由于一个更年轻的女性出现，这是很多电视剧的情节。为一桩凶杀案赋予情色基调，无疑会对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某网的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XX记者还从知情者处了解到，在2015年7月其母死亡后，吴某曾与一名性工作者结识，两次生意后，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吴某曾拿出十几万彩礼跟该女子提亲，据该女子称，她当时没有拒绝，但此后两人经常吵架，后来吴某失踪就断了联系”。这个孩子，在杀死自己的母亲后，竟然还“嫖娼”，在道德上，简直是可怕至极。这里的“知情者”，多半是某个警察。警察在破案时，围绕吴某曾经接触的人进行走访，以掌握更多有关他的信息，这无可厚非，但是，对记者来说，这个信息与杀人案并无直接关系，这样的细节是在暗示什么？
某网的报道，标题是《福州‘弑母案’嫌疑人评价呈现双面人，曾购买大量刀具塑料膜》，记者采访到“接近警方的人士”“知情人士”以及嫌疑人的北大同学，算是取得了“双信源”，前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案件的细节，网购刀具与塑料膜，杀死母亲后冒用母亲的名义，骗了亲戚144万。“嫖娼”与“诈骗”，都发生在“杀死母亲”之后，和案件本身关系不大，但却极有传播效应。一方面是个好学生，另一方面却又是内心险恶之人，记者对其“双面人格”的刻画，符合心理学意义上一个杀人犯的特征，但是，所获得的信息，多半都来自外围，尤其是像“嫖娼”这样与案情完全无关的指控，对一个正在侦破的刑事案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像“情人节当日杀母”这样完全错误的信息，不具备太久的传播效应。但是，这一案件，从最初的“福州弑母案”，最终发展为“北大学生弑母案”，却正是媒体努力的结果。如果进行网络搜索，发现以“北大学生杀母”为标题的报道，要远远高于“福州弑母”，案发的地点，似乎已经不是福州某小区，而是北大校园。媒体采访其在北大的老师与同学，甚至采访北大校方（校方也表示将全力配合），最终形成一种公共舆论：北大学生为什么会杀人？舆论关注的焦点，已经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为什么会教出这样残缺的人格。
有一些家庭条件非常好的青年，认为像吴某这样来自“下面”的孩子，为了考上北大，肯定吃了很多苦，最终虽然考试上取得成功，在人格上却会很极端。他们无视吴某的同学对他的正面评价，也无视吴某曾经就读的福州一中，并不是穷乡僻壤的超级中学，而是一个省会城市的重点高中。吴的母亲，在福州有两套房，也并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他能用母亲的名义向亲戚借到一百多万，也可以看出他成长的环境并不算差，甚至亲戚之间也比较和睦。
某网稿件开篇写到，“尽管诸多事实不明，人们对于‘大学生杀人案’的承受底线还是再次遭到挑战”。这样一桩凶杀案，除了警方的通报，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诸多事实不明”，但是，这并不影响不同的人群在这起凶杀案上寄予和投射不同的恐惧，有担心名牌大学学生素质的，有担心单亲家庭孩子心理健康（吴某的母亲曾经离婚）的。
人们以这简单的情节为基础，不断发展和延伸故事的结构，以故事的结局为基础，不断猜测故事的开头。
媒体与不知情的公众一起，对这一谋杀案大加渲染，让这一离奇的案件更加离奇，但是，这样一种狂欢式的叙事，事实上已经为吴某定了性：他不但是一个杀人犯，也是一个人格分离者。警方到目前都还没有公布他的犯罪动机，但是在媒体的报道中，公众已经获得暗示，他的性格是导致他“犯罪”的原因，甚至，他在北大的“成功”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他“犯罪”的合理性。这样的叙事，已经有点审判的意味。人们已经忘了，吴某只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他有权利、也有可能对故事做出另一种解释。
100年前，英国《每日邮报》的创办者诺斯克利夫勋爵曾经有一句名言，“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谋杀案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故事性。对媒体而言，“北大学生杀母”确实是很好的故事。很暴力，而且，似乎也很黄，这是典型的社会新闻题材，但是如今距离诺斯克利夫的时代已经过去百年，报业也早已堕落，“凶杀、性、丑闻”也早已不是英国媒体的主菜了，“北大学生杀母”，就像在冰箱里冻了一个世纪，还是那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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