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孟翰：开创现代日本的一本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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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泽正志斋与赖山阳
在日本江户晚期影响后来日本走向明治维新至深且巨的两位大思想家，刚好一位在关东地区的水户-会泽正志斋（1782-1863），一位在关西地区的京都-赖山阳（1871-1832），犹如相扑里东西的两横纲。两人出生只差一年，两人最重要的著作，竟然亦是一前一后，在同一时期完成；会泽的《新论》完成于文政八年（1825），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从在享和元年（1801）开始构思写作，终于在文政九年（1826）脱稿。
两人除了卒年不同以外，类似之处不止于此。两人著述繁富，而且几乎都以汉文（文言文）写作，仅仅在私人书信，多以日文书写，这一方面反映两人所处的日本江户晚期汉文与儒学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崇高地位，同时亦显示两人确实是同时代最顶尖一流的学人，所以，才能毫无问题以汉文写作，洋洋洒洒，论事说理，别出心裁，毫无滞碍，超轶东亚各国学者文人。
同时，两人分别合力完成后来日本政治变革所需的理论，可说是理论的一体两面，在《新论》中，会泽提出“国体”的理论，在封建与郡县两种制度之上，论述从日本历史衍生而出，因而至高无上，万世一系的“国体”，于是捍卫“国体”高于捍卫封建或郡县，抑或是任何政治制度（政体）；在《日本外史》，赖山阳讲述“政体”的经纬-日本武家的崛起，立足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以人物故事刻画为焦点，生动活泼地交代事件的起承转合与大势的前因后果，细腻呈现日本如何从郡县一步一步走向封建，可以令人清楚看到封建郡县各有利弊，因此，封建之下，好坏并非单由制度本身决定，而是有外在综合因素的“势”形成历史人物不可不面对克服的现实。职是之故，人物的见识果断与能力，更是极其关键。于是，两本书合读之后，很容易自然浮现以人物（agency）能动性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政体改革理论，达成捍卫“国体”的政治行动。
▲ 在《新论》中，日本是神州，沒有使用“日本”（作者供图）
然而，在会泽《新论》的“国体”，其国名却非日本而已，更多是“神州”与“中国”，虽然，日本的国名后来并非是“中国”或“神州”，但这亦解释为何日本非常不情愿称呼中国为“中国”，而是以“支那”称呼中国。在赖山阳的《日本外史》或其他著作，虽然没有提炼出“国体”的概念与名称，却很早以“日本”为国名，以“日本”为全民向心凝聚之处。赖山阳，除了以日本为书名与主体的《日本外史》以外，尚有《日本政记》与《日本乐府》，三本书都是鼓舞读者以“日本”为效忠牺牲的对象，成功地将“日本”塑造为一个想像与虚拟（imagined and virtual）的共同体。
于是，会泽的“国体”加上赖山阳的“日本”，几乎可说就打造了日本的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的形成，虽与西方列强逐渐侵入东亚的压力有关，但却非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而是根植于东亚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从中唐以降，历经宋明，再到“华夷变态”的清初，跨海越洋到日本，酝酿已久，因应内外机运而生。日本民族主义，因此亦可称之为东亚型的民族主义，后来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取得东亚霸主的地位，东亚各国学人云集于日本，因此，更辗转成为东亚各国民族主义的原型，但这已是别话了。
不过，会泽正志斋与赖山阳这些书，在过去，特别在幕末（1853-1869）的理解，亦即是从黑船来航到戊辰战争这段期间，在当时的语言，就是所谓的尊王攘夷论。这样的说法，虽然太过于简约，却是无误，更与上述的分析讨论没有矛盾，而是互相补充，交光互映，但是尊王攘夷，特别是尊王却不能仅仅从字义上或是从中国历史，特别是进入郡县，秦汉以来的中国史来想当然耳地理解，因为这样，只会造成更多的误解。所以，必须回到江户时代，抛开成见，重新认识在江户晚期或者说在会泽正志斋《新论》与赖山阳《日本外史》成书（1820年代）以前的江户日本的政治状况。
▍尊王攘夷以前的江户日本
今天对日本历史的认识，尤其是对江户时期日本政治（1603-1868）的认识，可说绝大多数都是在江户晚期才成型，其中《日本外史》的影响尤其巨大，从幕末到明治时期，《日本外史》曾经是人手一本，更是维新诸位功臣爱读的著作。不过，这样的认识，严格来说，是扭曲而不精准的，是以朱子学的正名政治理论重新诠释日本历史的结果。比如说，天皇与将军，朝廷与幕府，这两组有上下尊卑意义的并列，在1820年代以前，不但与事实距离颇大，其实，稍微夸张点说，在实际政治上并不存在。
首先，根据江户政治史硕学藤田宽《近世政治史与天皇》一书，日本天皇在明治维新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使用天皇一词，从冷泉“天皇”（950-1011）以来，天皇一词在生前与死后都没有使用或追赠天皇号，而且，就算在少数政治文件里使用“天皇”，读音不是てんのう（Tenno），而是“须明乐美御德”（すめらみことSumeramikoto），其实就是当时倭国的首长的意思。在江户时期，天皇生前一律是“禁里”，“主上”或“天子”，死后是追赠院号，比如上述的冷泉“天皇”死后是冷泉院，而非冷泉天皇的名号，现在称呼冷泉院为冷泉天皇正是江户时期儒者的“正名”政治行为所致，在江户后期以来广为接受，才约定成俗，政治上追认的“事实”。
而如同中国皇帝的谥号，所谓的汉风谥号，更是早在光孝天皇（830-887）以后（光孝便是谥号），就不再死后追赠中国式的谥号。所以，直到天保十二年（1841）年，对兼仁“天皇”，死后追赠天皇号与谥号，是为光格天皇；天皇号停止约850年，天皇号并谥号停止约950年(注1)。简单说，日本有长达八九百年的时间，并没有人以天皇或皇帝的名号在实际上或名义上统治日本，江户日本在幕末以前，当然亦不例外。
朱子学派的菱川大观（1748-1803）在《正名绪言·下》(注2)一书中，其实早已指出：“宇多上皇落发，始称法皇（小字：世之所称宽平法皇也），遗诏停止上谥，因称某土（小字：宇多醍醐之类）天皇，后又称某院（小字：天子院号自朱雀始，村上复称，冷泉院以降连绵），遂为永制，盖为释氏所误也。”这段与藤田宽所说基本上一致，只是菱川没有亲眼目睹后来天皇号与谥号的再兴，所以，文中，他说：“遂为永制”，同时认为院号的使用是受到佛教的误导所致。此处提前强调一下，日本尊王攘夷的攘夷，一开始就是针对外来的佛教与基督教，特别是排斥基督教，而非“西洋艺术”（技术）；此为幕末佐久间象山（1811-1864）之语，出于《省諐录》（1854）。从菱川大观将天皇号的式微归一笔咎于佛教，即可看出端倪。
今天幕府与将军两词，人人朗朗上口，然而，同样在1820年代以前，不管在正式场合或在一般人的称呼里，并非幕府与将军，而是公仪（幕府）与公方或大君（将军）。在《正名绪言·上》就同样提到，但稍有出入，公仪公方皆为幕府之谓：“公方犹今世曰公仪（小字：公仪邦俗泛指上词，犹汉曰国家，亦未详起于何时，今定斥江都），士民尊称幕府词也（以下小字略去），非天子命号也。”这段直截了当说公方或公仪都不是来自天子的命号，不同于幕府是天子的命号，换句话说，就是称呼幕府为公仪或公方时，因为这些非来自天皇的命号，所以与天皇的政治关系其实并不清楚，而是相当暧昧，这点极其重要，因为，菱川接着在下一条解释“大君”一词时，一起合看便更透彻。
今天从一般人到专业历史学家都已经习惯称呼德川公方为德川将军或称呼德川公仪为德川幕府，因为每位德川将军都受到天皇册封为“征夷大将军”，这样的理解，至此，已经很清楚，并不是江户当时的认识，亦无所谓天皇的册封，而毋宁是“禁里”的赐予或献上，但是赐予或献上“征夷大将军”的名号，究竟是不是事实呢？有这么一回事，但不能望文生义，当时叫做“将军宣下”，在江户时期，大多数是禁里的敕使到江户，德川“将军”坐在上面，敕使在下面“宣下”，这实质上更像是禁里对德川家的名号献上。直到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1846-1866，在任1858-1866），这种形势才有逆转，改为敕使在上座，德川“将军”在下座。因此，德川“将军”政权的合法性，并非来自“天皇”赠予“将军”的名号，而是依靠自己的威势与光荣，即当时所谓的“公仪的御威光”（公儀の御威光）。
更进一步说，正是因为德川政权的合法性，不来自于“征夷大将军”的名号，在江户时期，德川幕府不管是对内或对外，根本不使用“将军”；“将军”的名号不过犹如政治上的一个装饰品，而且还不急于到处展示。德川幕府，对內基本上是公方或公仪，虽然亦有使用大君此一名号，比如，带有官学色彩的大阪怀德堂学派中井竹山（1730-1804）在《逸史》一书中，就是以“大君”称呼德川将军，此书上呈给德川将军时，亦是以大君称呼德川将军；而對外主要使用大君的称谓。
▲ 左上角可见“大君殿下”（作者供图）
只有在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属于朱子学派的新井白石（1657-1725）主政的正德年间（1711-1715），在众人反对之下，正式使用“日本国王”的名号；新井白石的理由是，日本天皇与中国皇帝平行，天皇之下是日本国王，中国皇帝之下是朝鲜国王，所以，使用日本国王的名号，不但是与朝鲜外交的敌国礼（对等礼），更是符合天皇与德川将军的“君臣”关系。正是因为新井白石的推论逻辑基于朱子学的正名理论，与当时江户政治的现实以及一般人的认知差距太大，所以，他失势下台以后，幕府马上恢复使用大君的名号。
而大君又是什么呢？菱川大观的《正名绪言·上》指出：“宽永（按：1624-1643）以来称公方以大君，按大君字始见《易》履之六三，武人为于大君。愚意大君泛称也，称之于天子，称之于公方，皆无不可。今夫众邦大名，假称为侯也，即公方亦不假一种名称以称之，尊卑何别？”所以，依菱川大观的解释，大君只是泛称，天皇抑或是将军皆可以称为大君，但是因为日本各地的“大名”已经转称呼为“诸侯”，德川为了与大名（诸侯）有尊卑之别，于是采用大君的名号。
将以上这段话与之前对公仪公方的解释合看，便可推出，江户日本，在此书作者生卒年间（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今天所谓的德川幕府与德川将军，实际上与在京都的朝廷与禁里（未恢复使用天皇号以前），尚未有明确的政治关系抑或是具体的君臣关系，因为“禁里”与“公仪”在儒学里或在更广义的汉字文化圈里，并无任何特定既有的政治规范与义务——中国有任何书论述“禁里”与“公仪”抑或“天子”与“大君”的应然政治关系吗？当然没有。
所以，从禁里转成为天皇，从公方转成为将军，这是事后从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名分政治理论去虚构与发明日本过去一千年的政治史，而这一个充满儒学意味的正名手续，便是儒学与儒者从思想上与概念上驯化德川这一个武家政权武断政治漫长的政治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后来除了打倒幕府以外，同时解构日本长达几近一千年的武家政治社会。
尽管长期在朱子学名分政治理论的熏陶下，从宽政四年（1792）以来到文化九年（1812），幕府内部，自己亦已经逐渐认为其政权合法性，来自天皇的“委任”，但如此儒家的政治认识与情怀，其在日本的普及与政治上的落实，其实还需要到了1820年代以后，由会泽的《新论》与赖山阳的《日本外史》等著作，以朱子学正名的理论，大唱尊王攘夷，高举大义名分，推波助澜，制造出天皇中心的日本史观政治观，将公仪与大君成功转化为幕府与将军，明确化天皇与德川将军的君臣尊卑上下关系，确立德川幕府的合法性完全来自天皇的“大政委任”。
▲ 赖山阳先生遗迹彰显会藏版《日本外史》（作者供图）
如此一来，才有日后在庆应三年10月14日（1867）的“大政奉还”政治大事件，即是，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将政权奉上还给天皇。不到两个月后，庆应三年12月9日(1968年1月3日)随即产生所谓“王政复古”，废除幕府，成立新政府，正式开启明治维新，打开日本历史崭新的一页，融合传统与现代，打通东方与西洋文化，创造人类历史，在十九世纪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百五十年间，非西方国家中唯一成功的现代化案例，同时亦是唯一的非西方国家鹤立于西方列强之中，傲视东亚。（待续）
注1：藤田覚《近世政治史と天皇》（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247-248页
注2：菱川秦岭《正名绪言》（秦岭馆，文化6年）[1809]，线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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