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谁是奥巴马外交遗产的最佳接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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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历史性地访问了邻国古巴。如何形容这次“旋风两日”都不算过分，“时隔88年首位美国在任总统的访问”的说法其实有些矫情，不如直接说成是“1950年代古巴革命以来迎来的首位在任美国总统”。与预期相比，哈瓦那下起“奥巴马雨”的时间提前了很多。放弃8月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或者11月的秘鲁APEC、甚至有意放在3月15日的第二个超级星期二之后，奥巴马政府在时不我待之余凸显了希望绕开选举议程的良苦用心，对外释放出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不可逆转的信号。
虽然美古之间的“真问题”并未被奥巴马的到来吹散，劳尔·卡斯特罗费力而执拗地高举起客人的手臂时，奥巴马也还是没有比划出丘吉尔式的剪刀手，但历史性的遗产已然铸定，接下来的就是保质期的问题了。
奥巴马的继任者会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推进美古关系呢？这估计是2018年才卸任的劳尔·卡斯特罗最关心的问题。把卡斯特罗的关切放大一些，放眼目前激战正酣的2016年两党初选，谁才是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最佳接盘手呢？
所有人脱口而出的人选，当然是希拉里，甚至奥巴马自己也会这么想。虽然两人乃至两个家庭之间的默契早已被各种新闻报道、传记和纪实文学撕得粉碎，但希拉里毕竟背负着四年国务卿生涯的“奥巴马烙印”，奥巴马外交战略的执行与落实也充斥着希拉里的影子。
至少从奥巴马第一任期的外交倾向观察，“平衡”和“价值观”外交充当着两翼的引擎。“平衡”理念基本上是所谓“奥巴马主义”的核心内容，比如平衡国际事务上的投入，从而将更多资源用来优先解决国内问题；又如在维持国际领导力的同时，平衡借助各盟友力量解决区域争端；再如平衡军事介入与多边或者其他手段的使用，等等。
在这部分倾向中，希拉里的努力更多见于手段平衡意义上的“巧实力”侧重。相比之下，“价值观”外交被认为源自奥巴马本人的理想主义色彩、以及其主要亲信苏珊·赖斯和萨曼莎·鲍尔关于人道主义干预的信仰。但希拉里的推波助澜，在分歧立场针锋相对之间也扮演了最为关键的支撑作用。这样看来，更为准确地讲，希拉里是“奥巴马主义”的建筑者之一。
不愧是添砖加瓦的前任首席外交官，希拉里应该是目前对外交政策给出最为系统性阐释的总统初选参选人。按照希拉里的规划，新总统的外交战略应该有四个核心构架，即强大的国内基础、确定的国土安全、处于前沿地位的军事力量以及持续扩展的美国价值观。单从这些口号式的指标看，奥巴马的外交理念似乎得到了认真的贯彻，但也能多少嗅出些许鹰派的味道。
可以肯定的是，希拉里至少在外交政策的静态阐释上与奥巴马颇有共识。比如，支持伊拉克军事力量、重建阿富汗“民主”体制及安全局势、重建利比亚及也门等国的稳定，在不进行地面部队军事介入的情况下打击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组织；又如，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与亚太盟友合作共同制定所谓的“亚洲规则”；再如，采取包括立法、财政、行政改革及国际合作等系列措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将美国塑造为“清洁能源的超级大国”，等等。但希拉里明显提高了“价值观鹰派”的调门。一方面推广美国价值观，具体体现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性别平等”“人权事务”以及“互联网自由”等，另一方面完全以价值观划界，不但将以色列视为最为重要的盟友，视对以国的威胁为美国的威胁，支持包括“铁穹”（Iron Dome）等防御系统，而且极力在拉美、非洲及亚洲地区扩展新盟友，试图通过宣扬“公民社会”“自由市场”“人权”等理念减少全球和地区冲突的发生。
这种明显强于奥巴马的强调“性别”“人权”等理念的价值观外交，被研究者称为“希拉里主义”（Hillary Doctrine）。在这个全新维度上的入门级研究，当属美国得州农工大学教授瓦莱丽·M哈德森（Valerie M. Hudson）和密歇根州立大学讲师帕特里夏·莱德尔（Patricia Leidl）在2015年出版的专著《希拉里主义：性别与美国外交政策》（The Hillary Doctrine: Sex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按照两位女性研究者的理解，前第一夫人的这个“主义”，即“将对女性的压制视为是对世界以及美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从而本着所谓“女权即人权”的逻辑构筑美国与世界各国的战略关系。这个解释框架显然是从决策者个人认同与社会体验的角度出发的。按照如此逻辑，奥巴马的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促使其做出了众多跨越价值观的“和解”举动，比如2009年11月在开罗大学向整个穆斯林世界释出的善意、去年的伊朗核协议，或者眼前的哈瓦那破冰。相比之下，希拉里似乎在“第二性”意义上展现巧实力的同时，摆出了一幅“抗争”的架势。这种从别国社会治理状况出发的外交倾向，虽然满足了某些盟友对美国的期待，但无助于稳定地区乃至全球局势，甚至会拖累美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关系。
性别因素也许可以理解为是希拉里的特有标签，但贴在她身上的另一个标签确实令人更为关注，那就是“投机者”。2015年10月，希拉里最终扭扭捏捏地公开改口，她不支持目前这个已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但作为亚太战略的首倡者之一，希拉里在国务卿任上曾至少45次有记录地为TPP鼓噪。
似曾相识的桥段发生在小布什时代，2002年10月11日，还是国会参议员的希拉里投票支持了著名的“伊拉克决议案”，即授权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在随后2008年竞选周期中她又不得不多次改口、漂白自己。也就是在那个竞选周期中，希拉里强烈批评新人奥巴马关于与伊朗展开核项目谈判的新主张，但随后作为国务卿的她参与了该倡议的具体实施，并在目前选举周期拥抱了这一成就，大有分一杯羹的意味。能让卡斯特罗满意的是，虽说曾是制裁古巴的坚持者，但近来也乐见其成，其中不乏佛罗达州古巴裔选民态度积极转变的因素。
除了性别之外，希拉里的变来变去，虽说有务实的因素，却未必能让奥巴马全然放心。相比之下，少了些外交经验的伯尼·桑德斯反而可以“诤友”的倔强延续奥巴马的外交理念。除了从工会利益出发而反对TPP之外，反对伊拉克战争、支持美古复交、拥护伊朗核协议、誓言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积极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等等，都与奥巴马的政策如出一辙。更为重要的是，试想这样一位平民主义派的总统，肯定会将更多精力放在国内改革范畴，在并不在行也兴趣不大的外交议题上，当然会更多延续本党前任的轨迹，甚至不排除上台后在TPP议题上弱化的可能。不过，这位看上去的最佳接盘手目前日益成了一个小概率事件。奥巴马不得不寄希望于希拉里手下留情了。
从政党政治的基本常识出发，“奥巴马主义”的后继有人显然不能寄希望于共和党人，但现如今的共和党初选参选人的外交主张几乎都是以奥巴马为核心内容的。其中的大多数当然是拿奥巴马当作靶子的负面竞选，最为势如水火的两个议题是中东和气候变化。在中东事务上，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克鲁兹，都坚决反对伊朗核协议，捍卫以色列利益，强调军事打击恐怖主义；而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特朗普将之称为是“彻底的骗局”，而克鲁兹则指责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是自由派扩展政府职能的“借口”。
▲ 特朗普与克鲁兹在迈阿密大学进行辩论。REUTERS/Carlo Allegri
不过，在特朗普和克鲁兹外交阐释存在大量“反奥”基因的同时，特朗普的某些核心言论竟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所谓的“奥巴马主义”。在特朗普的国际关系世界里，美国目前面对的所有问题都来自外部，是过分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的结果。就此，特朗普认为美国要明确界定何为国家的真正威胁，强烈反对介入那些并非首要或直接威胁的地区，甚至反对延续并不直接涉及美国安全利益的盟友关系。这种基本上属于“内向化”倾向的“孤立主义”态势，反而得到了选民的热切回应。
究其原因，事实上是特朗普站在了“奥巴马主义”内在逻辑的冲突点上。在“奥巴马主义”下，在“更多资源投入国内事务”与“维持全球领导力”之间存在着再平衡和再分配的极大张力，在现实实践中的收效并不理想。于是，特朗普进一步强化了“更多资源投入国内事务”的思路，尽力模糊了“维持全球领导力”的平衡性目标。这种做法无疑缺乏战略性和远见性，但在选举动员中却现象级地奏效，也只能说明民众在对“奥巴马主义”的理念认同与效果失望之间的巨大落差了。
在如2016年这样的非战时选举年，外交事务通常不会成为主要议题，当然也不排除世界都不愿看到的重大恐怖袭击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一般而言，最为全面的外交政策阐释将在大选阶段映入眼帘，特别是在10月19日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第三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上的唇枪舌剑。按照一般惯例，这第三场辩论将集中在国际与区域政策，届时备受关注的对华政策辩论的成果也可能作为两党候选人的不同政见被摆上台面。已经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为民主党提名人背过书的奥巴马不知道还会不会饶有兴趣地看看这些辩论。
不过，无论如何，他的“奥巴马主义”开启了内向收缩的对外战略，这是两党目前都无法回避的务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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