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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大明:把美国总统初选当作一场全民狂欢

2016-02-17 刁大明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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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美国总统的初选制度似乎始终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到底要限制政党作用的直接民主,还是要由政党主导下的代议制。甚至1972年初选得以成为主导制度本身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一种答案。


该如何翻译“state delegate equivalent”这个术语呢?2月1日,号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揭幕战的艾奥瓦初选落幕之后,我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在欣喜媒体更为细枝末节地解构美国政治之余,我不禁又忧虑起我们美国研究的精细度缺陷。这个词儿无论被翻译成“州代表数等价物”还是“州代表数对应量”都几无差异,因为无论是哪种说法都将是其在国内读者眼前的罕见亮相。


▲ 总统初选前举行电视辩论


不同于共和党人的直接,民主党的艾奥瓦初选并非统计参选人所拿到的支持选民数,而是执拗地换算起这个所谓的“对应量”。在目前公开的数据中,希拉里对桑德斯的选民支持率大概为49.9%比49.6%。按照这个数字分配全部1406个对应量的话,希、桑两人的斩获也就大致分享为701和697。当然,这里的1406其实也具有实际意义,即2月1日从1683个初选站点产生的参加国会选区和州政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数正是1406位。进而,这1406位代表中的701位支持希拉里、697位青睐桑德斯。基于此,再推算出44位将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承诺代表的归属情形。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44位尚且是那些占据多数的所谓“承诺代表”,而数量偏小却可能在关键时刻一锤定音的未承诺执行民意的所谓“超级代表”则又是另一个世界了。

艾奥瓦初选中民主党人的“技术梗”让世人初步领略到的这般眼花缭乱,其实也只是个开始而已。从初春到盛夏延展开来的初选程序,势必秀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如果说艾奥瓦初选所采取的“党团会议”或美国外宣时称呼的“预选会”闪烁着“村社自治”光彩的话,2月9日的新罕布什尔州又让人民意识到初选还可以采纳与大选几无差异的直接投票方式。而即便对选举方式的差异有了思想准备,也还是远远不足以看清初选的门道,至少参与初选选民资格的认定以及初选结果的计算等环节在五十个州以及特区和各属地的具体实践中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个性化趋向。

就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哈姆雷特”那样,每个州的初选几乎都有属于自己的模式。每次两党的成功提名者,都能称得上是有足够勇气与智慧走出各州初选迷宫的幸运儿。在没有考虑到政党政治的发展的情况下,制宪者们更不会想到对初选制度施加任何雕琢。不但从未得到理性的顶层设计,初选制度从历史的隧道里蹒跚走来之时,其形态更像是多次矛盾与改革叠加、沉积而成的活化石。时至今日的众多差异性,大致都源自联邦制与政党政治交互影响的半阴影区。

在联邦制的框架下,初选是在各州先后分别举行的,即便极大权重地决定着联邦政府层次官员的人选,却属于各州管辖范围内的选举事务,处于47个州的州务卿以及犹他、阿拉斯加、夏威夷等三州副州长的直接监管之下。各州初选决定两党提名人的现行方式正式确立于1972年,但某些州在总统选举层次实施初选的历史至少得以回溯到上个世纪初。如今常见的让选民在初选中直接选择总统参选人、按照参选人得票多寡再分配代表的做法就发端于1912年的俄勒冈,于是也就有了所谓的“俄勒冈模式”。

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初选程序在政党精英控制下处于尴尬境地,各州都并不积极效仿。1916年,新罕布什尔州由于东北部的位置等因素首次成为率先举行初选投票的州,而位于中西部的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也曾先后紧随其后。直到1972年,中西部的另外一个州即艾奥瓦在早于新罕布什尔的1月24日举行了初选。由于选举方式的差异且互补,艾、新组合得以稳定地延续下来。在选民对参选人的低认知度、媒体与金钱等竞选资源超额介入的情形下,艾、新两个小州被赋予了超越应有政治影响力规模的“风向标”期待。虽然无法做到“赢艾、新者,得天下”,但艾、新两州的初选却足以提升胜利参选人的选举势头,加速两党资源整合与选情明朗化。自1972年以来,除了1992年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比尔·克林顿的例外,两党最终提名人都至少在艾、新两州初选中拿下了一个。



艾、新两州的“风向标”引发了各州追逐初选影响力的“前置”竞争,于是也就多个州涌入同一日期举行初选即“超级星期二”的折中安排。其最为直接的政治后果,即在初选中期即3、4月间两党具有竞争力的参选人就已所剩无几、提名人几近确定,届时尚未初选的二十几个州已别无选择。比如,2004年3月2日约翰·爱德华兹的退选令约翰·克里锁定了民主党提名,而2008年共和党初选在3月4日即迈克·哈克比退选后就已必须接受麦凯恩胜出的既成事实。面对如此明显的制度缺陷,民意的分歧却无法唤起任何切实的改革,其原因是前置初选各州的民意与后期初选各州的民意势如水火。

一个平衡各州初选影响力的切实努力,即在初选结果计算方法上以“比例分配”来更多取代“胜者全得”。与大选中急需第一时间实现纷争最小化的尘埃落定不同,初选程序适合全国各州选民的长时间酝酿与参与,因而“比例代表”被普遍接受。

以2016年目前已走完的艾、新两州初选为例,按照“比例分配”的制度安排,在艾奥瓦勉强胜出的希拉里并不是包揽全部44位承诺代表,而只是获得了其中23位;而桑德斯也因为60.4%的支持率分到了新罕布什尔24位承诺代表中的15位而非全部。这样算下来,希、桑两人的承诺代表数分别为32位和36位,而非“胜者全得”下的44位比24位。希拉里强势回归的预期并没有兑现,“风向标”似乎被“桑德斯旋风”吹得有些凌乱。



相比而言,以往曾在多个州初选中使用“胜者全得”方式的共和党,在本次竞选周期中也在3月15日即包括俄亥俄、佛罗里达、伊利诺伊等六州举行初选的第二个“超级星期二”之前举行初选的各州采取了“比例代表”,期待在参选人众多且有难分伯仲之际,留下大浪淘沙的充分时间与空间。有些州也折中地采取了基于“比例分配”的“胜者全得”,即如果有参选人得到了50%以上的选民支持,便会触动“胜者全得”方案。颇为值得玩味的是,至少从艾、新两州的情形看,“比例分配”似乎对特朗普更为有利,克鲁兹并没有以艾奥瓦全部30位承诺代表而领先特朗普包揽新罕布什尔的23位;反而是特朗普加总后以17位代表支持领先,位列二三位的克鲁兹和卢比奥也分别有11位和10位代表入账。以势均力敌取代悬殊差距,迫使参选人们在随后各州初选中使出浑身解数,“虔诚”地接受选民检视。

与各州利益竞争的地域维度平行的是政党与民意之间竞争的民主维度。美国政治学家谢茨施耐德曾言,“提名制度乃现代政党最显著的标志,如果一个政党不能从事提名活动,它就不再算是一个政党”。但硬币的另一面却是又一个“美国例外”,即美国是西方世界中唯一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由民众参与决定国家元首候选人提名的国家。

美国总统的初选制度似乎始终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到底要限制政党作用的直接民主,还是要由政党主导下的代议制。甚至1972年初选得以成为主导制度本身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一种答案。1968年,在14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举行初选的情况下,受到以林登·约翰逊为首的政党精英的操纵,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最终提名了一场初选都未参与的副总统赫伯特·汉弗莱角逐白宫。这场政治闹剧不但引发了芝加哥会场之外的高声抗议,还酿成了民主党的惨败,最终导致了民主党高层对于总统候选人提名制度的改革,将更多权力下沉到了选民手中。

1972年各州民众参与的初选在民主党总统提名程序中开始扮演决定性角色,亲身参与推进初选制度改革的党内自由派乔治·麦考文获得提名,但却因为政见极端而败北。1976年,民意驱动的初选制度又推举出了来自南方的吉米·卡特:虽然赢回白宫,却也因缺乏华府经验而步履维艰。面对卡特的连任失败,民主党再次将矛头指向初选制度,重新设置了由政党精英出任的、以求平衡狂热民意浪潮的“超级代表”。虽然仅占全部代表数15%到20%的“超级代表”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沉睡之中,但至少有研究发现希拉里在2008年民主党初选中的惜败一定存在着这些本党同仁落井下石般的倒戈。

在而今的2016年民主党初选中,希拉里虽然在艾奥瓦和新罕布什尔的表现不太理想或者很不理想,但早就将至少356位即超过半壁江山的“超级代表”收入囊中。与桑德斯的14位“超级代表”相比,希拉里凸显了身为建制派“大姐大”的霸气。不过,在建制派遇冷的选情氛围下,“超级代表”的拥趸会否再度转向,甚至是福是祸,也难预料。

除了“超级代表”直接传达政党意图之外,其实各州初选的“门”也是一只有效的“平衡手”。参与初选选民资格的认定标准在“开门”与“关门”之间的摇摆,即是否允许中间选民甚至非对手党支持选民参与本党初选的抉择,本质上是可选性与政党性之间的取舍。比如,2月1日的艾奥瓦民主党初选就采取了所谓的“半关门”方式,允许所有申明不支持共和党的注册选民参与;而2月9日的新罕布什尔民主党初选则转向了“半开门”方式,允许申明支持民主党立场的注册选民参与。相对于“半开门”而言,“半关门”方式给更多中间选民发出了邀请函,这也部分解释了相对温和些的希拉里以微弱优势领先艾奥瓦、却又在新罕布什尔败给了较为激进的桑德斯的残酷现实。

在2016年两党各自内部分歧加剧、建制派与反建制派剑拔弩张、民意甚至民怨思变的大背景下,联邦制和政党政治交互驱动的各州初选差异性持续发酵,为两党提名人的花落谁家增加了一波波悬念。前置州风向标意义的越发淡化、初选周期的持续加长,最终的赢家其实是普通选民。即便金主们也会在长周期初选中敏感地嗅出介入的孔道,但对普通选民而言,有所谓的“选择”总是好的。或许我们应该少一些板起脸埋怨美国选民支持桑德斯或特朗普太不理性,也正是这些反建制派的粉墨登场,2016年初选才更像是一次全民狂欢。





作者: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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