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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且以优雅过一生

2017-05-29 墙艺术

去年的5月25日,杨绛先生辞世,不知不觉间,这位见证百年历史、睿智温厚的奇女子已经离开我们一年了。天堂里,相亲相爱的“我们仨”永远都不会再分开。


民国名女子各个不同,唯独她“不想攀高也不怕下跌”,以“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态度走过百余年风雨岁月,虽困顿有时,却收获了事业、爱情、家庭皆圆满的人生。


她一生历经风浪与波折,却总能给世界以温暖、以感动。无论时光流逝,人事变迁,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仙童好静

一星期不读书,一星期白活了


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排行老四,杨绛在姐妹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少年时代,她在上海读书。从小就学习好,但淘气顽皮,曾因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





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高中国文老师在班上讲诗,也命学生读诗。她的课卷习作曾被校刊选登。一篇《斋居书怀》写得有模有样,“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老师批——“仙童好静”。




最贤的妻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1928年,杨绛17岁,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杨绛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大学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令衔也要去清华大学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面容白皙清秀,性格温婉和蔼。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绛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钱锺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



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锺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钱锺书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多年后,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锺书听后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最才的女

杨绛的散文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杨绛在创作上成名其实早于钱锺书。当《围城》出版的时候,人们在问“钱锺书”是谁——杨绛的丈夫。1943年,还在小学教书的杨绛创作的第一部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



即便在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女儿钱瑗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就连钱锺书自己也承认,“杨绛的散文比我好。”他还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钱锺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屏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声名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打扫现场”

我得留在人世间,尽我应尽的责任




1994年,钱锺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锺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因肺癌转脊椎癌,钱瑗1997年去世。钱瑗外语才能精湛,学识渊博,在大学任教时便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在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自1977年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曾经的“我们仨”,只剩她独自一人,整理钱锺书留下的多达7万余页的学术遗物,笔耕不辍。



2003年,在钱锺书手稿交付出版后,杨绛于散文集《我们仨》中,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深切绵长的怀念,“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宁静致远

我只是一滴清水,不能吹泡泡。




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杨绛把自己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她喜欢的名言。“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她拒绝出席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锺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为的便是恪守她与钱锺书的诺言,“钱锺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 她在散文《隐身衣》中直抒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杨绛出的书不少,代表作有《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我们仨》等,却一直坚持不做宣传,说是怕耽误读者。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对此,她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坐在屋里的书桌前,她写下自白。“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面对遮天蔽日的苦难,日复一日的羞辱,日甚一日的绝望,她不动声色地坚强,润物无声地反抗,内心强大得像海洋。



近几年,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重新出版了她的作品——《杨绛著译(精装七种),收录《我们仨》《将饮茶》《干校六记》《“隐身”的串门》《杂译与杂写》(上、下)《斐多》七本散文随笔和译作,朴素典雅的装帧,极为用心的编排,呈现出沉静诙谐、明净灵动的杨绛先生。



她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



《我们仨》是杨绛撰写的家庭生活回忆录。1998年,钱锺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在92岁高龄的时候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令人憧憬、感动的回忆录。



《将饮茶》最早于1987年出版,深受知识界和广大读者喜爱,成为散文经典之作。本次再版,增加了《收藏十五年的附识》一文,同时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后增加了一篇附录,即“申辩之中高检长惩戒案”。



《杂忆与杂写:1933—1991》杨绛先生怀人忆旧之作。一部分是怀念人的,“从极亲到极疏”;一部分是追忆事的,“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还有一些是从旧稿中拾取的。那些款款道来的人和事,给人们的不仅是美文的享受,也是对一个时代各种人物一种生动的认识方式。此次重版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几篇当时漏收的文章。


《杂忆与杂写:1992—2013》收录了杨绛先生近二十年间的各类回忆性散文、杂论、序文和书信。2011年,杨绛先生百岁诞辰,《文汇报·笔会》曾对她做长篇访谈,是为《坐在人生边上》。这篇文字至为重要,征得杨绛先生许可,作为本书的“代前言”。


《干校六记》干校,本来是对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进行培训的地方,但在“文革”中,却赋予了它新的定语——“五七”,新的含义——对上述人员中的大多数进行“劳改”。杨绛先生在这里讲述了从要去干校直到回京一些事情和个人的心情、感受,尤其受有干校经历的人喜欢,堪称“干校”文学中之经典。今后,人们要感性地了解那段渐去渐远的历史,本书同样堪为经典。



《“隐身”的串门儿:读书随笔》,杨绛先生不仅是饶富才华的作家、翻译家,还是博学精思的学者,尤其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有精当独到的理解与会心。她把读书比做“隐身”的串门儿,本书即是她潜心“拜访”《红楼梦》、《名利场》、《傲慢与偏见》、《堂吉诃德》等小说世界的读书心得,或解读,或探秘,或对话,或沉思……既有宏观的理论思考,也有对文本的精细阅读,其独具的通识眼光和优雅洗练的文笔使她的“学术论文”颇有随笔之风,既体现了她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研究功底,又能见出她的心性和才情。


《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就义的当日,与其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以及饮鸩至死的过程。在西方文化中,论影响的深远,几乎没有另一本著作可以与《斐多》相比。杨绛先生的译文,对照多种版本和注释,并一句句死盯着英译本,而力求通达流畅。名作由名家翻译,所以,这本书的分量非同一般。


 

文章转自百草园书店


阅读,即是最好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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