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眼”是怎样炼成的？
以下是演讲全文：摘自《首发｜回响·2022开年演讲视频回放及全文稿》
我想先做个小调查，咱们在场的，有谁做过三次以上的核酸检测，请举个手？
这么多！超过80%了。
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这么大规模的筛查，又要求精准、快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可能你见过这个标志——火眼实验室。没错，靠的就是火眼。
你好，我是朱岩梅，华大基因集团的执行董事。火眼实验室就是华大做的。我亲身经历了火眼实验室的诞生，我想分享给你火眼的故事，华大的故事，和关系到我们每个人未来的故事。
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发，武汉封城。华大创始人汪建老师在大年初一，就立刻带队，逆行武汉。
一天深夜，汪老师突然让我设计“火眼实验室”的logo，而且反复强调，一定要体现出孙悟空“火眼金睛”的寓意，要让病毒无处藏身。
我马上让设计总监鲁明江召集团队，很快拿出来十几个方案，几经修改，24小时内确定了这个设计稿。然后，我俩跳上了去武汉的列车。
深圳北上的高铁，空空荡荡，很多车厢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一上车就赶紧找列车员问，武汉停车吗？她问，你们是干嘛的？我说我们是去支援的，列车员立显敬意，说：停的，到时我来叫你们。
到了武汉，只有三个人下车，包括我和同事。以往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几乎一个人都看不到。我想问哪是出口，都找不着人，所有商店都大门紧锁。
当时我心里想：要是长期这样，经济可怎么办？得尽快控制住疫情，让生活恢复正常才行。
汪老师刚到武汉时，我们的实验室一天只能检测100多份样本。有着丰富公共卫生经验的汪老师知道，这样根本无法应对来势汹汹的病毒，于是当即决定：马上找地方建新的高通量实验室。
几经周折，最后在当地支持下，选定在光谷一个尚未完工的写字楼大堂里，开始建设第一座“火眼”实验室。大概2000平米，还是毛胚的。汪老师亲自上阵，指挥设计和施工。
抗疫就是打仗，分秒必争。
我们用5天装修好了一半，先用起来。10天完全建成投入使用，检测能力达到1万样本/日。
可能你听到每天1万份没什么感觉，要知道原来的检测都是手工提取样本，一天只能做100多份。火眼实验室全部装备上自动化设备，很多设备都是专门为疫情研制的。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但我们做到了。
从100到10000，整整100倍，只用了10天。后来，又翻了100倍，达到每天100万样本的检测能力。
这么快速的上量，离不开华大人的付出。
这里我要讲一个人的故事，这个姑娘叫马红霞，华大人一般不叫“总”，但他的领导尊称她“马总”，别看她人瘦瘦小小的，能量巨大。
23号封城，大家都在往外逃。但我们需要人增援武汉，就在微信工作群里招呼：谁能去武汉？群里瞬间刷屏“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马红霞本来已经出城了，因为有项工作，只有她做得最好，走了没人能顶。于是她赶紧往回返，警察拦住她，说：你回去可就出不来了。她看着警察说：“我就没打算再出来！”警察看着她，啥也没说，放行了。
像马红霞这样的人，其实还有很多。他们的故事都写在《火眼英雄志》里，我们给今天所有人都带了一本，在你的伴手礼袋里。
基辛格曾经在《论中国》里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而我要告诉你的是：现在的中国人，不止保护着中国，还在保护着全世界。
2020年5月，加拿大疫情肆虐。汪老师马上和我说，要给白求恩家乡，捐赠一座火眼。我们立即联系到白求恩的家乡多伦多市，由猛犸公益基金会给多伦多捐赠了一座“白求恩火眼实验室”。
80多年前，白求恩大夫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顾个人安危，救死扶伤，这份情谊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
“火眼”也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传递到了全世界。不到两年时间，这个logo已经闻名世界，去到了近40个国家，全球已有100多座火眼实验室，为上亿百姓提供核酸检测。
“火眼实验室”是在疫情中诞生的，但检测能力不是华大突然才有的。
2003年SARS，华大是中国最早完成病毒测序的。2011年那次德国“毒黄瓜”事件，也是华大帮德国人最早完成病毒测序的。还有近年非洲的埃博拉、寨卡。这20年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都有华大的身影。
华大一直在挽救生命。
他，叫蒋玮城，之前是深圳前海农产品交易所的CEO。
2014年，他的夫人因为手术并发症，住进了ICU，而且反复高烧，病情越来越重，却始终查不出病因。家里两个孩子，小的才1岁多，这个家不能没有妈妈。
医院的几次病危通知，让他万念俱灰，玮城第一次有了失控的感觉。曾经他认为，只要努力就可以实现目标，可是站在ICU门口，面对死亡，他攥紧的拳头，却不知道应该挥向哪里。他深深感到了无助、无力。
这时，ICU主任向玮城推荐了华大，说：“基因技术可以做2000多种细菌病毒检测，要不你试试吧？”玮城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联系到我。
做过两次检测，华大确定她感染的是鲍曼不动杆菌，这种病菌喜欢潜伏在输液塑料管口，很难彻底消杀。华大还第一时间给出了药方：替加环素。
拔管，用药，退烧。检测结果出来48小时后，玮城的夫人就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很快就下地，回家，恢复正常生活了。现在他们还添了第三个宝宝。
玮城说：“虽然之前我也知道华大，但万万没想到华大居然是个能救命的。”
经历这次跟死神的赛跑，玮城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很快，他做了一个意外的决定——加入华大。现在玮城是猛犸公益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在不懈地努力，让基因科技惠及更多人。
玮城是被华大的实力征服的。被华大征服的，又何止是玮城一人？！
我也是。当初决定放弃学术界一片大好前景，就是被汪建老师为华大构建的使命和愿景感召的。
华大的使命是——“基因科技造福人类”。汪建老师希望华大首先能够做到的就是要“消灭”几种病，哪几种呢？唐氏综合征、聋哑、宫颈癌、地中海贫血和结直肠癌中晚期。
我是邯郸人，在家属大院长大。
小时候，我家楼下住了一个哥哥，是我爸爸同事的儿子，高干子弟，长得很帅，他夫人也是个美人，俩人都是大学生，换到今天，就是偶像剧里才有的神仙眷侣。
这本来是个人人羡慕的家庭，却生了一个唐氏综合征的孩子，也就是第21对染色体上多了一条，这种病也叫被称为“21-三体”综合征。上过央视春晚的“舟舟”，得的也是这种病。
我妈妈说，可能因为她夫人的工作环境离X光太近，辐射造成的。在我们家属院里，还有2例，母亲也都是医生。但她们后来远离辐射，生了二胎，孩子都是健康的。
这位楼下的大嫂，为了照顾孩子辞掉了医院的好工作，为贴补家用还开过出租车。这位大哥因为家庭的压力，郁闷酗酒，喝醉了在床上抽烟，点燃了床垫，把自己活活烧死在家里。
这就是一个发生在城市里，一个高干家庭的悲剧，那农村的怎么办呢？是不是会过得更惨？
后来我才知道，唐氏儿的发生原因，至今还不完全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并不是遗传性疾病，患儿的父母都是正常的，是在怀孕过程中基因突变造成的，可能是因为辐射，也可能是其他原因。
2011年，我惊讶地从汪建老师那里得知，华大当时已经在研发唐氏儿的无创早筛技术了，只要抽取孕妇胳膊上的5毫升血，就能在怀孕12周时检测出来，胎儿是否患有唐氏综合征，而且准确率大大高于传统唐筛技术。
从研发到如今10年了，已经有1000万孕妇享受到了这项技术，避免了4万多个唐宝宝的发生，造福了十几万家庭。
三年多前，我回过一次邯郸。当年貌美如花的大嫂，如今已是苍老不堪，一身的病，她唯一担心的就是，如果自己走在孩子前面，孩子日后怎么办。
当我告诉她，这个病我们今天可以用几百元就能检测出来。
她说：要是当年有这技术，多好啊！
咱们可以算一笔账。
唐氏综合征的发生率为1/600~1/800，按照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每年出生的唐氏综合征患儿为2万多例，除了给家庭造成长期沉重的精神负担，每年政府为此付出的救济补贴约为82亿元。
如果按照之前1500万新出生儿，把82亿投入到检测费用，只需给每位孕妇花550块钱，就可基本避免这种病的发生。
与其事后补救，不如未雨绸缪。
我们除了希望早日天下无“唐”、天下无“聋”，还在为“消灭”地中海贫血、宫颈癌、结直肠癌中晚期而奋斗。
再讲一个华大员工的故事，我们暂且叫他“大鹏”吧。
大鹏从华大跳槽去了一家深圳大厂，一年后体检时，发现自己结直肠癌晚期。
他是一个全栈工程师，申请回来，当时我正好在牵头负责“员工健康计划”，破格批准他回到了华大。
他加入了这个项目，一边自救，一边预防同样的悲剧发生在其他员工身上。
很快，大鹏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突变基因，吃了一年针对这个基因的靶向药，病情有所改善。但不幸的是，癌细胞产生了耐药性，新的基因突变无药可治，大鹏病危。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ICU病房，他全身插满管子，已经深度昏迷。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进ICU病房。
我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死神的客厅，那种味道，应该就是死亡的味道。个别还有意识的病人，看着我的那种求救的眼神，那种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表情，让我终身难忘。
第二天，大鹏走了。他才30岁。如果是结直肠癌早期，生存和治愈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可惜他的病发现得太晚了。
从ICU出来的第三天，也许是那里的病毒太过猛烈，我两次晕倒在车库和电梯里，失去了意识，但我无论如何都忘不了大鹏妻子在ICU门口对我说的话：
“大鹏这一年，非常开心。他非常感激最后这一年能在华大度过，不仅多活了一年，也多陪了家人和孩子一年。他每天都非常勤奋地工作，感觉自己有力量、有希望，救自己，帮别人，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可以说，除了外伤，所有疾病都与基因有关。这些疾病，未来都可以通过“火眼”实验室检测。只有精准检测，才能精准预防，才能精准治疗。
最后，我想给你看一把尺子。
2012年，我在瑞典诺贝尔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里，买了这把折叠尺。
它长2米，叫——“发明之尺”（The Inventions Rule）。从1801年到2000年，每厘米是一年，一面刻着当年的重大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另一面刻着当年的重大社会、文化事件，每一面各200个。
我一厘米一厘米仔细看过去，
1803年，第一台蒸汽轨道机车在英国诞生；
1954年，双螺旋由英美科学家共同发现；
1969年，美国阿波罗号登陆月球；
.......
前面199个，没一个和中国有关系。直到最后一格——2000年，写着“人类基因组计划几乎完成”。
正是因为华大，中国才加入这一计划，与美英德法日共六国科学家一起完成上世纪的这一伟大科学创举。
如果不是华大参与1%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这把尺子上刻的科技进步，就会跟中国毫无关系。
我有时想啊，如果不是因为华大，在这尺子上的200年里，中国在对世界的科学技术贡献上，就交了白卷。
2000年，既是一个世纪的结束，也是新世纪的开始。诺贝尔博物馆选这一事件作为尺子的结束，意味深长。既是反思过去，也是预示未来。
我们期待，中国人可以在下一把尺子上，留下很多很多造福人类和值得骄傲的贡献。
今天是新年第一天，我们迎来了21世纪的第7672次日出。每一天，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都是一个新的机会，留给奋斗者去开创。
我相信，华大有机会，推动中国带领世界，“消灭”几种病，像过去欧美国家“消灭”天花、小儿麻痹症一样。
华大有一个梦想：
有一天，让天下孩子远离聋哑，都能听到朗朗之声，
有一天，让地中海贫血的孩子，重拾健康和欢笑。
有一天，让所有的女性，远离宫颈癌。
有一天，让结直肠癌中晚期，不再发生。
我们想守护每一个人的健康，让人类从“共同富裕”走向“共同健康”。
马徐骏·策划人手记：
我很早就知道华大基因，以前在央视跟创始人汪建老师一起做过节目，我当年差点就加入了华大，但当时我觉得我的专业对华大没用。
今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辅导了一次朱岩梅老师的演讲，那次不是我的主场，虽然朱老师的表现已经是全场最佳，但我对结果不满意，所以邀请朱老师来我们的开年演讲分享一次。
朱老师对我说，上次是她自己的私事，而且工作太忙，不能投入太多时间，这次是讲华大基因的事，我们都是汪建老师的“传教士”，会投入最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做好这次开年演讲。
朱老师是个一诺千金的人。
8年前她为了控制体重、保持健康，承诺改用自己不擅长的左手吃饭，好让自己慢一点，少吃一点，从那天开始，朱老师就再也没有一次用过右手。
所以，朱老师做出的承诺，我知道她一定会做到。
这次讲的是火眼实验室和华大基因的故事，我都不知道现场到底讲哭了多少人，最后有人在后台给我们提意见，能不能下次准备点纸巾。
其实朱老师根本没用什么煽情的演讲技巧，我们也根本不强调什么技巧不技巧的，我觉得那玩意没用，就是真实的故事最动人，朱老师用最质朴的语言，最真诚的状态讲述出来，已经极其震撼了。
我也圆了自己曾经的一个心愿，为华大，为汪建老爷子做点事，未来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做更多，我也愿意做华大的“传教士”，因为这是关于我们每个人的健康和未来，最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