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期 | 朱耷笔下的“白眼”真相
作 者：吴 斌
纳尔逊·艾特金斯美术馆藏有两幅八大山人《八哥图》，无书款，其尺寸和风格一致，应为对幅，或为失群多屏。这曾是德国孔德女士的藏品，70年代转为馆藏。（见尾图）
一幅画两只八哥立于树枝上，钤“八大山人”白文长方形印、“涉事”白文长方形印、“八大山人”朱文有框屐形印、“宋荦之印”、“牧仲”印；
另幅画两只八哥立于怪石上，钤“涉事”白文长方形印、“八大山人”朱文有框屐形印、“太子少师”、“臣荦”印。
八哥是八大山人的常见题材，传世不下二三十件，几乎都创作于康熙29年之后，当时的朱耷65岁，居住在南昌城的西埠门。
从藏印可知，两图是宋荦（1634～1713）旧藏。据宋荦自撰的《漫堂年谱》，康熙27年（1688）六月至康熙31年（1692）六月，宋荦任江西巡抚，署衙南昌。期间，宋荦遍访名士，不乏遗民，其中就包括朱耷。同时，宋荦的幕僚邵长蘅是朱耷好友，宋荦两个儿子宋至和宋致也都和朱耷关系密切，宋至曾向朱耷索斗方，事见《致鹿村书札》（大都会博物馆藏）；宋致是《传綮写生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收藏者，并且此册经宋家进入内府。
从风格看，两幅《八哥图》创作于康熙30年前后，正是宋荦在南昌时。《八哥图》上有一方“太子少师”印，深入考察这方印章，我们可以体会到宋荦和朱耷的真实关系。
据汤右曾所撰的《光禄大夫太子少师吏部尚书宋公荦墓志铭》记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宋荦八十岁，时逢康熙六十大寿，宋荦驰京庆贺，康熙因宋荦为先帝旧臣，赐宴累赏，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师。同年九月，宋荦卒于家。由此可见，“太子少师”的封号只存在于宋荦生命的最后半年中，此时距卸任南昌已有二十年，朱耷也已去世。
八大山人笔下的白眼鱼鸟，是中国美术史上最经典的形象之一。上世纪，艺术史家们达成共识：朱耷是前明宗室，用“白眼向天”来表达对世俗的不满和对清廷的愤懑。
但是，康熙中后期已入盛世，明朝灭亡也有半个世纪，朝廷对遗民采取了宽松的政策。从此期作品来看，朱耷会用隐喻来怀念故国，但是没有表现出和清廷的鲜明对立，更无资料显示，朱耷参与了反清活动。
宋荦是清初的顶级藏家，眼界很高，他把朱耷赠作保存二十年，去世前半年，盖上藏印，说明二人的关系平和且真诚。如果说，朱耷借白眼鸟讥讽这位封疆大吏，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看，当时人也不会认为朱耷笔下的“白眼”有特殊含义。“白眼”只是一种造型，当以正常形象视之，未必可以过度诠释。
朱耷为宋荦创作的最著名作品，还不是这两幅八哥，而是藏于刘海粟美术馆的《孔雀图》。
图上的两只孔雀也是白眼，根据画款，《孔雀图》创作于康熙29年春。画上有一首题诗：
孔雀名花雨竹屏，
竹梢强半墨生成。
如何了得论三耳，
恰是逢春作二更。
1958年，谢稚柳在《朱耷》一书中认为：八大山人借孔雀喻指官员的顶戴花翎，“三耳”典出“臧三耳”，喻指官员俯首帖耳的奴性，“坐二更”指官员们二更起床迎驾的丑相，所以《孔雀图》是八大对权贵的讥讽之作。
1975年，台湾李叶霜撰《八大山人<孔雀图>秘辛》，根据宋荦《西陂类稿》，考证出宋荦在南昌时养有两只孔雀雏并家有竹屏，并得出朱耷是借《孔雀图》讥讽宋荦的结论。另有学者认为，“三耳”也可能是代指宋代张君房在《脞说》中讲到的“三耳秀才”，喻人之聪颖。
如果两幅《八哥图》没有对宋荦的讥讽之意，朱耷当然也不会在《孔雀图》中表现出对立的情绪，愤世嫉俗的不平心态就更谈不上了。《孔雀图》的题诗，只能是表达正面的赞赏，宋荦富有学养，称得上“如何了得”的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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