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鹊华秋色》一书中，李铸晋先生分析了良琦题跋，又从李日华《六研斋三笔》等古代著录中辑录了八条佚跋，书写者依次是袁华、张大本、偶武孟、戒得人、东竺山人、昆丘遗老、石城居士和李日华。

《李训墓志》说，李训“权殡于洛阳感德乡之原”。何谓权殡，不能及时归葬祖茔的死者，在短时间内浅埋安厝，以待将来正式迁棺。这本是权宜之计，在唐代，没有所谓的“三月或一月之期”，几天内下葬，符合当时习俗。

北宋定都汴京，主要看中了它是漕运枢纽。当时，运力最强的是通往江南的汴河，据北宋张方平《论汴河利害事》所云，它运来的是“一色粳米，相兼小麦”，都是一等的粮食，年运量能达六七百万石，被称为“建国之本”。

整体上，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根据康里巎巎《与彦中郎中札》和（传）方回《得教帖》文字内容的共性，推出《得教帖》的作者是巎巎之兄回回。再根据《得教帖》中“闰三月”的时间信息，锁定二札的创作时间。

周伯琦在巎巎《谪龙说》后题跋道：“康里公标望绝人，简交际，重然诺，虽不倦与人作书，然非其人，终身不得也。”周伯琦尝从巎巎游，知其秉性，只有同道，才能得其书法。现在看，叶大中、任仁发、王磐，全是如此。

据苏轼宦历，这首晁诗当写于元祐七年（1092）的花季。恩师成为上司，让晁补之喜不自胜，这位“青袍门人老州佐”，以得到东坡的“神许”为荣幸。《齐州谢到任表》所说的“再陪英俊之游”，指的正是这回事。

前文已证，《奉使帖》写于淳熙九年（1182）秋。按照气令，晚稻收于十月中上旬。据帖意，朱熹写信时，晚稻未收，再结合朱熹返闽的日期，那么，《奉使帖》的精确写作时间，当是淳熙九年（1182）的九月下旬。

值得注意的是，在《群玉帖》中，陆秀夫称郭景星为“义山尊兄长”。现代人称兄，对年龄要求不甚严格。而古人讲究长幼，在熟人之间，“尊兄长”是指年长者。我们不妨检验一个环节：郭景星和陆秀夫，谁长？谁幼？

围绕着治河方针，朝臣们分为两派，北流派和东流派，他们各阐利弊，形成了旷日持久的争论。都水监，正是在“商胡北流”十年后成立的水利部门。之后若干年，黄河状况百出，都水监也不断地迎来各种短暂的成功与失败。

（杜甫《兵车行》）中的“行人”是同一意思。此时的辛弃疾带兵剿寇，是出征人，“行人泪”，是辛弃疾之泪，辛弃疾在词中流泪，此处非独见，另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关于陈洪绶的姑母陈氏所嫁的骆氏，我先做了猜想，因为陈洪绶的祖父和名宦骆问礼有交情，所以，请陈洪绶作画的这位表弟骆绍，很可能就是骆问礼的后人。那么，核查这一支骆氏的家谱，应该会有收获。

并且，黄鹤楼和烟波亭位于鄂州城西南隅，距襄阳几百里，若想“庭前群吏散、佳处得屡访”、“眷焉在斯亭，旦旦至其上”，只能是身在鄂州。所谓的“盛年曾登临”应是指吴琚当年来去襄阳时，路过黄鹤楼。

有了何绍基早期作品作为背景，《何绍基书法精品集》中选入的一些中期代表作，就显得渊源有自，大家可以体会其中变化。同时，选入的少数几件晚年作品，也可以与早期、中期作品的风貌，可以直接比较。

杨维桢《东维子集》卷24有《南容教授杜公碣铭》，可以一窥杜英发的生平。杜英发（1269-1350），字俊卿，早年游大都，授建宁学正、南容教授，后辞官归隐于吴淞西霞浦的杜村。杨维桢说：

元武宗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登基后，表现出尊儒的态度，他加封孔子，亲享太庙，扶持汉族儒臣。武宗对程钜夫有好感，用程钜夫孙子程世京的话说，是“素熟公名”，程钜夫因此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与荣光。段从周说

1903年夏，大收藏家裴景福，到广州番禺的“翠林园”避暑。一位书画商，带来一卷苏轼书《归去来辞》。裴景福细读了东坡题字，发现只是前半卷，“复坚索之”，对方终于带来了后半卷，赫然是《赤壁二赋》。

王闲仲、王子彦父子，先前少为人知。因为他们都是举人，功名不高，明时不曾入仕，既没留下诗文集，也不喜欢在藏品上盖印。辛运的是，近年由于王鉴研究的推进，借助于乡邦文献和族谱，他们的生平逐渐浮出水面。

仁宗一朝，政局长期稳定，故而仁宗的政治思维，也应长期稳定。如果我们把仁宗的这种政治思维放在更长的时间段内去观察，就可以重新审视他在位时，更多高层人事变动的深层次原因。这将会是一个有意义的扩展课题。

在汉中短暂休整，战神韩信，实施了一场惊天奇谋，是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轻骑突进，往西千里迂回，沿偏僻的陈仓道，入散关，迅速击溃“三秦”的军队，重新掌控关中，铸就了刘邦统一天下的战略基础。

《中国西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第3册之《故云麾将军行右龙武军将军上柱国清源县开国男王府君（守节）墓志文（并序）》：“今夫人会稽郡君朱氏暨京兆府围谷府别将元俊”。这里的“京兆府围谷府”是关键词。

皇位更迭，朝局动荡，新皇夺权的风头正盛，“后党”成员王果“见责”，被夺了军权，赶出京师。此时的王果，境况非常艰难。我猜测，“棺铭预言”的故事，很可能是王果在赴川途中，作为自保的一种手段，刻意编造的。

这是一种鉴定中的有趣现象，在此，首次特别提出，可以称之为“错位无法复原现象”。在人体中，如果拿掉一块骨头，不能找到其原有的位置，那么，放在身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对。在鉴定中也是一样的道理。

支持我们这项研究的，还有李跃林提出的一个简单判断：“唐代名家书法与写经，是天地之差”。这是重要判断。如果看不出《曹娥碑》墨迹本是大名家手笔，那么，几万卷唐人写经，完全可以把这项研究淹没在汪洋大海里。

与《李靖碑》的图像比较，几乎已经动摇《昭仁寺碑》的结论，只是在整体风貌上，《昭仁寺碑》更加古朴、结体扁阔，另外在“之、为、神”这几个容易混淆字迹上，《昭仁寺碑》似乎更加接近《曹娥碑》墨迹本。

与《黄庭》、《乐毅》等拓本相比较，《曹娥碑》墨迹，还体现了极为丰富的变化。《曹娥碑》墨迹的结体、用笔，均无定式，整体来看，灵活自如、天花乱坠，这是真迹且水平很高的表现，拓本与摹本都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彦修碑完全可能已非完璧，北宋刻了不止一块，碑林仅存的，是组碑之一，或者说，彦修碑是北宋李丕绪私家刻帖的唯一遗存。《寄边衣诗》首部缺失的17字，在上一块碑碑阴的尾部，但是上一块碑，已经佚了。

在章法布局上，《古诗四帖》前面的若干行，写的比较窄，行距较小，字多取横势，以横势写草书，并不多见。到了中后部，行间渐渐疏阔，字形变大，字势也更加灵活。这种现象，在彦修草书碑中同样可以见到。

《曹娥碑》墨迹，是传世最重要的晋人书，与宋拓比较，墨迹用笔透入绢素，神彩飞扬！学小楷应以此为范本，写经体不足论也。米芾说绢千年而神退，曹娥墨迹至今绢虽残破而笔画神彩犹存，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研究古书画的人，一开始，肯定是东怀疑西怀疑，但熟悉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开始认真思考传世古书画中夹杂的珍宝，以上几位都是卓有见识的大家，他们的感受值得重视。

昨天看到消息，说辽宁博物馆即将全面开馆，这是古书画界的大好事。清宫外流书画，最初散失于东北，辽博得地利之便，汇集了大量清宫旧藏，其质量之高，在世界范围内，屈指可数。

国内博物馆，有登记号的王鏊书作仅八件，且这些作品有的甚至从未进行过公开。依据目前所见王鏊存世书作，可知他的书法以行草见长，拥有浓厚的时代风格，取法晋唐，用笔清劲峭拔，极具个人特色，是典型的文人书法。

太乙救苦天尊虽然救度三界，但其中最被人强调的，是他阴间度亡的神通。基本上所有的道教度亡科仪，都和他有关，“九幽灯仪”便是其中之一。《黄庭经神像图》右下部所绘的场景，正是道士和官员施行九幽灯仪的法事。

我当然知道这种局面，那时还是年轻，有点兴奋，加上《宋画全集·欧美卷》当时已经出版，班宗华教授、林树中教授欣然为《重现》作序，自己看看书稿，当时也觉得有点把握，所以下了一点决心，推出了《重现》。

董其昌（1555-1635）与米芾（1051-1107）的缘分，主要体现在《天马赋》上。米芾曾多次书写自撰的《天马赋》，到了明代晚期，还可见到数本真迹，但是今天一本也不传了。

《舞鹤赋》书于丙午年(1606)六月八日，《洛神赋》书于六年后，前后相差数年，而使用的纸张，是完全一样的。2012年出版的《法迹——观远山庄珍藏法书选》中，第154页李慧闻(Celia

“非御前画师”两大模式供职宫廷，为远绍唐代，汰换北宋，孕育元、明、清宫廷绘画机构运作机制的摇篮推动者。此一运作模式，在宋亡后不断转型，由御前画师蜕变为后世对南宋实体画院制度的想象。

初一早上，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朋友圈也热烈赞叹，使我看到了较为详细的图像信息和专业释读。同时我也意识到，先前学者的研究，可能出现了起始错误。我心中惴惴，核查了下原始文献，匆匆写成此文，请大家指正。

在撰写书籍期间，又从图像分析角度，发现研究的新途径，使得此画身份更加明朗，也使得此书不仅将《著色山水图》的面貌解释清晰，也由于在一般性研究中有所发现，使这项研究，具备了更广泛的学术意义。

陆蓓容说：“其藏品几乎不见于现存的其他任何著录与目录，展现出‘地方’和‘下层’层面上的书画收藏。”这场关于鲁燮光的报告，讨论很激烈。白谦慎说：“以常识推断，类似鲁燮光这样的小收藏家很多。”

可是，何晏在“亦觉神明开朗”这句话之前，还说了一句“非唯治病”。到这里，历史就变得扑朔迷离了。现在就要问，五石散，究竟是干嘛的？它的使用，本质上是为“致爽”，还是为了治病？若为了治病，所治又是何病？

比起文征明，王宠小了二十五岁，在吴门的地位低得多，但题诗竟在文征明之右，且非“奉次”，诗意也有出入。论书法，王宠这首最差，和真迹形态存在明显区别。所以，有理由怀疑，这是好事者添加的一则伪书。

2016年初，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了《妙合神离——董其昌书画特展》，这是自1992年奈尔逊博物馆举办董其昌大型研讨会以来，最大的董其昌专题展览，举展方介绍，此展准备了两年多，也是尽心尽力。

在日本投降前，野崎诚近以他特有的精明，卖空在中国的所有房产、家具、古董，携带现金返回国内。用张同礼的话说：“日本投降后，他一无损失，这种情况在日本人中并不多见。由此可知，他在日本军方有多大潜力了。”

肖文认为，唐肃诗“燕公山水雍公题，文采丹青谁与齐”中提到的“雍公”是指虞集的五世祖虞允文，虞允文封雍国公，是南宋抗金名相。肖文认为，如此重要人物，只有唐肃一人诗题赞之，连虞集都只字不提，所以可疑。

至此已经明了，庾信时代的洛阳之北，确有一条叫“丹水”的重要河流，“北阙临丹水”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反而是“玄水”，显示出刻本的错讹，这与五行常识无关，不可视之为北宋避讳，更不可作为断代的依据。

事实上，“十二女之义”是古制，西汉《列女传》卷二《贤明传•宋鲍女宗》云：“夫礼，天子十二，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东汉郑玄注《礼记•檀弓》引《春秋说》云：“天子娶十二人，夏制”

这两首诗都表明，赵雍曾被皇帝（元顺帝）赐予骑桃花御马的恩宠，这对赵雍来说，是最可标榜的荣光。赵雍把桃花马植入画中，无疑是对这种荣光的纪念。这样看，马上人物，就是赵雍的自画像了。

对于这件山水，风格上看，确实没有理由否定任询的题跋，但如果观察其他细节，就会发现两个至关重要的特征，一个是《山水图卷》中的人物，具有和《雪山归猎》一样的特征，同是“毡笠、窄袖、宽腰、小脚口”。

十六世纪以来，王学风行天下，但凡圣平等、君民皆人的思潮只为民本思想提供了成长的大环境，真正使明末知识分子重新考虑孟子“民贵君轻”的政治理想，并在易代之际投身异族统治的是李贽。陈洪绶“民情即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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