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5期 |《曹娥碑》中谶言的可信度

作 者：吴 斌

前段时间，武英书画大推《曹娥碑》墨迹本，我反复观看了这件名作的清晰图，万千的气象，洞心骇目。

我震撼了两天，回过神来，仔细考虑了《曹娥碑》真相的各种可能性。

首先，我们要确立一个研究的基点，即：《曹娥碑》墨迹本具有超一流的水准，达到这种高度的书法家，历史上屈指可数。赵子昂（还有虞集）说它是“正书第一”，以赵子昂的书法段位，给予这种不留余地的评价，我们应当正视。

▲《曹娥碑》墨迹本后赵子昂题跋

从个人来讲，我不太相信《曹娥碑》墨迹本是王羲之真迹。我写过一篇《王羲之与麻风病（上）》（←点击可查看），基本观点是：王羲之患麻风，影响肢体功能和视力，尤其晚年，深受折磨。而这件小楷，需要眼明手畅，不符合王羲之去世前三年（升平二年）的身体状况。

研究《曹娥碑》的正确道路，是根据其书法特点，对照王羲之以后的可靠名家书迹，寻找最大程度上的契合。

《曹娥碑》的形态特殊。首先是字形，它微参隶意，基本上呈方形，结体宽博，不注重收紧中宫；其次是笔画，它的波折独特，非常微妙，经常能看到中部细、两端重的情况，在一些长横上表现尤为明显。

以上两点，使我想起了褚遂良。

《曹娥碑》的字形，和《孟法师碑》类似，但是《孟法师碑》笔画厚重平直，缺乏轻灵，和《曹娥碑》有区别。

▲褚遂良《孟法师碑》与《曹娥碑》字形之比较

《曹娥碑》的笔画，和《雁塔圣教序》有共通。《雁塔圣教序》行笔姿媚，也是充满了这种奇异的波折，一笔三折，收笔略重。

▲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与《曹娥碑》笔画之比较

也就是说，《曹娥碑》字形和笔画的特点，是可以集合在褚遂良书法上的。我当时认为，《曹娥碑》是褚书一路，也许是褚遂良真迹。

随后，我又通读了《曹娥碑》的文辞，意识到：也许存在一个隐蔽的、被前人忽视的断代节点。我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在《曹娥碑》不可移易的部分中，可以体现书写者时代信息的，只有最后的那一小段补记，这是一个突破口。抄录如下：

汉议郎蔡雍闻之来观，夜暗手摸其文而读之。雍题文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又云：三百年后碑冢当堕江中，当堕不堕逢王叵。

▲《曹娥碑》末段题记

关键的信息，在题记的最后一句：“三百年后碑冢当堕江中，当堕不堕逢王叵。”

这句话的典故，在近代，被辑录于鲁迅名著《古小说钩沉》中，原文如下：

将军王果，昔为益州太守，路经三峡，船中望见江岸石壁千丈，有物悬之在半崖，似棺椁，令人缘崖就视，乃一棺也。发之（二字依御览引补），骸骨存焉。有石志云（《御览》引作“铭曰”）：三百年后水漂我，欲及长江垂欲堕，欲堕不堕遇王果。果视铭怆然云：数百年前知我名，如何舍去？因留为营敛葬埋，设祭而去。（李瀚《蒙求》注中引《神怪志》，《御览》五百五十九同。）

“叵”字音近“果”字。《曹娥碑》的末句，扣合的也许正是王果故实。

启功写过一篇叫《“绝妙好辞”辩》的长文，文中虽没有对《曹娥碑》的断代和作者问题发表意见，但是，他通释了所有的典故，其中就包括“王果棺铭”的这一则。启功说“王果棺铭”是民间传说，“不足为奇”。

▲ 启功《“绝妙好辞”辩》之“王果棺铭”的部分

可是，启功没有想到，这位王果，是一位真实的唐代人物，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还原他的生平。

除了鲁迅和启功援引的古籍之外，我们先看看《太平广记》是如何记载这段故实的：

唐左卫将军王果被责，出为雅州刺史。于江中泊船，仰见岩腹中有一棺，临空半出。乃缘崖而观之，得铭曰："欲堕不堕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喟然叹曰："吾今葬此人，被责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太平广记》补充说，王果是唐代左卫将军，所不同的是，变益州为雅州。益州或雅州，倒也无需深究，唐代的益州包括成都及附近地区，雅州是现在的雅安一带，在成都西南不远处。王果入川经过三峡，三峡有悬棺，是著名的景物，这都符合地理实情。

除此之外，王果的主要史料还有三条：

• 《资治通鉴》卷203：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壬午，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往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与府司相知镇守。

•  《旧唐书》卷56《王雄诞传》：（子果）垂拱初官至广州都督、安西大都护。

• 《唐王雄诞夫人魏氏墓志铭》：王果是初唐名将王雄诞独子，王雄诞被叛将杀害后，受到李世民的追封，寡妻魏氏独自抚养两岁幼子成人。垂拱二年（686），90岁的魏氏去世，翌年归葬，当时，王果的职衔是“左威卫大将军、安西大都护、上柱国袭封宜春郡开国公”。

▲《唐王雄诞夫人魏氏墓志铭》

刊载于《洛阳唐代王雄诞夫人魏氏墓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2018年第3期

综合以上记载可知，王果在弘道元年十二月“被责”，外调四川，在进川路上，发生了“棺铭”的异事。

如果《曹娥碑》上 “三百年后碑冢当堕江中，当堕不堕逢王叵”这一句，真是以王果为原型的话，那么，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可视为《曹娥碑》的创作上限。

《曹娥碑》墨迹本上最早的唐人题记，写于大历二年（767），稍晚是大历三年的一行怀素草书。这行草书用笔细劲，婉转流畅，变化多，结体也好，如果拆解一下宋拓《绛帖》中的怀素《藏真久在帖》与《颠书帖》，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暗合的笔势，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行怀素墨迹是假的。这是除《苦笋帖》之外，天下唯一的怀素真迹。

▲ 怀素草书之比较

右图选自宋拓《绛帖》卷九，故宫博物院藏

所以，《曹娥碑》时间范围，大约可以锁定为683到767年，跨度约80年。这期间，绕不开的褚书名家，便是薛稷（649-713）。

薛稷是初唐四家中最晚的一位。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薛稷外祖魏文贞公（魏征），富有书画，多虞、褚手写表疏，稷锐意模学，穷年忘倦。”薛稷的师承，是虞世南和褚遂良，后人也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的评价。存世的《信行禅师碑》（706年），完全是褚遂良的体貌，我摘取了一些单字，和《曹娥碑》对比，可以看出明显的共性。

▲《曹娥碑》与薛稷《信行禅师碑》选字比较

我把《曹娥碑》或出自褚、薛的看法，告诉了刘九洲。随后，我们在初唐名碑中，扩大了搜索的范围。刘九洲发现，传为虞世南书写的《昭仁寺碑》（630年），在字体上和《曹娥碑》更像，我也赞同他的看法。

▲《曹娥碑》与《昭仁寺碑》选字比较

我们还找到了初唐二线书家王知敬书写的《李靖碑》（658年），这是胎息虞、褚的作品，它和《曹娥碑》的单字，也有极大的吻合。王知敬比薛稷年纪大，活到了武则天称帝的时代，和薛稷存在时间上的交集。

▲《曹娥碑》与王知敬《李靖碑》选字比较

通过以上的图像对比，可以看出，《曹娥碑》的字体，具有隋、初唐的时代特征。虽然这段时间的名家碑刻不多，不太容易勾勒出个人的书风轨迹和波动区间，但是从《昭仁寺碑》一路下来，再从《李靖碑》到《信行禅师碑》，表现出明显的联系与融合。

把《曹娥碑》归为初唐，是基于直接材料的直接判断。虞世南（558-638）至薛稷（649-713），时间跨度不过五十年，此期间的顶级书家寥寥，因此，《曹娥碑》真相的可能性，已然不多。

补 记

核查王果史料时，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棺铭预言”的异事，真的无稽吗？

灵异传说，自古难讲，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事情，时有发生。我虽然不敢百分之百地说，王果一定是王叵的原型，王叵一定是王果的转音，但《太平广记》的记载，显然和信史中的王果经历，有极大的契合。

我认为，王果的"棺铭预言"，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是有可能“产生”的。

如果我们把王果史料和时政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王果的沉浮，和武则天权势的起伏相一致。

高宗李治在位时，武后垂帘听政，实操权柄，史称“二圣临朝”。《资治通鉴》说“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此时的王果，任“左威卫将军”，统领一支禁军。武后强势集权，禁军首领自然是亲信。

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高宗李治驾崩，七日后的甲子，中宗李显登基。这位新皇，暴露出热血的气性，即位18天，就急不可待地驱逐王果等四位禁军首领，还要擢升皇后韦氏的父亲，希望借助韦氏家族势力，与武后抗衡。

皇位更迭，朝局动荡，新皇夺权的风头正盛，“后党”成员王果“见责”，被夺了军权，赶出京师。此时的王果，境况非常艰难。我猜测，“棺铭预言”的故事，很可能是王果在赴川途中，作为自保的一种手段，刻意编造的。

故事情节离奇一点，有利于传播，朝中人听故事的同时，实际上也听到了王果最想表达的心声：“吾今葬此人，被责雅州，固其命也。”意思是说，棺铭使我明白，被贬四川，是上天的定数，我王果不敢不遵从天命，皇上您，请放心吧。

 “棺铭预言”的事，真的迅速传播开来，不但被记入多种古籍里，还被后人当做墓碑上的谶言。譬如辽代统和20年（1002）的《李璲父墓志》上，就写道：“王果叹伤于峭屻古贤”。

▲ 辽代《李璲父墓志》

刊载于殷宪著《大同新出唐辽金元志石新解》

话表两头。李显幼稚的行为，终于触怒了强悍的武后，李显旋即被废，贬为庐陵王，韦氏一族，也是下场凄惨。随后，武则天改立另一个儿子李旦，这位傀儡，即为睿宗。睿宗垂拱初年，牢牢把持朝政的武则天，升王果为安西大都护，镇守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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