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1期 | 《曹娥碑》与王羲之、虞世南

编者按：

包含众多国宝的辽宁省博物馆古代书画展，今天结束。在三个月的展览期间，我们就“武英书画”率先提起的《曹娥碑》墨迹本的话题，进行了一次研究。

作 者：刘九洲  吴斌

三个月前，辽宁省博物馆新馆开放，“武英书画”率先翻出了一桩旧案，以《恍若右军曹娥碑》（←点击可查看）一文指出，辽宁省博物馆藏、正在该馆新馆展出的《曹娥碑》墨迹本，并非20世纪鉴定家认为的“南宋写本”（以徐邦达的意见为代表），而可能是另外一个史实：北宋以来，历代有人怀疑这是王羲之真迹（或晋人书），主要有北宋黄伯思、南宋赵构、近代杨仁恺、中田勇次郎、康生、黄君实。这是一个真实的专家群体，他们不会无法分辨南宋赵构的书法特点。

元代赵子昂、虞集都说，《曹娥碑》是“正书第一”。董其昌的老师韩世能认为：观《曹娥碑》之后，可以权衡天下法书。这些善书人的评价，是值得深思的。

继“武英书画”推送系列文章后，一个月内，有多个微信公众号，也热情关注了这件冷落多时的《曹娥碑》墨迹本。

在文中，我们当时认为，《曹娥碑》是王羲之真迹，还是六朝人书？还不好判断，因为缺乏各方面证据。

随后，吴斌进行了一次研究，对我提出：《曹娥碑》墨迹本是初唐法书，风格是褚遂良一路，上限是唐高宗末年，下限是唐代怀素题字的大历年间，在此范围内，可以考虑是薛稷书写的可能性。我被他吓了一跳，仔细思考一番，认为很有道理。因为《曹娥碑》的书法水准特别高，一般书家完全达不到，出自唐初大书法家，是完全可能的。

▲《曹娥碑》与薛稷《信行禅师碑》选字比较

吴斌“褚遂良、薛稷”一说，打开了研究的思路，因为以前如果说是王羲之，那就无法继续研究了，因为各种王羲之小楷拓本，笔法信息含混，无法辨识。既然可能是初唐，那么很显然，我们可以将所有初唐嫌疑人全部找出来，一个一个分析，看看是谁。

我将《信行禅师碑》《孟法师碑》《伊阙佛龛》《大唐三藏圣教序》《同州圣教序》，都找了出来，一个一个核对，感觉到薛稷、褚遂良的书法，有点“现代气息”，结体也比较自由灵活，结字与《曹娥碑》墨迹本有非常接近的地方，但是也风气上不够严肃、不够古朴。

在对比过程中，我主要采用了《曹娥碑》中，几个特征最为明显、且接近赵构的那几个字，也就是“之”“为”还有“神”字，作为筛选的首要特征。因为《曹娥碑》墨迹本既然被20世纪鉴定家一度混淆为南宋书法，那么这几个字的写法，显然最具迷惑性，必须在这几个字上找到共性，才能够获得新的“假说”。在排查各碑中，一旦某碑上相同的三个字，与《曹娥碑》墨迹本上这三个字不符合，我就排除掉。

在对比中，感到《曹娥碑》墨迹本，有些环节与褚遂良确实有联系，譬如说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中，那种罕见的、奇异的、折了三次的落笔方法，在《曹娥碑》墨迹本上就可以看到清晰的痕迹。

一轮对比之后，感觉虽然未必是褚遂良、薛稷，但是对《曹娥碑》的特点更加熟悉了，感觉《曹娥碑》墨迹本中，这种比较扁阔的字，应该比褚遂良、薛稷的楷书，略微早一点，但是也不会太早。

顺着这条思路，就突然想到了《昭仁寺碑》。因为《昭仁寺碑》没有书写人姓名，因此一直较为冷僻，但是此碑书法水平极高，宋代时，有人说这是虞世南真迹，也有人说不是。2006年，我在浙江大学编《宋画全集》时，斯浩对我提过这个拓本，我后来也买了一本。于是，翻出来对比，发现《昭仁寺碑》与《曹娥碑》有大量吻合的字迹。

 “之”“为”“神”“哉”“乾”“华”“苍”“义”“水”“载”“梁”“乱”等字，显然非常一致，可以视为出自一手。特别是一些异体字，如“雍”，避让法都是一样的。

▲《曹娥碑》与《昭仁寺碑》选字比较

北宋以来，围绕《曹娥碑》墨迹本的研究可真不少，以往的大名家，都在文献、题跋中找特点，没有想到可以拿《曹娥碑》墨迹本，与传世大量碑版进行图像比较。这是因为古人缺乏数据库思维，他们僵化地认为，只有直接证据才是可靠的，只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才是可信的，只有依靠落款才能认定真迹。古人完全没有想到，在足够的、可靠的图像数据库中，我们可以通过排查嫌疑人，找到真相（或者大幅度接近真相）。

如果发现了《曹娥碑》与《昭仁寺碑》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检验这个假说，倒是比较简单，将两件碑帖的类似文字，进行反复核对即可。

这个比较图，可以做出很多组。这样大量做比较图，是一种实证道路，不仅可以看清楚其间关系，而且，如果有人从学术上反驳这个看法，那么就需要拿出更多的、更有力的比较图来反驳。

我们花费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这是我们非常慎重的一次研究），去检验这个假说。

吴斌在检验环节，做了更多的工作。他发现，褚遂良、薛稷的写法，今天看起来有点“现代化”，但是，与他们同时的唐初二流书法家，很多人延续了《昭仁寺碑》的写法，这些人的字，比褚遂良、薛稷的字，更加接近《曹娥碑》。

这是一个惊人的史实，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书法史，认为褚遂良、薛稷是大书法家，但是在他们同时代，影响更大的是《昭仁寺碑》这一路的、略带古朴的写法。尤其是多件新发现的初唐墓志铭，多多少少接近《昭仁寺碑》，也就是接近《曹娥碑》墨迹本。

其中，最为接近的一本，是王知敬《李靖碑》，其中大量写法，与《曹娥碑》墨迹本吻合。

▲《曹娥碑》与王知敬《李靖碑》选字比较

与《李靖碑》的图像比较，几乎已经动摇《昭仁寺碑》的结论，只是在整体风貌上，《昭仁寺碑》更加古朴、结体扁阔，另外在“之、为、神”这几个容易混淆字迹上，《昭仁寺碑》似乎更加接近《曹娥碑》墨迹本。

综合以上比较，我们在古人怀疑的基础上，使用实际证据，将这个问题推进了一大步。依据以上比较，可以初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曹娥碑》墨迹本是唐初名家真迹；

第二，《曹娥碑》墨迹本在风貌、结体等方面，与《昭仁寺碑》最为契合；

第三，《曹娥碑》墨迹本，与多件唐初二线名家写法（包括一些新发现的墓志铭），结字上也颇为接近，其中，与王知敬《李靖碑》最为接近。只是他们的字迹，略显灵巧而已。

宋代以来，一直有种强烈的说法，就是《昭仁寺碑》是虞世南写的，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曹娥碑》墨迹本，就有极大的概率，是虞世南真迹。那么，有关《曹娥碑》墨迹本的学术讨论，就是一次巨大的艺术史发现，其价值仅次于王羲之真迹重现世间。

《曹娥碑》墨迹本的发现，让我们非常可能，看到了初唐四大名家之一，李世民的倾心无比的虞世南的真迹，幸何如之！这种价值，超越王羲之真迹的唐代摹本，可以与颜真卿《祭侄稿》等量齐观。

由于担心这个观点过于轻率，于是，我们进行了反复检验，看看是否如此（这是最近两个月，武英书画没有继续发表有关《曹娥碑》系列文章的原因）。

在此期间，我们又将《曹娥碑》与《龙藏寺》《孔子庙堂碑》分别比较。很显然，《曹娥碑》与《龙藏寺》，虽然二者字体古朴，结字也有点接近，但是很多书写的小习惯，并不一样。《龙藏寺》似乎是虞世南老师一辈的人写的。

虞世南的名作《孔子庙堂碑》，受到王羲之的严重影响，虽然书写时间与《昭仁寺》相差仅仅数年，但是结字的审美，已经变为瘦高、秀丽的写法，结体也开始取巧，与《昭仁寺》那种悠然自得的写法，完全不同。看起来，虞世南晚年也进行了变法，向王羲之猛烈靠拢了一下，书风有所改变。但是《孔子庙堂碑》中，依然有很多字与《曹娥碑》非常相似，如“哉”字，就特别明显。由于《孔子庙堂碑》广为人知，而《孔子庙堂碑》与《曹娥碑》审美上稍有差异，或许正因如此，多年来无人将《曹娥碑》与虞世南联系起来。

《曹娥碑》墨迹本中，还有“超梁迈宋”一句，以往忽视了，这四个字的存在，表明这件墨迹书写于六朝后期之后。

▲《曹娥碑》上有“越梁过宋”四字

另外，徐邦达还指出，《曹娥碑》的书写者变蔡邕的“邕”字为“雍”，可能是为避北周武帝宇文邕（560至578年在位）的名讳。 

▲《曹娥碑》的文字变“邕”字为“雍”

事实上，在唐代碑刻中，我们找到了很多“蔡雍”的例子，这都表明“蔡雍”两字的写法，也吻合于唐代。譬如《唐故常州长史韦君墓志铭》（发表于《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叁 》），写道：“蔡雍之逢王粲，成其惊坐之名”；譬如《唐故王君（深）墓志铭》（发表于《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原石藏山西省博物馆），写道：“学穷书圃，愈蔡雍之名”；更著名的有裴漼书《皇唐嵩岳少林寺碑》，写道：“钟繇蔡雍，致虚美于缃简” ，这是少林寺第一名碑，上刻唐皇御笔。

有了以上发现，那么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看待《曹娥碑》上的唐人题字，其中如怀素一行小草书，就未必是临摹本，而非常可能是真迹。

其他题字中的一些错漏（如徐邦达提出来的），可能就是题字人本身的错漏，未必是造假带来的错漏，我们日常写字，也会出现错漏。

《曹娥碑》本身，是伪造不来的，古人无法凭空写出一篇书法，一方面有些接近赵构，另一方面，却与《昭仁寺碑》体貌更加一致，同时还与多件唐初名手字迹也相似。只有真实的历史遗存，才会展现多方面特征，赝品无法创造这些特征。

因此，《曹娥碑》是一件可靠的唐初书法名家的真迹，非常可能就是虞世南真迹。

回头再看徐邦达的看法，他还是带了一点悲观主义的色彩，所以，虽然古今这么多专家，都说《曹娥碑》好，只有一个张丑在《真迹日录》中说出一点疑惑的话，徐邦达就反复引用，引为知音。其实是张丑错误地把赵构题跋《真草千字文》（上海博物馆藏）存在的特点，与赵构题跋《曹娥碑》的特点，混为一谈，没有看出《曹娥碑》远胜赵构本人书法这个关键要点。

当我们发现《曹娥碑》与《昭仁寺》、虞世南的直接联系之后，可以清晰地指出，赵构其实学习的是虞世南，并不是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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