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2期 | 唐代敦煌大字孤本“三宝”传奇

作 者：吴 斌

百十年前，敦煌藏经洞惨遭浩劫，海量经卷，珠散海内外。

敦煌写经出土了四万多件，总量既大，民间存量也不算少，但经卷尽是小字，偶见字迹稍大者，也不是写经，都是如下图的文书。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字迹稍大的文书

题图展示的“三宝”，是目前仅见的敦煌大字，并且，它还是世上唯一一件唐代大字真迹。

从唐代到清末，这一段经历咱就不讲了，“三宝”一直呆在洞里。咱就说说它出洞后遇到的人和事儿。

首先，“三宝”见到了道士王圆箓，王老道很招人儿，招来了法国的伯希和，伯希和这家伙，是公认的顶尖大师，他尽可能地掏出兜里的银子（貌似也不多），向王老道买取了几天的进洞资格。在一盏昏暗的小油灯下，他扒啊捡啊，捡啊扒啊，只为尽可能地挑选藏经洞的精华，就像吃枣馍，只吃枣，不要馍。

枣子都是有啥？第一，所有的非汉字文献；第二，最精美的佛教绢画；第三，写经中的罕见品种。藏经洞被这位恶损大师光顾后，现今的博物馆和藏家们，也就是吃干馍的命了，运气好，还能尝到一点枣子皮。

敦煌藏经洞中的伯希和

终于，藏经洞的伟大发现被政府知悉，于是，剩余的经卷被大车拉往北京，一路上，掉落和遗失太过正常。到了北京，也不消停，但凡有些势力者，总要弄些回家去。最终被收为国有的经卷，大致的样子也可以想见。

至于“三宝”为何会逃过伯希和的魔爪？躲过跌落大车命运后，在波谲云诡的抗战年代，如何被汉奸发现？又如何成为汉奸和日本特务“友谊”的见证，请接着往下看。

1869年，即同治八年，方若出生，即名著《校碑随笔》的作者，古钱币收藏大家。他长得是照片中的样子，不得不说，人是要看面相的。

方若

但他当时还不叫方若，叫方城，字楚卿。方家祖籍镇海，后迁移到定海，他爷爷是个不富裕的农民，有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土地。他爸爸时，家道更加不济，只好当了个游医，方城是老大，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就凭他老爹的那点收入，想顿顿吃干馍，恐是不可能。但方城读书很是争气，19岁就考中秀才，当了秀才社会地位高了一点，于是同乡沈某人把自家闺女许配给他，但沈闺女不久就病死了。

1893年，24岁的鳏夫方城带着亲友们凑的一点银两跑到天津谋生活，在北洋学堂寻了个文案的工作。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像早年“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一样，方城竟然喷发了一点爱国情怀，他和一名叫沈荩的长沙人，成为康梁的拥趸。

戊戌变法被咔嚓后，沈荩追随康有为逃亡日本，两年后潜回国内，跑到湖北参组“自立军”，意图反清，但不幸败露，只好潜逃天津，和老友方城共事在《国闻报》。

又三年，即1903年，不安分的沈荩在英文报纸上揭露《中俄密约》，激怒了慈禧，于是下旨通缉，本着除恶务尽的本心，也顺便捎带了方城。可怜的沈荩，果然被捕，刑部奏请斩立决，慈禧改为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此次特造一大木板”，活活打了二百余下，“血肉骨裂”、“骨已如粉”，但始终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乃绞毙。

沈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因新闻言论而被政府惨杀的记者，他的死，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慨。

和沈荩不同，方城嗅觉灵敏，外加腿长，竟然想起来跑到日本驻津领事馆避难。这个桥段，真是似曾相识。但方城命好，日本人收留了他，相中了他反政府的本性和识文断字的才能，扒掉他身上溅有沈荩烈士鲜血的长衫，委命他当了《天津日日新闻》报社的社长，这是臭名昭著的反华报纸。

日本人为了进一步控制方城，或者说方城为了进一步巴结日本人，娶了个叫“豹子”的日本婆娘。豹子她爹姓汤，是个汉奸前辈，豹子她娘是个纯日本婆娘，所以“豹子”又有个中国名字叫“汤小豹”。

娶“日本小豹子”，既是方城往深层堕落的开始，也是他发迹的起点，这就是所谓的“堕落与机遇并存”。方城拽住日本媳妇的裙带，先拿到天津日租界规划图，又得到领事馆的许可，取得了日租界周围地块的开发权。钱权勾结总是容易，不久，方城就搞到了大片廉价土地，建立起日租界的商圈，从此日进斗金，成为一方富豪。

方城得意之余，想起先前的困苦，取“苦字出头”之意，改名为“若”，同时又因为身体欠佳，药石不断，更字药雨。

经过和日本人若干年的苟且，方若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到后来，日本军政高官到天津，去方若府邸拜访竟成习惯，连杉山元大将、寺内寿一大将都不例外。伪满皇宫的“御用挂”，也就是控制溥仪行动、管理和处理关内外溥仪财产的宫内大臣吉冈安直少将，和方若也是投缘。

在游刃于日本人的同时，方若和北洋政府的大员们也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方若的闺女嫁给了丁士源的儿子，丁士源历任北洋工商部总长、伪满驻日大使、伪满中央银行总裁。方若的儿子，娶了张弧的闺女，张弧就更有财权了，两次任北洋财政总长，以穷奢极侈闻名。两个亲家，堪称方家财源的左右护法，方若想不幸福都不成。

方若还有一些汉奸同僚，如王揖唐、曹汝霖、陆宗舆等，就不提了。还有一些前清遗老的朋友，如郑孝胥、罗振玉、陈宝琛等，也不说了。

方若毕竟是聪明的文化人，有了钱就想起来搞收藏，他广收碑帖古泉，不吝千金，实是当时天津最大的文物买家。但这厮还真不是附庸风雅，确是有两把刷子，他写的《校碑随笔》堪称空前之作。后人王壮弘虽大幅扩充，但沿袭的还是《校碑随笔》的体例，潘景郑在《增补校碑随笔》的前序中讲：“清季定海方若，以毕生之力，穷酣石墨，创为《校碑随笔》一书…循是求以墨本之新旧，毫厘不爽。…近百年来，藏家恒奉以为圭皋。”

在古泉研究上，方若著有《言钱别录》、《言钱补录》、《方家长物》、《药雨古化杂咏》等，他收藏的名泉众多，与当时杭州张叔钏、重庆罗伯昭并称为“北方南张西蜀罗”。后来，方若不知脑子转了哪根筋，在不缺钱的情况下，把全部古泉卖给了陈仁涛，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方若卖了就后悔了，“无奈之下再事收罗，不数年复有规模且多异品”。这批珍泉，直接成就了陈仁涛的大家地位。解放前，陈仁涛把它们携往香港。

五十年代，在周总理的过问下，国家以80万港币收购陈氏所藏，现在是国家博物馆古钱币收藏的核心。80万港币在当时是天价，国家购买“三希”中的《伯远帖》和《中秋帖》才不过35万港币。

方若时代的京津，在高层圈子里，敦煌写经并不被视为了不得的东西，如说见多识广的方若见了唐代写经就两眼放光，恐怕不是那么回事。可忽然有一天，方若从一件写经的裱褙上发现了“三宝”大字，千年遗珍终被发现。现在已说不清方若当时是什么感觉，反正，他仔细揭下“三宝”，不吭不哈收起来。

“汉奸”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下面讲讲“特务”，特务是谁？野崎诚近。

早在1907年，野崎诚近就来到中国。在北洋政府时期，和段祺瑞的“安福系”打得火热，他以古玩商的身份作掩护，做着大特务的勾当。他是有名的中国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熟悉中国文化，精于古物鉴赏。前面提到的拜访方若的杉山元大将、寺内寿一大将，还有华东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大将、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少将等都和野崎关系密切。

到后来，野崎干脆撕下了古玩商的面纱，当起了大汉奸王揖唐和曹汝霖的秘书，当时的王揖唐是继王克敏之后伪华北政府的首脑，野崎说是秘书，本职却是替日本高层看住王揖唐这条狗。王揖唐遇到人事变动等重大事务，并无足够的决定权，都是被野崎一手操办。野崎曾出版《吉祥图案解题》，王揖唐在序言中写道：“挚友野崎诚近君与吾华士大夫游二十余年，知旧遍朝野”，野崎的社会影响可见一斑。

作为文化特务，野崎份内的另一重要工作，是替日本政府引诱意志薄弱的文人下水，他绊倒的最著名文人，是鲁迅不争气的弟弟周作人。

据日本学者山本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121—122页）一书的描述，周作人深知日本人不守信用（地球人都知道），所以对“下水”顾虑重重。在野崎诚近的直接授命下，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副局长松井真二（喜多诚一大将当时是联络部的最高长官）开展了引诱活动，最后的交涉，是在野崎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谈判过程不得而知，反正，小猫咪终于屈服于豺狼的淫威下。用山本英雄的话来说“（野崎）作为日本人的一种类型，仿佛是周作人最怕见到的活跃人物了。”

方若亲家张弧的儿子张同礼，在1979年写了《我所知道的方若》一文，里面详细介绍了野崎诚近和方若的关系。野崎和方若相识多年，是方若和日本人勾结的重要纽带。面对这么一个亲爱的特务，方若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

1938年，方若拿出珍藏多年的敦煌“三宝”，举以赠之。他题道：“唐人残字，在写经背间揭下者，存有年矣。野崎先生见而爱之，即以为赠，知珍重必将过于予也。此纸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戊寅夏，方若记”，下钤“药雨”小印。方若连写了两遍“得其所哉”，其情也真真，其情也切切。至此，唐代孤本大字“三宝”，竟沦为汉奸和特务“友谊”的见证。

“三宝”旁方若写给野崎诚近的题识

在日本投降前，野崎诚近以他特有的精明，卖空在中国的所有房产、家具、古董，携带现金返回国内。用张同礼的话说：“日本投降后，他一无损失，这种情况在日本人中并不多见。由此可知，他在日本军方有多大潜力了。”

往事已随风飘去，汉奸、特务归尘土。这俩货当了尘土，但是“三宝”还在，我们应做的，是要重新面对“三宝”，发掘它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意义，毕竟，伟大的唐朝，伟大的唐代大楷真迹，就剩下这硕果仅存的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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