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6期 | 吴琚比米芾的日子过得好呀！

编者按：本期尝试破解南宋吴琚的生年之谜，并以此为突破口，厘清吴琚在襄阳、鄂州和宁波为官的起止年份，进一步指明《烟波亭诗》和《禀报帖》等重要墨迹的创作时间、政治背景和人事关系。尤其是《禀报帖》，牵扯到吴琚的姑姑宪圣吴太后和表兄韩侂胄，他们是深刻影响吴琚的政治人物……

作 者：吴 斌

南宋的吴琚，学米芾书法肖似，是一位有研究意义的书法家。

吴琚是外戚，他是高宗吴皇后的侄子。吴皇后的两个兄弟吴益和吴盖，共有十四个儿子，吴琚最得宠。高宗的原配邢皇后被掳到北方，吴皇后抓住时机让吴琚娶了邢皇后的女儿。吴皇后有政治威望又长寿，历高、孝、光、宁四朝，在她的引导下，孝宗“笃眷公（琚），情均兄弟”。她是吴琚最强大的后台和倚仗。

▲  《高宗帝后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吴皇后晚年，在废光宗、立宁宗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她的外甥韩侂胄借此上位，成为一代权相。吴皇后去世后，吴琚活了不到十年。

吴琚的最主要史料，是《宋史》中的《吴琚传》，附在其父吴益的传略之后，录于下：

益子琚，习吏事。乾道九年，特授添差临安府通判，其后历尚书郎、部使者，换资至镇安军节度使，复以才选，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宁宗初，乃得祠，奉朝请。寻知鄂州。再知庆元府。位至少师，判建康府兼留守，卒。方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执丧，大臣请太后垂帘，册立宁宗。琚言于后曰：垂帘可暂不可久。后遂以翌日撤帘。琚尝使金，金人嘉其信义。琚死后，宋遣使至金议和，屡不合，金人言南使中惟吴琚言为可信。

简短的《吴琚传》，细节缺失很多。我们首先面临的，是吴琚生年之谜，得知其生年，将有助于系列问题的破解。近年虽有学者进行过大致猜测，但都比较宽泛。

1吴琚生于绍兴26年（1156）

关于吴琚的具体生年，还是可以找到线索的。

在南宋楼钥《攻媿集》卷42中，收录有两封“不允诏”，分别是《新知鄂州吴琚辞免不允诏》和 《吴琚再辞免不允不得再有陈请诏》，是朝廷对吴琚请辞湖北鄂州知州的回复。后者全文如下：

朕立贤无方，惟才是用，亦不必曰右贤而左戚也。尔尝主漕计，总军饷，出帅襄阳，皆有治状可纪，而强仕之余，使之奉祠燕处，可乎？鄂渚兵民杂居，号称难治，正倚才刃，勿复谦辞。

大意是说：朕任人唯贤，不分廷臣和外戚，你以前很有政绩，在“强仕之余”的年龄，不适合让你“奉祠燕处”。鄂州难治，正需要你的才干，不要再推辞了。

“强仕之余”指四十有零。如果可以推导出“不允诏”的草拟时间，吴琚的生年就迎刃而解。

《宋史》说：“宁宗初，乃得祠，奉朝请。寻知鄂州。”也就是说，吴琚在1194年宁宗即位不久，赴任鄂州。

宁宗登基，颇有一番风波。绍熙五年（1194）六月，趁孝宗去世，以赵汝愚为首的廷臣想逼光宗内禅，为得到宪圣太后（高宗吴皇后）的支持，需遣一位戚眷入内宫劝说，吴琚本是最佳人员，但考虑到风险，吴琚未敢参与，《宋史•赵汝愚传》说：“吴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与闻大计，此议竟格。”最后，还是吴皇后的外甥韩侂胄冒险入宫，反复请旨，才得以顺利拥立宁宗赵括。显然，关键时刻的退缩，使吴琚丧失了巨大的政治资本。

受宁宗宠信的韩侂胄，权倾天下，庆元元年（1195），发动了著名的“庆元党禁”，这是一场长达六年的政治大清洗。期间，韩侂胄的政敌赵汝愚、周必大、朱熹、陈傅良（号止斋）、项安世（字平甫）等59人被列为“伪学逆党籍”，或贬或禁，他们的门生弟子，也多受牵连。

《宋元学案•止斋学案》之《节度吴云壑先生琚》云：

止斋在太学，琚执弟子礼，惜名畏义，不以戚畹自骄。范石湖、陆放翁辈引为师友，项平甫（即项安世）辈则其客也。……先生与侂胄为密姻，党事既起，先生畏远权势，委曲逊之，然密为诸君地，言与宪圣，以不宜进究往事，外人多不知也。侂胄忌之，谓其弟曰：二哥只喜引许多秀才上门，何也？然以宪圣故，不敢有加于先生。一日招同赏花，极欢。闲问先生：肯为成都之行否？先生对曰：更万里亦不辞。侂胄笑曰：恐太母不肯放兄远去耳。然终不欲其在朝。

以上关键文字，整合自南宋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从中可以看出，吴琚和“许多秀才”关系密切，譬如，陈傅良是他的老师，项安世等是他的客人。这引起了韩侂胄的猜忌，欲逐之，本想把吴琚外放四川，但碍于宪圣太后，未能实施。

另外，还有一段史料值得重视。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之《容斋四笔》卷十有《鄂州南楼摩崖》一则，云：

庆元元年，鄂州修南楼，剥土有大石露于外，奇崛可观。郡守吴琚见而爱之，命洗剔出圭角……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点：

1、据《宋史》，吴琚知鄂州，是在1194年宁宗即位后。

2、据《宋元学案 •止斋学案》，庆元党事既起（1195），韩侂胄“不欲其（琚）在朝”。

3、据《容斋随笔》，庆元元年（1195），吴琚已在鄂州任上。

三点合围，楼钥《攻媿集》中两封“不允诏”的草拟时间，必定是庆元元年，此时吴琚“强仕之余”。由此上推39年，吴琚生于1156年，即绍兴26年。

韩侂胄生于1152年，比吴琚大四岁。韩侂胄称吴琚为“二哥”，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哥哥的意思，而是代表吴家兄弟的排行。《四朝闻见录》云：“孝宗笃眷公（琚），情均兄弟；孝宗崇宪圣母弟之恩，故称琚兄弟皆以位曰哥。”也就是说，吴琚是吴益的次子。南宋曹勋《松隐集》卷35，收录了吴益的《大宁郡王吴公墓铭》，其中记载了吴益九子，行二者名璜，当是琚字之误。这种以“哥”代表排行的叫法，宋元时并不鲜见，譬如，《三希堂法帖》卷21的赵孟頫《生日帖》，就称赵雍为“二哥舍人吾儿”。

据《宋史•吴琚传》，吴琚卸任鄂州后“知庆元”。庆元，即明州，宁宗旧时潜邸。宁宗登基，改元庆元，遂以年号为名，升明州为庆元府，府治在今宁波鄞县。《宝庆四明志》卷一中明确记载道：“吴琚，太尉镇安军节度使兼沿海置制使，庆元三年二月初九日到任，十月二十三日赴行在奏事。”，如此算来，吴琚在鄂州的时间，不到两年。

2绍熙十五年，赴任襄阳时书《寿父帖》

宁宗登基前，吴琚和韩侂胄还是融洽的。在《寿父帖》中，吴琚就提到了韩侂胄。毕竟，没有政治利益冲突时，亲眷关系总是易于维持。

▲  吴琚《寿父帖》 及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比总总附书，谅只在下旬可到。途中收十月三日手笔并诗，深以为慰。示喻已悉，襄州之行，非所惮也。不谓以常式辞免，就降改命。辞难避事，何以自文？不知阅古之意如何？今必有定论矣。十九日入京西界交割安抚司职事，廿日方得改差。札子已具辞免，且在郢州境上伺候回降。若省札更迟数日，则已到襄阳。郢去襄只二百余里，江陵亦然。岁晚客里，进退不能，势须等候月十日方见次第。地远，往返动是许时，远宦非便，殆此类也。旅中灯下作此，言不尽意。余希加爱，不宣。十月廿日，琚上。寿父判寺寺簿贤弟。

《寿父帖》的内容并不复杂，是吴琚在某年十月，给“寿父贤弟”讲述自己赴任湖北襄阳时的途中经历，信中询问了“阅古之意”。关于此帖，徐邦达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写过一段简单的按语：

帖中所称“阅古”，应是韩侂胄，侂胄有“阅古堂”，史传没有说吴氏在襄阳做过官，下帖（指《焦山题名帖》）说，于绍熙二年辛亥“解组襄阳”，则此帖必在淳熙末年所书。

▲  吴琚《观李氏谱牒并焦山题识二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焦山题名帖》释文：延陵吴居父。解组襄阳。汝阴孟子开、临邛常叔度。皆一时秩满。联舟东下。泊紫金山。越三日。来浮玉观新建飞仙亭。又三日。绝江而南。绍熙辛亥季秋丙寅题。

吴琚解职襄阳的时间是绍熙二年辛亥（1191）秋，《焦山题名帖》可证。可他赴职襄阳的时间，也需要加以说明。

《南宋经抚年表》指出，吴琚“帅襄阳”的前任，是高夔，据周必大撰《淮西帅高君夔神道碑》，高夔于淳熙十五年（1188）八月“改帅淮西”。另，杨万里《诚斋集》卷119有《中散大夫广西转运判官赠直秘阁彭公（汉老）行状》：“又以太上龙飞，恩转朝奉大夫，受知均州（今湖北丹江口），……未几有诏，……，转朝散大夫，将至郡，漕使方公钟语连率今少保吴公琚曰：武当得人矣。”“太上龙飞”指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内禅，光宗即位。“未几”，漕使向“连率今少保吴公琚”推荐了彭汉老。

《寿父帖》所署的日期是“十月廿日“。如果绍熙十六年（1189）二月稍后，吴琚已经在襄阳任上，再结合前任高夔在绍熙十五年（1188）八月离职的史料，所以，吴琚赴职襄阳的时间，是在绍熙十五年（1188）十月，这也是《寿父帖》的书写时间，时吴琚33岁。

至此，我们厘清了吴琚两次到湖北为官的起止时间：

淳熙十五年（1188）十月至绍熙二年（1191）秋，官襄阳；

庆元元年（1195）至庆元三年（1197）年初，官鄂州。

3庆元二年春，官鄂州时书《烟波亭诗》

吴琚存世还有一件《烟波亭诗》， 世人所见不多。

▲  吴琚《烟波亭诗》  《支那墨迹大成》第十卷影印

释文：烟波亭一首。琚。盛年曾登临，老去愈跌宕。久矣无宦情，朅来真自放。庭前群吏散，佳处得屡访。北榭邃而丽，南楼闳且壮。黄鹤犹轩豁，俯仰涵空旷。眷焉在斯亭，旦旦至其上。魏然？别山，面势屹相向。下瞰江横陈，凫鸥竟容漾。水浒出钓矶，天末呈叠嶂。时闻柔橹鸣，更阅征帆扬。凭栏欲东逝，举目还北望。畴昔几豪杰，烟灭遂得丧。遗迹今具存，怀古重感怆。何当理归？，春江渌新涨。

徐邦达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对《烟波亭诗》也有一段按语：

此诗是吴氏在襄阳做官的时候所作。考烟波亭在汉阳烟波湾，其时当在绍熙二年辛亥“解组襄阳”（见《焦山题名》）之前。诗中有“老去愈跌宕”的句子，可知绍熙是已是他的晚年了。

吴琚同时期的诗人戴复古有《鄂渚烟波亭》，诗云：“倚遍南楼更鹤楼，小亭潇洒最宜秋。……凭栏日暮怀乡国，崔颢诗中旧日愁。” 可见当时的烟波亭位于黄鹤楼侧，这也符合吴琚“黄鹤犹轩豁，俯仰涵空旷”的诗句。

可是，吴琚的《烟波亭诗》显然是书于鄂州任上，而非早先的襄阳任上，“盛年曾登临，老去愈跌宕”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吴琚任职襄阳，是在33岁至36岁之间，正值盛年。古人四十可称老，吴琚任职鄂州在40岁至42岁之间，正合诗意。所谓的“愈跌宕”，正是吴琚被韩侂胄猜忌，排挤出朝廷的写照。

并且，黄鹤楼和烟波亭位于鄂州城西南隅，距襄阳几百里，若想“庭前群吏散、佳处得屡访”、“眷焉在斯亭，旦旦至其上”，只能是身在鄂州。所谓的“盛年曾登临”应是指吴琚当年来去襄阳时，路过黄鹤楼。

《烟波亭诗》的末句是“春江渌新涨”，说明此诗作于春季。庆元元年，韩侂胄召吴琚赏花，可知花季时吴琚身在杭州。庆元三年二月初九，吴琚到任宁波。所以，只有在庆元二年（1196）年春，才符合《烟波亭诗》的诗境。《烟波亭诗》是吴琚41岁的作品。

4庆元三年十月，给韩侂胄书《禀报帖》

在所有吴琚传世墨迹中，字体风格和《烟波亭诗》最为接近的，是《禀报帖》，所以，二帖的书写时间相去不远。

▲  吴琚《禀报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琚伏自廿二日具禀报之后，深虑旨挥未到。势不容留，遂将牌印牒以次官权管，姑作急难给假起发。方登舟间，忽领珍染，宠示省剳，如解倒悬。感佩特达之意，无以云喻，即星夜前迈矣。瞻望钧光在迩，兹得以略，切匄炳照。琚皇恐拜复。观使开府相公尊兄钧席。

信札的大意是：廿二日，看到禀报的消息，我也确实忧心旨意未到。但势不容留，于是把官印等交给副官，由他暂替行权，只当我是紧急请假。正准备上船，忽然接到了（由您批示的招我前去的）省札，我如释重负，感激无法表达，于是星夜赶路，马上就能见到您了……

吴琚职位不低，札中 “忽领珍染，宠示省剳”“瞻望钧光”“钧席”这样的用语，显示收信人是一位煊赫的实权人物，“观使开府”指“领宫观、开府仪同三司”。在宁宗时代，符合这样条件的吴琚“尊兄”，惟有韩侂胄。据《宋史•宁宗本纪》：“（庆元二年）六月戊戌，以韩侂胄为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

下面的问题是，朝中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外官吴琚，一知消息，未接“旨挥”，“急难给假起发”，交权给副官，星夜就要赶往杭州？并且朝中也知，此事须得召唤吴琚，所以，省札前后脚就到了。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吴家最尊贵的人物，吴琚的姑姑宪圣太后出事了。

《宋史•宁宗本纪》：

庆元三年（1197）冬十月，丙申，以太皇太后违豫，赦。十一月辛丑，加孝宗皇帝谥曰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太皇太后吴氏崩。壬寅，朝献于景灵宫。癸卯，朝飨于太庙。甲辰，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乙巳，诏为大行太皇太后服期。

看到朝廷以大赦为太后病体祈福的消息，于公于私，吴琚都非去探视不可。

前文曾引《宝庆四明志》卷一：“吴琚，庆元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赴行在奏事。”这是吴琚任职庆元府时，唯一的一次进宫记录。这个时间与吴太后病危时间吻合，应非偶然。吴琚在《禀报帖》说：“琚伏自廿二日具禀报……，势不容留……，星夜前迈”，如果从宁波出发，一天急行，正是在二十三日抵达杭州。

这么多环节匹配起来，已经可以相信：《禀报帖》是庆元三年（1197）十月廿二日，吴太后病危时，吴琚写给韩侂胄的信札。从《禀报帖》的内容和行文可以看出，当时，韩侂胄和吴琚的关系，已经缓和。其实，几个月前，吴琚从湖北鄂州调往浙江宁波，已经是两人关系缓和的证明了。

《四朝闻见录》卷四《庆元党》云：“琚薨时，韩犹未败（韩侂胄被暗杀于1207年，随后函首安边）”。也就是说，吴琚的余生，始终处于韩侂胄专权的朝局中。

韩侂胄在杭州有一处著名的园林叫“南园”，是庆元二年吴太后赏赐的，陆游撰《南园记》，由吴琚书碑并篆额，吴琚自署“镇安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判建康军府事、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营留守”，据《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吴琚“判建康”始于庆元六年（1200）。吴琚亨通的官运，以及书写《南园记碑》的行为，都说明晚年的吴琚和韩侂胄的关系比较融洽。

在宁宗登基之前，吴琚和表兄韩侂胄没有矛盾，吴琚赴任襄阳途中，还不忘在《寿父帖》中提及韩侂胄。在庆元初，纵与韩侂胄政治观点不同，两人一时不睦，吴琚也仅是暂时外放。吴太后去世后，韩侂胄对吴琚也是念及姻亲之情的，所以吴琚还能再得升迁。整体上讲，除了短期跌宕，吴琚一生顺风顺水，比较幸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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