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6期 | 再释黄庭坚致晁补之札
编者按：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致无咎通判学士尺牍》，又名《南康帖》，是黄庭坚传世的最长信札。札中信息很多，而前人解读不准。今重释之。作者指出，它实际上涉及到苏轼和“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五人齐聚一札，天下法书，仅此一件。作 者：吴 斌
《致无咎通判学士尺牍》，亦称《南康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在传世的黄庭坚信札中，它是最长的一件。通篇小行书，十分精整，是宋札名品。
《南康帖》写于某年的五月五日，收信人是“无咎通判学士老弟”，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
我们先把《南康帖》，对译成白话，大意如下：
《南康帖》原文之一：
庭坚叩头。比因南康签判李次山宣义舟行。奉书。并寄双井，计夏末乃得通彻耳。急足者伏奉三月六日手诲，审别来侍奉万福，何慰如之。
对译白话：
庭坚叩头。趁着南康签判宣义郎李次山行船的机会，捎去这封信。“并寄双井，计夏末乃得通彻耳”。收到三月六日的来信，知您一切都好，我心甚慰。
《南康帖》原文之二：
惠寄鲍诗、扬州集，实副所望。广陵四达之冲，人事良可厌，又有送故迎新之劳，计得近文字之日极少，然旨甘之奉易丰。又弟甥在亲前，此亦人生极可意事，且主人相与平生倾倒，余复何言。闻说文潜有嘉除，甚慰孤寂，但未知得何官耳？山川……
对译白话：
您寄来的鲍诗和《扬州集》，不失我的期望。扬州是交通枢纽，人多事烦，还要送故迎新，想来您写文字的时间很少，但接触的美食会很多。弟甥在身旁，是人生乐事，“且主人相与平生倾倒，余复何言。”听说文潜（张耒，字文潜，是另一位苏门四学士）得到了满意的职位，不知是何官？
《南康帖》原文之三：
山川悠远，临书怀想不可言，千万为亲自重。樽前颇能刚制酒否?每思公在魏时，多小疾，亦不能忘念。不次。庭坚叩头上无咎通判学士老弟。五月五日。
对译白话：
山川悠远，我的思念难以言表，请千万保重。现在，您能做到戒酒吗？以前在魏时，您多有小疾，我时常挂念。不多说了。庭坚叩头上无咎通判学士老弟。五月五日。
显然，当时 “无咎通判学士”任职扬州，所以，《南康帖》必书写于晁补之任扬州通判期间。
徐邦达先生根据这条脉络，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做出考证，今择要叙之：晁补之于元祐初任扬州通判。元祐二年（1087）五月五日，任职于秘书省的黄山谷书《南康帖》。信中提及的“主人”，是晁补之的上司——扬州刺史王安礼。张耒于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被录为秘书省正字，是为“闻说文潜有嘉除，甚慰孤寂，但未知得何官耳？”
徐先生的观点，已是学界共识，俱引述之，未见有异议者。但大家没想到的是，这番解读，实际得到了一个悖于常理的结论：元祐二年的黄庭坚和张耒，同在汴京的秘书省，二人关系密切。如张耒“有嘉除”，黄庭坚必然第一时间知晓，断无半年之后，向千里之外的扬州通判晁补之，询问张耒官况的道理。
徐先生的考证，全文抄录如下，供参读：
考《宋史•晁补之传》：“元祐初为太学生，李清臣荐堪馆阁，召试，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帖中称他为“通判学士”，正是在扬州做官的时候。所以下面又说：“广陵四达之冲，人事良可厌，又有送故迎新之劳。”又说“主人相于平生倾倒”，主人当是扬州刺史，考王安礼在元祐元年十一月知扬州，到二年六月才迁官他去。安礼为安石的弟弟，史传称他曾“言救苏轼”，所以同晁无咎也很“相与倾倒”（晁氏和黄山谷是世称“苏门四学士”之二），那么此“主人”必是王安礼无疑了。“文潜有嘉除”，据《山谷内集》：《次韵答张文潜惠寄诗》任渊注说道：“据（神宗）实录，是岁（元祐元年）十二月试太学录张耒为秘书省正字。此诗盖（二年）夏初方到太学供职所作，故诗中有‵忽复燕哺儿′，及‵学省得佳士′之句。”本帖是“五月五日”写的，正是夏初，大概那时还没有正式发表，所以山谷又有“但未知得何官”的话。“在魏”，是指无咎在元祐前做北京（河北大名府，宋代的北京、古魏地）国子监教授时。
元祐二年丁卯（公元一〇八七），山谷在秘书省，时年四十三岁。
出现龃龉，说明有环节错误。在这里，徐先生定错了晁补之任扬州通判的时间。今重新厘定之。
我们引入三段史料：
一、晁补之《鸡肋集》卷55有绍圣元年（1094）六月的《齐州谢到任表》，写道：“丐广陵之贰政，在元祐之五年，从簿书中以著作召，虽此职名存而实废，然常情内重而外轻，再陪英俊之游，亦幸采收之。”
元祐五年（1090） ，著作郎晁补之从秘书省的馆职，被授予“广陵之贰政”，即扬州通判，得以“再陪英俊之游”。
二、晁补之《鸡肋集》卷13有《东坡先生移守广陵，以诗往迎，先生以淮南旱，书中教虎头祈雨法，始走诸祠，即得甘霖，因为贺》，诗云：
去年使君道广陵，吾州空市看双旌。
今年吾州欢一口，使君来为广陵守。
……
青袍门人老州佐，干世无成志消惰。
封章去国人恨公，醉笑从公神许我。
琼花芍药岂易逢，如淮之酒良不空。
一釂孤鸿烟雨曲，平山堂上快哉风。
查《苏轼年谱》，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自杭州召还汴京，途径扬州。八月知颍州。元祐七年（1092）二月，改知扬州，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召还。
据苏轼宦历，这首晁诗当写于元祐七年（1092）的花季。恩师成为上司，让晁补之喜不自胜，这位“青袍门人老州佐”，以得到东坡的“神许”为荣幸。《齐州谢到任表》所说的“再陪英俊之游”，指的正是这回事。
三、张耒《柯山集》卷二十有《予元祐六年六月罢著作佐郎，除秘书丞。是岁仲冬，复除著作郎兼史院检讨，复至旧局题屏》诗。
由此可知，张耒（文潜）在元祐六年（1191）仲冬（十一月），“有嘉除”。
史料合围。写于“五月五日”的《南康帖》，只能系于元祐七年（1092）。此时， “主人”苏轼和晁补之在扬州为上下级，师生共理州事。黄庭坚向晁补之回函，遥致问候，兼询张耒的官事。
而此时的黄庭坚，在哪里呢？在江西分宁（修水）老家丁忧。
元祐六年（1091）六月，黄庭坚的母亲李氏去世了，他辞别了同在秘书省任职的好友张耒，护母棺归江西。
九月，船过扬州。晁补之写下《祭故推官黄君夫人安康郡太君李氏文》（收录于《鸡肋集》卷11），深情记述了他和黄庭坚的友情：
《祭文》说黄庭坚曾“单车过魏，入拜吾亲”，魏，是北宋时的北京，今河北大名。黄、晁二人，都曾任过北京国子监教授。
黄庭坚有《定交诗效鲍明远（鲍照）体寄无咎》，诗中有句：“定交无一物，秋月以为期。执持荆山璧，要我雕琢之。”正合于《祭文》中的“吾亲顾语：惟愚补之，君辱与游，实雕琢之。”《南康帖》中说“每思公在魏时，多小疾，亦不能忘念”，黄庭坚所指，正是昔年北京之记忆。
《祭文》又云“双井之里，山奔水委，往休于宫，从其君子”，这是说，要将李氏送回双井故里与夫君合葬。陈师道《后山集》卷十六有《李氏夫人墓志铭》，云：
双井产名茶，其形如凤爪，在宋代，名士多有吟咏。黄庭坚常把它馈赠亲友，诗文集中凡数见。写《南康帖》时，恰逢采茶季，帖中说“并寄双井，计夏末乃得通彻耳”， 完全符合地域和节令。
双井茶，实际上是黄庭坚对晁补之的回礼，《南康帖》中说“惠寄鲍诗、《扬州集》，实副所望。”鲍诗和《扬州集》，又是什么样的背景呢？
鲍诗，指《鲍参军集》。晁说之（补之堂弟）有《扬州三绝句》，收录于《嵩山文集》卷八，其一云：
客散平山堂山后，
孰如子骏在扬州。
解传鲍照旧辞赋，
输尽芜城千古愁。
自注：鲜于子骏守扬州，刊《鲍参军集》。
鲜于侁（1019-1087），字子骏，比苏轼年长近二十岁，二人是忘年交，多有唱和。（在上期《朱熹名札<奉使帖>背后的救灾事》，也涉及过鲜于侁的事迹，点击可查看）
鲜于侁是秦观的授业师和引荐人。秦观在《与鲜于学士书》写道：观重惟结发以来，明公因先人之故，比诸子弟而教诲之”（《淮海集》卷16）；又在《鲜于子骏行状》中写道：“某被遇最厚，又尝辱书荐于朝”（《淮海集》卷36）。
元丰二年（1079），鲜于侁知扬州，继而刊刻《鲍参军集》和《扬州集》。元丰四年（1081），秦观为之撰《扬州集序》，收录于《淮海集》卷39。云：
秦观是高邮人，高邮地属扬州，《扬州集》算得上乡邦文献。晁补之挑选秦观作序的《扬州集》寄给远方的黄庭坚，显是出于同门之谊。
至此已知，《南康帖》写于元祐七年（1092）的五月五日，时黄庭坚在江西为母丁忧。札中涉及到了苏轼和苏门四学士，汇聚此五人信息的宋人法书，天下惟此一件。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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