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期 | 陈洪绶“失节”问题和民本思想 （下）

作者：刘晞仪

陈洪绶在庆幸生活逐渐安定的同时，继续关心隆武、永历二朝的抗清活动。当时读书人心绪之矛盾复杂，从他与金堡（1614-1680）的过从可见一斑。

崇祯十四年（1641），陈、金二人在京相识结社，之后一直互通音讯。金堡曾事崇祯和南明的鲁王、隆武和永历三朝，陈洪绶未参与抗清，但国变后六、七年间始终关心，往往询诸金堡。顺治三年秋，清军入闽，隆武兵败，陈洪绶作《闻闽中失守，君臣入海，又闻卫公（金堡）城守有怀》诗赠金，惋惜隆武未采金堡弃闽幸楚之计，致有今日大祸。两年后金堡赴桂林事永历，陈洪绶诗《还自武林，寄金子偕隐横山》六首中有“报仇若与收京捷，子必先知令我知”、“荆襄闻已脔张贼，真伪都应报予知”等句，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1650年初，金堡在党争过程中遭酷刑打断左腿几死，被判流放贵州清浪卫，以伤重未行，十一月在桂林出家。同年，曾积极抗清且不仕异姓的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先后离弃南明。金堡后至广州、韶州修行建寺，接受满清将领和地方官的赞助，永历政权虽又苟延残喘十一年，但他已坦然为大清子民了。金堡南行事隆武和永历之前，将子女托付陈洪绶照顾，可见两人相交之深。他的惨痛经历想必使陈了解反清复明之无望。

陈洪绶在北京时曾面见崇祯帝，甲申后作《梦见先帝泣赋》七绝三首，表达沉痛的怀念，真情不容置疑。但数年后即歌颂顺治皇帝贤明：

听雨
中夜喜听雨，声如春雨声。
全无凄霭意，渐有发生情。
每日闻新政，何时乞罢兵。
翻书求实用，主上甚英明。

诗中流露陈洪绶对战事连年不息感到厌倦，夜半听雨，感觉像春天来临，顺治的新政带来一个新时代。另一首诗也反映他的乐观心态：

席上示友约灯市痛饮
元宵三日后，雨雪不宜酸。
灯必萧条挂，吾当鼓舞看。
逐家索痛饮，结伴恣游盘。
喜遇新明主，诸君兴莫阑。

这首诗说绍兴战后，虽然市井仍然萧条，但已有欣喜之情，相信新皇帝会有作为。清初政策当然不会事事以汉人为前提，清吏清将也有残暴不仁的，陈洪绶不会不知。但他痛心鲁王官军鱼肉百姓，认为满清政权相对优越，接受异族统治的事实。

《周臣公传》言“鲁王据越，妄思恢复”，又以“仁智勇”称赞表弟拒仕，是明眼人说实话。自署“翰林院待诏”，乃预知鲁王不能成事，但仍以大明孤臣孽子自居。他写道：“甲申至己丑几六年，不闻有一草莽孤臣于清明寒食以一盂麦饭望北风而浇之者。”虽然是夸大之辞，但文人普遍对复明运动冷淡则是不争的事实。

陈洪绶，《梅竹图》册页，无纪年，绢本设色，22.2 x 21.7厘米。大都会博物馆藏

1645年秋，清廷恢复科举，士人大量应考。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前“复社”成员的积极参与。这些不待南明灭亡便自愿仕清的知识分子的动机，不能以个人或家族追求功利地位的私欲一概而论。明末的社会思潮迥异前代，是导致易代之际民心吊诡现象的一个主因。陈洪绶在《作饭行》一诗末了直陈“民情即天意”：

作饭行（摘句）
时日曷丧语，声闻于天知。
民情即天意，兵来皆安之。

忠君思想淡薄的市井百姓普遍选择与满清合作，以期恢复治安，重享太平，即使从陈洪绶这样学养深厚的士人看来，也是天命，应该遵从的。这种以民为主、君王次之的民本思想，应为许多汉人撇开夷夏之辨、出仕异族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六世纪以来，王学风行天下，但凡圣平等、君民皆人的思潮只为民本思想提供了成长的大环境，真正使明末知识分子重新考虑孟子“民贵君轻”的政治理想，并在易代之际投身异族统治的是李贽。陈洪绶“民情即天意” 一语，显然从李贽“夫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之说演化出来，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无论赞同与否，应该已是广为人知的理念。

任冠文在其《李贽史学思想研究》中指出在以民为本的大前提下，李贽给不战而降或变节事敌而遭批判的政治人物最高肯定，并质疑知其不可为却勉强为之，使人民受苦的忠臣节吏。其最重要的史学著作《藏书》以五代冯道传结尾。冯道是历代史家批判最烈的权臣之一，不独因为他历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余君，居将相三公等高位，更严重的，是他在异族契丹朝中亦称臣为太傅，被责为廉耻丧尽。但李贽肯定冯道在“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的时候，拯救千万黎民的大功，“视丧君亡国未尝屑意”，并归结到孟子“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李贽对冯道为爱民而淡化华夷之辨的肯定，也反映在《藏书》对外族入主中国的处理，中华书局编辑部在此书的“出版说明”言：“李贽否认历史上的正闰关系。他一反史学家的惯例，把南北朝的上限上溯到西晋灭亡之后，给北部中国各族建立的国家以一定的历史地位。他又称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为“华夷一统”，称拓拔魏的孝文帝为‘圣主’，对少数民族的历史人物如刘渊、石勒等，都表露了同情。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传统的华夷对立观点。”

李贽虽被视为异端，迫害致死，其书亦在1602和1625年两遭焚禁，但至明末已出现“海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曾在四明山寨抗清，却遭乡勇驱逐，后又仕于鲁王数年的黄宗羲在1650年对南明彻底绝望后，返乡致力著述。刊行于1663年的《明夷待访录》出于明亡后痛定思痛，对传统君主政体作全面批判，书中对君臣关系有相当革命性的看法，源于民本思想的政治理念与李贽遥相呼应。他写道：“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他更直批愚忠可至泯灭人性：“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这是黄宗羲眼见“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后冷静持平的反思，也是清初士子如陈洪绶好友周亮工出仕新朝，以抚恤生民，承传文化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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