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锋：我为什么如此气急败坏？ | 公益慈善论坛独家首发
作者：冯永锋 来源：公益慈善论坛
说实话，这几天谈公益成本的几篇小文，最想写的，是谈公益的扩张力那篇。其他的几篇，此前的文章里，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于我并不新鲜有趣。
而如何很好地扩张，是我最近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我甚至焦虑起来，气急败坏得很，担忧公益行业如果再不长进，很可能会被淘汰。
当然，说公益行业可能太贪大了一些，我还是浓缩到相对熟悉的草根环保行业来引证，也许更加妥当可信一些。
环境恶化的局势与公众参与力度不成正比
一个国家的公益，一定是由公众自身来完成的。与政府其实没太多的关系，与企业也其实没太多的关系。政府最多只是协作者，企业最多也只是跟随者。因为只有一个人回归到人的本性看世界时，公益才具备人性的光辉，也才有人性的号召力和理解力。而一个人回归到人性的状态，当然是解除了政府、企业、军队、媒体等所有“职业铠甲”的时候，变回一个有感情、能感动、有感知、易感染的真实生命体。从写字楼办公桌上的人，回到家庭饭桌上的人。
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公益还是环保，衡量的唯一标准，就是公众的参与，或者说，公众主导的指数、水平。
而当今的中国，诗人余秀华说得好，“火山在喷，河流在枯”，环境每天都在恶化，而公众参与的透彻性迟迟得不到提升。
说宏观太让人摸不着头脑，那就说点微观的事实吧。
先举家乡当前的生态现状作为例子。我的家乡在福建北部，一个原本只有四五十户的小山村。现在，村里人都自发地住到交通要道边上，或者县城、省城、京城里了，真正长期还在村里住的人，只有三四户。人口在减少，而“村庄环境压力”，却一点也没有下降。
村四周的山，全被村里人种上了杉树。杉树只需要在刚刚种下的头一两年，锄锄草，施施肥，打打药，然后就可扔下不管，二十年再回来砍伐。而此前，不管是种桔子，种柚子，种毛竹，种锥栗，种油柰，都需要一年到头在田间地头忙乎。冬天要施底肥，秋天要采收销售，夏天要打药锄草，春天要剪枝护花，反正一年到头都有活干，但果实采收下来，丰收了，价格可能掉得极低;价格高了，可能又遭遇“小年”。反正怎么折腾，都无法获得相对像样的收益。于是，大家都抛弃自家高宅大院，去了城市。为了要去城市，自然就要选择最轻便的耕种方式。而种杉树，就成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选择。
所有的山上都被公然地、悄然地种上了杉树。于是，福建北部的杉树覆盖率，在这十来年内，迅速上升。于是，在生态保护者的眼光看来，福建北部的生物多样性，比以前下降得更加厉害。杉树是比较霸道的树种，它的林地里，一般不允许其他的植物生长，自然，也就不允许其他的动物生长。
森林愈演愈烈的日益纯化，没有人觉察。而武夷山近年来火热的旅游发展态势，除了带动茶叶的大量种植和销售外，还带动了根雕业的发展。大家在砍其他的树种杉树的过程中，正好把一些适合做根雕的木头，连根刨起，斩尽杀绝。
同时，野生动物也几乎绝迹。林子里的麂类已经消失，豪猪，猪獾几乎消失，穿山甲早已经消失。各种蛇类几乎一被人看见，马上就会被抓走。田地里，甲鱼、乌鱼、黄鳝、泥鳅、田螺、青蛙，几乎消失。稻田里明晃晃的水面下，连过去常见的泥蛇，也都消失了。小溪里，偶尔可见到一两条极小的鱼，等待他们的命运是又一次的电鱼和毒鱼的到来。
村里最近几年有一些田地抛荒，无人耕种，于是一些野鸭们在里面落脚。这些天上来客，还没有安全地吃喝上几天，就被村里的老猎户一网打尽。
村里村外，村上村下，所有能抓起来，卖到饭店的，通通都被抓起来，卖掉，然后吃掉，然后吃掉，然后吃掉。
但就是这样的环境现状下，整个福建北部，没有一个人觉察，没有一个人在呼吁，没有一家环保组织在倡导。大家在说的，还是福建的空气好，福建的生态好，福建的森林覆盖率全国第一高，福建是物种的王国。
中国当前的生态恶化，是以“繁荣和美好”的面目来呈现的。如果你不具备一点生态知识，你可能根本无法感知。如果你具备了一点生态知识，而你也不肯说出你的感知，那么也等于你没有感知。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人对生态伤害起来说不，那么，生态伤害就必然以绝对正确的方式持续演绎下去，直到，生态崩溃。而当前几乎所有的人，不是第一种人，就是第二种人。
在我看来，中国很多地方，生态早已经崩溃。中国的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沦落为环境难民。但如果你试图为了拯救环境难民，而和某个污染企业死磕，你会发现，这家企业的所在地的党委政府部门，会把环保志愿者当成“全民公敌”，想尽一切办法控制之、诬蔑之、迫害之。
民营环保组织的人才缺口极大
最近老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关注环境保护，然后就逼迫我回忆当年入局的故事。其实这故事也极简单，基本上是从2003年开始，慢慢地由一个旁观者，成了参与者，由一个写作者，成了行动者。
十多年过去了，我所参与的民营环保行业，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见面的还是那些人，谈论的还是那些事，能举出来的例子，还是那么几件。说起困难，也仍旧是那些似乎永远摆脱不了的困难。有一些机构在新生，但也有一些机构在老去和僵死，总量，甚至似乎有下降的趋势。活跃度，也似乎有下降的趋势。而社会倡导的能力，似乎都一直处在不稳定的低弱水平。
中国环保志愿者最发达的省份，当属湖南。但也仍旧是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算得上活跃，其他好多地市也都有待起步。
其他算得上发达的省市，也就是浙江、河南、北京、辽宁、广东、山东、天津等少数地区。中国至少有一半的地方，几乎没有环保组织。
更重要的是环保组织的社会倡导能力迟迟得不到真正的提升。无论是环保组织还是公益组织，都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生。解决的方法固然有多种，但肯定又是以最紧急最迫切最艰难的为主。可惜，有太多的环保组织迟迟没有进入环保主战场，一直在外围绕道而行，这导致环保组织的从业人员一直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能力训练。因为所有的能力都是实战出来的，所有的人才都得在解决困难问题而成长。
本来在这个国家，公民能力就极度欠缺。而要解决环境问题，不仅仅要具备强大的公民能力，还要具备强大的公民环境能力。在一个个具体的环境污染案例、生态破坏案例面前，公民能力和公民环境能力的严重不足，导致解决难题的速度和彻底性总是无法达标。
环境保护在当今的中国，其实和战争无异。但如果我们看一眼当前的战局，就会发现，破坏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因为经济基础壮大之后，破坏者的想像力和疯狂性远超此前。一个大企业和一个大城市的首脑，可以把一个城市自然生态损毁殆尽。一个先进的捕捉仪器和现代的高铁、飞机这样的交通工具，可以让庞大的野生动物贸易隐藏于无形。
而抵挡的力量越来越小。人数不见增多，能力不见增强，方法不见多样，行业自然就不见强壮。解决的问题没几个，职业的冷漠却已经占据了整个行业。新面孔没怎么增加，旧面孔却在衰朽和颓废。
按照道理，中国的每个县至少需要一家民营环保组织。每一家民营环保组织至少需要6名左右的全职员工。如果一家环保组织一年运营的经费在100万元的话，那么，中国民营环保组织的人才缺口、经费缺口很容易计算出来，人才至少缺少近2万名，资金至少缺少30亿元。
在需求与差距间，环保组织该如何抉择?如何作为?
解决“公益职业化”的三个要素
当前，很多人还在认为，公益是“业余爱好”，是“志愿行为”，因此，要主动献身，要自带干粮。
然后猜测入行者愿意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公益是一种高雅，是一种社交，是一种文明，因此，成本不仅自己能够支出，而且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得到极大的收益;参与的过程不仅仅不会损耗社会成本，甚至会增加社会财富。
这种把公益当成社会附庸的谬论，当然挡不住公益职业化的趋势。
但任何一个职业，要成为职业，需要解决三个基本要件。
一是这门职业必须有一定的职业共识和职业技能模块。这样，新入行者不需要有太多的探索，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加入，因循守旧地先从业起来，就可轻松地开始其职业人生。
任何职业都有其隐形的“社会许可”。如果一门职业的确定性不足，工作方法的模块不够，那么，入行者心中就会涌起很多疑问和幻想，社会许可度欠缺，导致职业的坚定性衰退。
很多人会本能地选择政府部门或者说大企业，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业的职业通则，已经基本成熟，入行者不需要有个人太多的冒险，就可轻松上轨道。绝大多数人都是一个求安全求稳定的状态，打破这个状态，需要一些超常规的心力。
因此，公益业的各个门类，职业的工作方法模块，应当尽早成型和开放，让参与者放心卷入。
二是过得去的稳定的工资。任何职业一旦成为职业，其收益的稳定性肯定是求职者第一考虑的。人们可以忍耐得一时，但不可能忍耐得一世。人们可以暂时得不到像样的收益，但一年之后，一定要有实打实的真实的相对可观的收益发生。否则，这是对其付出的极大不尊重，也是对这个行业的极大不尊重和不信任。
因此，所有的公益项目、环保项目，优先要考虑的，应当就是人员的工资。人的工资解决了，90%的事业就已经做成。如果一个机构是按照项目筹资来存活的，那么，每一个项目里，不仅仅要考虑当前执行者的所有工资，还要考虑整个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的“均衡资金”、“调剂资金”、“探索资金”，这样，机构才可能项目出现断裂时、新业务探索时、新员工入职时，才可能保持稳定不断档。
公益项目和环保项目，还有两个奇怪的特点，一叫滞后性，一叫错位性。滞后性，就是当年的资助，真正的收益呈现，可能在第二年第三年才发生。基本上，只要这个机构是有进取心的，只要资助发生了，一定会有人才的成长和机构的进化。错位性，是由于业务探索的不确定性，导致“种瓜得豆”、“种冰得火”的现象出现。但只要这个机构是有进取心的，那么，只要种下了，就一定有收成。因此，无论是资助者还是受资助者，都不要惊慌，只要做起来，就一定会有改变。
如果一家有“扩张野心”的机构，想在五年内让所有的县城都出现民营环保组织，那么，这家机构不仅仅要募集到巨量的资金，还要积累丰富的工作模块，供不同的区域进行便利的组合，以实现事业的迅速、稳妥的起步。
第三，当然就是“职业的风险”。虽然绝大部分的公益事业都没有什么风险，但总有人想把公益事业看成是一门危险的职业。因此，就需要从多个方面，破解这些职业风险的想法。
职业的风险又往往分为两类，一是在工作过程中必须会发生的一些风险，比如常出差，意外险、疾病险。比如经常去现场调研，那么，如何现场不与利益相关方发生冲突。比如经常做企业污染干预，那么，如何不被企业反咬一口，不被政府诬陷入狱，也都是需要法律方面的知识的化解和预防。
二就是公益行业本身的不确定性，给执政者或者说一些害怕公益行业的人，带来的刺激和挑衅。任何挑衅权威的人都是危险的。任何有聚众能力、号令天下的人都是危险的。这方面的风险如何防范，就看各个从业者自己的心得和意愿了。
如果我们要推进公益职业化，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填补公益的空白点、占领公益空白区，我们就不能等公益从业者主动地涌现。拿环保行业来说，我们不能再等待梁从诫、廖晓义、汪永晨、霍岱珊、马军、董剑这样的人“自发地出现”。因为，如果是这种行业人才发展法，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环保人在哪里，在何时，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
我们要变成一种“职业引导”，让所有找工作的人，都可能把公益行业、环保行业，当成其职业选择、职业追求的一个基本类别。这样，公益才可能真正摆脱当前的窘境，而我们讨论的公益的成本的问题，也才不会成为问题。
而如果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当前已经有的组织，具备多么大的社会野心，具备多么大的行业扩张力，具备多么大的知识积累、经验传承的能力，具备多么大的资源筹资的能力，具备多么大的风险防范的能力，具备多么大的人才培养的能力，才可能形成一点点可怜的职业号召力?
(201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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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微信zhang_yi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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