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佐夫：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亟须建设区域公益生态
编者按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考验着中国的社会治理能力，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公益行业交出的答卷并不令人满意。
一个问题萦绕在中国公益人的心头——如果突发事件再一次袭来，公益行业能否应对自如？这一次是湖北，下一次如果是别的省份，还会出现信息不畅、难以协同、无法落地等问题吗？
南都公益基金会助理秘书长赖佐夫认为，公益组织参与这次疫情应对进一步暴露出我国各地区域公益生态建设水平不均衡的问题，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推动区域公益生态建设，以应对下一次挑战。
湖北是民间公益的一块洼地
Q
在此次新冠肺炎防疫中，南都基金会主要做了什么，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赖佐夫：本着南都基金会一贯的救灾理念和支持公益行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我们参与并联合其他社会组织发起了“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点击了解），于2月2日正式启动，目的是促进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行动协同。
截止目前，相继有近70家基金会、一线公益组织、枢纽机构，以及关注不同社会议题的专业机构加入了协作网络；其中就有湖北的孝感市义工联合会。
另外，针对一线伙伴的行动，南都基金会在2月4日审批通过了“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一线行动伙伴支持项目”（点击阅读原文了解），并快速拨付了资金32万元。
项目通过区域协调机构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支持了湖北、湖南、安徽、山东、四川、陕西等10个区域的10家社会组织，为其在当地开展新冠疫情防控行动提供非限定的工作经费，并推动本地行动组织间的信息共享和行动协同。
Q
在这一过程中，您观察到社会组织参与湖北等疫情重点地区防疫工作时存在哪些问题？
赖佐夫：我觉得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
首先，针对湖北的疫情，信息共享的机制缺乏，能发挥联结、沟通和协调的平台基础设施组织缺位，政社协同、社社协同不足。一线存在需求，但是供给端的社会组织对需求缺乏足够充分的信息，导致资源难以精准、有效地投放，有的地方资源过于集中，有的地方极度缺乏。
其次，实施落地挑战很大。疫情这类公共卫生事件和地震这种自然灾害有很大的不同，它有专业的特殊性，外部组织难以进入到实地开展工作，外加封城等带来的各种限制，尤其在初期的紧急救援中，物资进入以及如何实现最后一公里的投放是很大的考验。
最后一点是，一线行动组织普遍遇到执行经费的挑战。尽管资源出现了井喷，但是基本都是用于项目本身，很少有资源给到社会组织做人员经费，而这些事情都是需要人力去实施的，是有成本的。
Q
您提到如何实现最后一公里的投放问题，有少数公益组织是做的不错的，但从整体上看确实存在很大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赖佐夫：确实有一些组织行动很有效，如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壹基金、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阿拉善SEE、银杏伙伴发起的“武汉银杏在行动”等。
这些机构中有的与当地的医院、社会组织过去就建立了联系，有的则有本地的企业家和行动者在地进行一线的沟通协调，因此在行动发起、需求评估、物资筹集、精准投放等方面，都非常有效。
这些组织是依托自己的长期耕耘和建设，建立了纵向的联系和沟通渠道，但这是单线状的，其渠道不具公共性。不是所有的其他社会组织、外部资源都可以第一时间能用上这些联系，它只是局限在特定个体组织间。
如果当地能产生在地的民间平台对接型组织，那么其他组织的物资也能够通过平台有效地进行利用分发。但就我个人观察，湖北作为中部崛起区的龙头省份，在民间公益发展方面，相对而言还是一块洼地。包括我们基金会历年支持的项目，跟湖北的直接关联很少。在其他基金会同行那，我也曾听到过类似的感受。
Q
这次防疫中湖北没能形成在地的民间平台对接型组织，那么其他省份呢？
赖佐夫：就我的观察和了解，浙江在这方面就比较出色。1月23日，浙江省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第二天，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就牵头联合基金会、社会组织共同组成了“浙江防疫应急协作小组”，来自基金会、民间社会组织、华侨、企业、高校、商会、媒体等领域的志愿者都汇聚在一个微信群中，驰援新型冠状病毒疫区协作网络在这里构建成形。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负责筹款、基金会协助采购、社会组织负责执行反馈的初步协作机制正式运营。
最终由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共同建立了筹款、物资、翻译、医疗器械、物流、通关、仓储、物资调配9大专项服务小组，分别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开展不同服务。从需求到供给，所有信息汇集在这里，依托各职能小组有序进行对外驰援湖北、对内支持浙江本地的一条龙服务，政-社、社-社的合作在这里有效地实现。
可见，一个良性的区域公益生态，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快速有效反应实在是影响重大。
需要建设区域公益生态
Q
湖北和浙江的公益组织在应对疫情时呈现了不同的状况，这与您说的区域公益生态之间是否有关系？如果不是疫情的发生，在日常工作中怎么知道区域公益生态建设是否到位，是否能够应对突发事件呢？
赖佐夫：关于区域公益生态我们是在去年开始做调研的。就我们有限的视野和阅读范围来看，目前可供学习参考的资料还比较缺乏。但生态系统研究中生态系统健康的分支研究，对我们看待良性的公益生态还是有所启发的。
生态系统健康的研究认为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准有活力、恢复力、组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持、管理选择、外部依赖、对邻近系统的影响及人类健康影响等8个方面。
借用生态系统健康的考察维度，我们可以说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可能主要有下几大方面：
一个良性的公益生态系统，公益价值链是完全可以自我循环周转起来的，也就是各方的资源流向有能力的组织，通过行动有效实现变革，产生社会影响力，从而能吸引更多的资源不断进入。
一个良性的公益生态系统，对外部输入的要求和依赖程度是可以减少的，它是可以自我生发成长，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能力，具有强大的抗逆韧性。
在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内的关键主体，或说各利益相关方都是相互共存合作的，它产生的效果或说带来的好处大体有：产生共识与知识信息的共享、提升效率、建立关系(提升信任，促进跨部门的对话)、更多的资源和完善的基础设施。
Q
这样的区域公益生态能够建立起来吗，我国公益行业的发展是否到了这一阶段？
赖佐夫：从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阶段而言，我们现在需要进入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的多元分布式发展阶段，事业发展推动的主体力量要进一步下沉，要鼓励地方核心力量，盘活在地资源适应性地解决地方问题，这是中国公益事业要想长久可持续大发展的必须选择。
过去由于社会组织比较少，空缺大，可干的事情太多。无论是整体行业发展，还是某一具体社会议题，我们的建设实际上主要是一种中心化的建设思路，就是自己一竿子插到底。以单议题为主线的纵向发展模式推动依然是推动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同时要看到，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的社会组织已经有80多万家了，中心化发展模式对所需的资源和能力等要素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这样对于一家机构来说，要想推动大面的整体纵深发展，相对来说是有难度的，也是一个效率很低的事情。因此，我们需要转向到一个去中心化的发展模式上来。
从我国的现实看，一个人口、面积都巨大的国家，现实的复杂性、区域的差异性都巨大，各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需要也完全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找到适合的发展模式。
从支持枢纽型机构开始
Q
南都公益基金会为什么要去推动区域公益生态建设呢？
赖佐夫：除了中国公益已经进入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的多元分布式发展阶段，还有一个触动我们的原因是，2016年底，南都联合多家机构共同发起了中国好公益平台，我们观察到，优质公益产品的规模化进展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2019年，我们对全国8个省市的8家枢纽型组织、35家在地社会组织、2家地方慈善会等代表机构进行了深入走访和调研，发现区域公益生态发展的状况也是公益产品能否很好落地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当地整体的公益环境不好的话，你的产品是没法落地的。
大量的公益产品要真正在其他地区落地实施，是需要依托输入地的在地支持，包括环境、资源、能力等各个方面，也就是要在输入后适应性地内生化，否则就是无水之木。
这就意味着只是单纯的一个产品去复制，实际上是很难推动的，还是要在地有很好的环境来帮你实现产品的扎根落地。这也促使我们去思考区域公益生态建设这个事情。
Q
南都公益基金会会从哪些方面开始推动区域公益生态建设呢？
赖佐夫：2020年，基金会会就区域公益生态建设还要继续进行深入调研，我们设想可能会从两个可见的角度去切入。
一是支持地方枢纽机构。支持民间公益发展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的使命，但我们不可能直接面向所有民间公益组织提供支持和服务。现在各个地方已经出现了很多枢纽组织，有些是以推动当地的公益生态发展为使命。他们是基金会推动公益事业发展很好的同盟军，是盘活在地资源、为在地一线草根组织提供能力建设和陪伴的主体，我们所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帮助和支持他们，实现他们的使命。只有实现了他们的使命，基金会本身的使命才能更好地实现。
二是支持社群网络的搭建。我们会支持以推动在地公益发展为使命的枢纽机构行动者搭建一个朋辈学习社群，把愿意做这件事的人聚集起来。社群里面会定期有一些活动，大家可以在一起交流学习，相互激励，共同进步。
当然，区域公益生态建设的具体模式可能会有很多种，以枢纽机构为核心的推动只是模式之一，是我们目前看到能较快进入的一个切点和一种方式。对别的模式，我们现在还没法完全做判断，有一个学习理解和知识累积的过程，可能在之后的工作中会有新的发现。
另外，有一个最新的信息要特别提下，针对湖北省我们目前正在讨论一个针对性的公益支持联合行动，可能会有多家基金会协同。因为这想法近期才提出，还需要讨论论证，现在暂时还没法详细展开。
Q
除了南都公益基金会，还有哪些机构在推动区域公益生态建设？中国的公益行业需要怎么做，才能推动区域公益生态走向良性发展道路？
赖佐夫：区域公益生态的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正式对外推出，我感觉要达成共识可能还要有一个很长的阶段。目前，基金会中做资助的很少，这里面定位于推动行业发展的，可能又是微乎其微了。实际上大量的基金会是以某一议题为导向自我运作的工作模式。
有观点说更多基金会转向资助型机构是区域公益生态发展的前提，对此我个人是打个问号的。从理想状态来说，更多的基金会转变成资助型机构，当然对推动区域公益生态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但它不一定就是决定性条件。
退后一步看，其背后所在意的实则是资源的问题。区域公益生态建设的资源是不是就一定来自我们这些基金会，可不可能有别的来源？我自己感觉至少还有慈善会，实际上是有大量的资源，但是怎么样能够盘活它去支持地方民间公益，这是一个大问题。可能还有别的一些被为我们所不知的资源，每个地方的情形可能又不完全相同，只有走进田野，与在地伙伴一起来走访交流、分析讨论，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它，明晰它，才有可能一起找到针对性撬动的办法。
就区域公益生态建设如何针对性地有效开展，对我们自己来说需要有一个学习认识过程；对基金会同行来说，对区域生态建设的意义和价值认知，也同样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我们还是很希望有共同使命的基金会同行，能与我们一道来共同推动区域公益生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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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佐夫
南都公益基金会助理秘书长，具有跨政府、企业与社会多部门工作经历，专注慈善发展与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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