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eting”，并在美国专利局将此术语作为一个服务标记进行注册。Sue

为支持更多优质公益产品的影响力规模化，助力其更高效、大规模地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好公益平台现开放2022年度优质公益产品申请。欢迎有意愿加入好公益平台、共同探索影响力规模化的伙伴申请。影响力规模化和公益产品是什么好公益平台所说的“影响力规模化”是指推动和支持社会组织大规模、系统性地回应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好公益平台所说的“公益产品”是指针对特定的社会问题或人群需求所设计并提供的具有较高标准化程度、可复制的、成效良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找到什么样的公益产品我们希望找到具备系统性解决社会问题的潜力、有意愿进行影响力规模化推广或已经开始规模化探索的优质公益产品。好公益平台将提供哪些支持资金支持：为入选平台的优质公益产品提供最长3年、每年5万元的非限定性资金支持。此外，好公益平台会根据产品规模化成效和发展潜力，在入选平台的产品中选择一定数量的产品给予一对一深度支持，提供每年不超过30万元、最长3年的非限定性资金支持。能力建设：结合伙伴需求，邀请能力建设服务提供方为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服务，从规模化战略（系统思维）、领导力、组织管理、社会问题分析、项目设计、沟通谈判、监测评估等角度提供丰富的能力建设支持，同时为一对一深度支持伙伴提供个性化的咨询服务和陪伴成长。规模化拓展渠道：联合区域枢纽机构共同举办线上和线下的产品路演，通过覆盖全国27个省份的枢纽组织网络，帮助优质公益产品与各地民政、妇联、团委等政府群团和一线社会组织对接，拓展产品落地渠道，根据实际需求洽谈项目引入和落地。传播支持：通过“公益好声音”项目为优质公益产品提供传播助力，助力产品开展面向公众的传播。资源链接：链接企业、基金会等多方资源，为品牌机构提供包括资源转介、专业咨询等资源对接，如ThoughtWorks数字化社创微工坊、金数据系统账户等。伙伴网络及知识支持：搭建公益产品规模化的支持性社群，共享规模化知识和经验，促进伙伴之间互相学习、交流，共同成长。我们选择产品时看重哪些维度领导人及团队：申请机构/团队对产品规模化达成共识，有较强的规模化意愿和决心；领导人具备行业担当，对细分领域和所申请产品的规模化有强烈使命感和较大投入度；运营规范，团队稳定，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且为规模化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具备可持续的资源筹措能力，可为产品规模化带来资源支撑。产品质量：产品具有成熟清晰的项目模式或方法，在细分领域具有一定引领优势；产品成效已被证实，可解决所聚焦的社会问题；公益产品是机构的核心业务，可保证后续迭代升级。规模化潜质：产品对于某一目标群体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产品具备较强的资源动员和公众参与潜力；初步进行了规模化探索，对规模化路径、质量控制体系以及对落地合作伙伴的要求和支持有一定的思考。与好公益平台服务的匹配度：申请方对公益产品规模化发展的需求与好公益平台提供的服务相匹配；公益产品承诺承担相应的合作义务，实现共赢。谁可以来申请1.

Network）发起的针对“社会问题反应”的一种报道方式。这类报道寻求超越“谁who、什么what、何时when、何地where”的信息，并侧重于“人们究竟做了什么（what

合作机构拒绝配合评估或财务审计等如您对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申报有任何问题，可直接在评论区留言。稍后我们将安排线上答疑会统一解答，敬请期待。END分享、在看与点赞，想拥有一个~

作为一名媒体记者，顾右左做公益报道多年。他发现，这些年来，公益领域的新闻通稿水准在持续下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流水账化”；二是语文水平堪忧。新闻通稿是什么？对于记者来说，新闻通稿是有效的素材，至少可以提供基本的新闻事实，降低采访成本，它是公益机构为媒体提供的信息服务。通稿的内容越好，对报道的支持就越大，更利于机构传播。续《你的传播需要什么图片？》后，如何规避新闻稿常见的错误？（本文在原系列文章的基础上进行整理，略有删减。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01.「新闻稿or流水账」前文我在论述图片时的说的话同样可以用于此处，即主办方缺乏内容思维，过于看重活动内容，一篇新闻稿看下来，像是记流水账，从上到下，大概内容往往是：1、说明活动名称、举办时间、举办场地（某某酒店等)。2、罗列活动指导方、主办方、协办方、承办方、赞助方、支持方……罗列加上出席的领导一、领导二、领导三、嘉宾一、嘉宾二、嘉宾三……(有的领导和嘉宾还配三个以上头衔)。3、在主旨发言环节，某某领导(配图)表示……某某嘉宾(配图)指出……某某领导(配图)强调……4、主办方某某发布了项目（配发布图，一般是几个嘉宾手按启动机器亮灯之类）……5、在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一表示(配图)……嘉宾二表示(配图)……嘉宾三表示(配图)……6、可能还放一张全场嘉宾合影图。一顿操作猛如虎，2000字通稿（我见过5000字的），豪华壮丽亮瞎我双眼。像这样的流水账稿，有没有必要？一般而言，拿到这样的通稿，我得先把图片和说明一张张、一段段地删掉，接着把出席领导的头衔、名称删掉，再把里面的空话、废话、套话去掉；然后把重复的去掉，把有语病的理顺，把有错字的改正，就需要核实的地方联系核实。这个过程就像庖丁解牛，可谓“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解”完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本来应该“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却发现剩下的“干货”只有不到200字，主要内容是新闻的“5个W”(Who(何人)/What(何事)/When(何时)/Where(何地)/Why(何因))，有时候甚至还少一两个W。我……只能风中凌乱。有人说，记者应该通过采访获得想要的内容，难道要直接发新闻通稿？话是没错，现实中还真有不少直接复制粘贴的“记者”，但是，你想过没，新闻通稿是什么？对于记者来说，新闻通稿是有效的素材，至少可以提供基本的新闻事实，降低采访成本，它就是公益机构为媒体提供的信息服务。通稿的内容越好，对报道的支持就越大，更利于机构传播。不提供有效素材，那还需要通稿做什么呢？如果你要保留流水账通稿，那么是否可以再出稿二、稿三？供媒体选择。当你发布某个项目，能否在有内容的通稿中把项目背景、对应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运作模式、项目规模、可行性分析、创新特点、社会价值等说清楚？如果你举办某个论坛或沙龙，能否在通稿中将主题相关的背景（含现象、分析），嘉宾有价值的观点、论证甚至研究等实质性的内容说清楚？这些是牛的“骨”，是有传播价值的内容，需要在活动设计之初就要考虑到。简而言之，新闻通稿中，内容详略的背后是一种对传播价值的判断。以往，这些交给传统媒体的编辑来做，如今是自媒体时代，机构的传播官和决策者们，应该建立这样的传播思维。02.「借鉴“倒金字塔结构”」我刚做公益报道时，一些公益内容的通稿还是有不少实质性内容的。自媒体多起来后，公益机构发稿不再只通过传统媒体，他们自己就有发布渠道，例如机构公众号、头条号及短视频号等。内容传播的形式被打破，但其含金量也逐渐“水”了起来。而公益机构的通稿水平则有待提升。过去，报纸发布的消息稿，大多按“倒金字塔结构”撰写，这是新闻学中的“ABC”性质的常识，但我问过一些传播官，他们都不太知道。什么是“倒金字塔结构”？就是把新闻事实按照重要性排列，依次是重要、次重要、次次重要……看下图就明白了：消息体的倒金字塔结构。这个结构是如何流行起来的？不要以为传统媒体的方法很陈腐，这个结构源自阅读场景。在没有智能手机的时期人们如何读报？假如你在早餐桌边或者地铁上打开一份报纸，首先就浏览标题和导语，五到十分钟就可以浏览完一份报纸，再决定细读哪些新闻；假如你关注体育赛事、前方战事……从报纸标题就能先看到结果。这种结构的消息稿能够让读者在最短时间内了解重要内容。从采编上看，记者拿到重要消息时，采用倒金字塔结构可以不用考虑文章结构问题，第一时间成稿发回后方；对于编辑而言，假如要删稿，也可以直接从后面删起，不会漏掉重要的新闻事实。上述都是场景化应用，只不过这个场景属于上个时代。我曾以为在新媒体时代，这种形式已经落伍了，因为人们似乎更愿意看更多故事、评论和意见。然而实际情形不是这样，快速了解信息的需求甚至更大。因而我有一个观点，即微信公号运营的编辑诀窍在于做减法。那么我长篇大论地说了这么多内容，与公益机构的新闻通稿有关系吗？我并不认为通稿要采用倒金字塔结构，而是要借鉴。机构发布的内容，不管给谁读，都要尽可能简练且凝实。传播官在撰写通稿时，不妨考虑本次活动的内容中，哪些是最重要、次重要和次次重要的，这样有助于安排位置、详略得当。假如本次活动有三个重要领导和六个重要嘉宾出席并发言，且每人有至少三个以上的头衔，光是罗列出来就有两三百字。碰到这种情况，报纸编辑会毫不犹豫地删掉，你要保留也无妨，但能否把这些不太有营养的内容往文章的后面挪一挪，把重要信息放前面？在通稿中写入领导和嘉宾发言时，传播官要分析发言内容，摘出核心观点等实质性的内容，例如“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必须集中资源大力发展乡村产业，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第一要义”，而非“某某领导肯定了某某机构（项目）的有效探索”，或者空洞的“希望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到某某领域中来，为某某事业做贡献”。

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借南都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南都基金会）联合多家机构发起开展的公益项目“好公益平台”名义实施违法诈骗活动。南都基金会严正声明：南都基金会及好公益平台从未开发及运营任何APP，从未以任何方式和名义，与任何机构和个人合作开展过“完成任务返利”“捐赠返利”等形式的资金筹集活动，其一切行为均与南都基金会及好公益平台无关。南都基金会和好公益平台的对外信息发布以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为准。我们正在咨询法务部门意见，搜集相关证据，并对冒用好公益平台名称，假借公益慈善捐赠之名发布虚假信息的组织和个人依法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最后，南都基金会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切莫上当受骗，如发现相关违法犯罪活动，请尽快到公安机关报案。南都公益基金会2021年11月22日附：南都公益基金会官网：www.naradafoundation.org南都公益基金会微信公众号：narada_foundation好公益平台官网：www.haogongyipingtai.org.cn好公益平台微信公众号：haogongyipingtaiEND分享、在看与点赞，想拥有一个~

2021年8月，广东省日慈公益基金会（下简称：日慈基金会）发布了《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公益领域扫描报告》（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下载报告）。就此，我们采访了报告总策划、日慈基金会秘书长张真，与她聊了聊报告背后的观察与期许。日慈基金会自2014年正式开始运行，是家致力于青少年儿童心灵成长与幸福生活的非公募基金会。Q1是什么契机想做这份扫描报告？希望起到什么作用呢？

近日，民政部公布了《“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回顾了“十三五”期间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对“十四五”期间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行了部署，提出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的总体目标、重点领域和保障措施。通读规划，结合对社会组织发展粗放式的观察，笔者的一个基本印象是：就社会组织发展来说“十三五”是调整期，这一时期的法律政策的主基调是规范发展与监督管理并重，调整社会组织的发展由“多”“快”向“稳”“好”转变。“十四五”是发展期，发展是社会组织的硬道理。社会组织依然处在发展期，社会组织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01发展是“十四五”的基调“十三五”的调整为“十四五”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直以来，公益慈善“零成本”“零管理费”的新闻屡有传出。与此相对照，更多的公益慈善组织发起公益项目时，在项目预算中明确列支需要筹集的管理费，却引发了一些公众质疑和争论：捐款凭啥还得给机构“交钱”?

6月18日，民政部举行《“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专题新闻发布会，对规划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规划》明确，到2025年，要达成“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联动机制和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进一步畅通和规范。慈善事业的第三次分配作用更加凸显”的目标。那么，“十四五”时期，社会组织、慈善事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等究竟将如何发展，需要达成怎样的目标呢？共同任务：广泛参与民政重点工作《规划》明确到2025年民政事业发展主要目标是：民政系统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明显缩小，民政事业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实现这些目标，要充分调动广大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和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具体来说，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和慈善组织等需要在以下重点工作中发挥作用：第一，向乡村提供民政公共服务，共同推进乡村振兴。《规划》强调，“十四五”期间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是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二是要提升农村地区民政公共服务水平。《规划》要求，鼓励引导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积极向乡村提供民政公共服务，共同推进乡村振兴。《规划》显示，农村地区民政公共服务包括社会救助，残疾人、孤儿等帮扶社会福利制度，困境儿童和留守老年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关爱服务，农村民政服务设施和村级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等。第二，扩大社会救助服务供给。《规划》强调，要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拓展“物质+服务”的救助方式，为有需要的救助对象提供心理疏导、社会融入、资源链接等服务，增强困难群众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社会救助家庭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提供必要的访视、照料服务。加强社会工作服务，帮助救助对象构建家庭和社会支持网络。第三，对口支援西藏、新疆。《规划》提出，要组织开展全国性社会组织、慈善组织援藏援疆活动。支持西藏自治区、涉藏工作重点省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发展。强化宣传引导，动员各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对接需求，发挥优势，广泛开展救助、教育、文化、卫生等慈善公益和志愿服务活动。第四，创新提供城乡社区服务。《规划》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政府购买社区服务机制建设，普遍建立政府购买社区服务清单，培育扶持一批具有较强专业性和信誉度的社区服务机构。强化政府引导，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志愿服务组织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城乡社区服务。第五，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教育。《规划》提出，要通过公益创投、政策扶持、经费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专业人才，面向社区开展家庭教育、反家暴教育、恋爱婚姻家庭观念教育、生活减压和社会支持等预防性专业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婚姻登记机关设置社会工作岗位，开展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推进婚前辅导教育服务平台建设，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在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覆盖率达到80%。第六，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规划》要求，积极动员村（居）委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开展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活动和服务，引导社会各界关心关注、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民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各司其责、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要动员引导企业、公益慈善等社会力量参与困境儿童保障工作，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困境儿童的良好氛围。第七，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规划》要求，充分发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商业保险有益补充作用，保障不同层面照护需求。鼓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老年人协会、企事业单位开展社区互助养老活动。构建乡镇牵头，村委会、老年人协会、低龄健康老年人、农村留守妇女、村干部、党员、志愿者等广泛参与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格局。完善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大力培育农村为老服务社会组织，强化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大力培育养老服务行业组织，发挥行业协会积极作用。持续实施养老服务人才培训提升行动，大规模培训养老护理员、养老院院长、老年社会工作者。推动实现每千名老年人、每百张养老机构床位均拥有1名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迈进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陈小勇介绍，截至2021年5月底，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已超过90万个，其中全国性社会组织2289个，已基本遍布所有行业和各个领域。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正进入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迈进阶段。下一步社会组织管理方面会有什么要求？《规划》对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有专门章节进行部署。一是要完善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要落实党建工作与登记、年检（年报）、评估“三同步”制度，按照应建尽建原则，持续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化，全面提高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质量。培养社会组织专职党务工作者队伍，鼓励社会组织负责人和党组织书记依法依规交叉任职。推行党组织和管理层共同学习、共议重大事项等做法，发挥党组织在社会组织增强职工群众政治认同、依法执业诚信从业中的引导和监督作用。二是要深化社会组织领域改革。巩固深化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成果，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依法推进直接登记改革，制定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办法，强化发起人和负责人资格审查，加强名称审核、业务范围审定。厘清各部门对直接登记社会组织和已脱钩行业协会商会的管理服务职责，构建登记管理机关、党建工作机构、行业管理部门、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依法监管的新型管理体制。加快社会组织法治建设，做好出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有关工作，制定配套政策，推动各行业领域在立法中明确社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提高社会组织工作法治化水平。完善落实社会组织扶持政策，加强基层社会组织管理服务能力建设。三是要提升社会组织服务能力。健全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建立健全财务、人事、资产、活动、分支机构等内部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组织依法依章程开展活动的意识和能力，使社会组织成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主体。拓宽扶持政策覆盖面，鼓励有条件地区打造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加大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动员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环境治理，积极提供公共服务，承担社会责任。按照国家规定，推动将社会组织纳入有关部门表彰奖励范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还被纳入到10个重大建设工程中，要求高水平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加大专业技能培训、管理经验输出、经费场地提供、人才队伍建设等支持力度，重点培育行业性、公益性、枢纽型社会组织和提供养老、助残、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等服务的社会组织。四是要健全社会组织综合监管体系。落实财务、会计、票据、税务、资产管理政策，完善社会组织非营利监管制度，规范社会组织涉企收费、对外投资、关联交易、募捐捐赠等行为。整治社会组织依托公权力强制入会、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党政领导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等行为。会同行业管理部门制定不同行业、领域、层级的社会组织分类管理办法，实现管理对象、管理措施、管理效果精细化。推进社会组织信息公开，鼓励社会监督，强化社会组织信用监管。推动“互联网+社会组织”制度建设，完成国家社会组织法人库建设。完善清算注销制度，加快清理“僵尸”社会组织。加大执法力度，建立简易处罚程序，完善快速反应机制和综合执法机制，常态化开展非法社会组织打击工作，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领域重大风险。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数量还成为“十四五”时期民政事业15个主要发展指标之一，预期“十四五”时期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数量将达到1250万人。可供参照的是，“十三五”时期，全国社会组织数量达到89.4万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超过1000万人，均比“十二五”末增长30%以上。社会工作：社工专业人才总量达到200万截至2020年底，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到157.3万人，其中持证社会工作者66万人。那么，“十四五”期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发展目标是什么？《规划》给出的预期目标是200万人。如何达成这一目标？《规划》强调要完善现代社会工作制度。一是构建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团助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工作推进机制。建立村（社区）—街道（乡镇）—区（县）三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按照“有场地、有设备、有人员、有服务功能、有工作流程、有规章制度”的标准，加快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推动乡镇（街道）社工站在困难群众帮扶、老年人服务、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社区参与能力提升、社会工作机构与志愿服务组织培育等方面发挥作用，成为基层治理与服务的重要力量。二是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能力。制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标准和规范。引导社会力量举办和发展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优先发展以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农村留守人员、流动人口、家庭暴力受害人等为重点服务对象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推进精神慰藉、教育辅导、婚姻家庭、矫治帮教、戒毒等领域社会工作，培养专业人才，实施品牌化建设。完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机制，发挥好社区志愿者、公益慈善资源协同作用，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三是扩大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支持民政服务机构与基层民政经办机构、社区和社会服务机构设置社会工作岗位，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配备和使用。支持高等院校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学位教育，强化优化专业建设和相关领域课程设置。鼓励一线社会工作者通过培训和考试提高专业能力，获得相应职业资格。建立分级培养机制和分类培训体系，提高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和水平。实现“社会工作人才+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常态化，形成社会工作人才引领志愿者、志愿者协助社会工作人才开展服务的良性互动机制。此外，《规划》还强调，要总结推广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经验，推动乡镇（街道）社工站全覆盖，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推动健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长效机制，促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和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融合发展。慈善事业：三方面主要任务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的重大命题。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对这个重大命题作了阐述，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慈善事业在实现共同富裕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用如何做？《规划》对此进行了明确：一是要积极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修改工作，出台关于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进一步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强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同慈善事业制度有机衔接，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保障改善民生中的积极作用。鼓励和支持慈善力量积极参与重大国家战略实施。健全慈善力量参与应对突发事件的体制机制。二是要鼓励慈善组织和慈善信托发展。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激励扶持政策落地实施，协调有关部门完善税收等优惠政策，探索建立慈善行为记录和激励机制，鼓励发展慈善组织和慈善信托。健全慈善表彰制度，鼓励社会公众、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加强慈善组织培育，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和行业自律，提高行业公信力。优化完善慈善组织登记认定、年度报告、信息公开、公开募捐资格管理等制度，加强慈善活动监督，规范慈善主体行为，保障慈善财产合法使用。畅通慈善领域投诉举报渠道，加强监管检查力度，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三是要规范发展互联网慈善。健全促进互联网慈善发展的政策措施和监管体系，加大互联网慈善支持引导力度，激励互联网慈善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督促指导互联网募捐平台透明化、规范化发展。志愿服务：着力提升志愿服务站点覆盖率《规划》在“十四五”时期民政事业15个主要发展指标中列入了志愿服务的指标——志愿服务站点在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中的覆盖率预期将达到80%。《规划》强调，要加强志愿服务体系和社会参与平台建设。推动完善志愿服务政策法规体系，推进志愿服务标准制定和宣贯，协同推进志愿服务激励褒扬、保险保障等制度建设，配合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体系。培育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强化志愿服务与慈善项目、社会工作协同。推广应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推动乡镇（街道）、城乡社区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社会工作站建设志愿服务站点，为群众参与和接受志愿服务提供便利条件。加强志愿服务记录和证明出具管理，持续推进志愿服务信息数据的归集和管理。推动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未成年人保护、婚姻登记等机构和城乡社区设置相对稳定的志愿服务岗位，在社会救助、养老助残、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组织开展专项志愿服务活动，培育一批志愿服务品牌项目。本文转载自公益时报微信公众号，略有删减。-END-推荐阅读

导语公益活动摄影首先会涉及法律问题。今年施行民法典以后，尤需注意。如用于公开报道，拍摄受益对象一定要取得授权，规避法律风险。现实情况比较复杂，授权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你可以无所顾忌地拍，但不一定都能用。本文作者顾右左是一名资深媒体记者，做公益报道多年，对公益传播也有一些观察和思考。他提出：公益活动中的摄影，要有图片思维。一张被用于传播的照片，背后要有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故事。如果你是公益机构传播官，会如何准备机构传播所需的相片呢？（本文在原文基础上进行整理，略有删减。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01.2020年长沙之旅期间，我去岳麓区太平村找康勇忠，探访麓山少年成长营。康勇忠，人称“康师傅”，他发起的“逆风飞翔·事实孤儿同行计划”，把营地公益和关爱事实孤儿结合起来，成为品牌项目。如今，他任秘书长的机构“大爱无疆”已从岳麓区走向湖南省，还要走向全国。当天恰逢成长营开营，来自全省的64名“麓山少年”和志愿者都在。我是带着相机去的，带着一种记录的直觉和热情——专门针对事实孤儿开展的夏令营可不常见，应该拍下来。我为什么从文字走向摄影？有两个原因：一是从记录的角度来说，两者不可彼此替代；二是摄影让我有一种未来感——是一种站在未来观察现在的创作过程。不是吗？当你拍摄孩子，难道不是为了留存某些感动的瞬间至未来？我问康师傅，能拍孩子们吗。他说不能。我说，拍志愿者呢？他说没问题。开幕式之后，志愿者带着孩子们互动。我掏出相机拍了几张就收了工——相机的长久在场是一种侵略，会破坏活动氛围。最终拿出来用的图片是这样的：我把志愿者放在视觉焦点，抓拍生动的表情。虽然“后脑勺”也不少，但不影响视觉效果。使用时可将图片周边适当裁剪，更突出志愿者，但不能裁太多，因为我想体现的是“场景”和“动作”。拍摄时用大光圈的将前景和背景虚化，即便有孩子露出侧脸，但只呈现轮廓。02.最近，我参加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开展的一场公益助残活动。一家爱心企业向该基金会捐赠语音与文字转换的智能电话卡，用于帮助全国1500位听障人士进行日常交流。听障人士与健全人之间可以通过AI转换语音和文字进行交流，真是太棒了。发放仪式在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举行，一些听障学生当天就拿到了电话卡。活动方有要求：不能拍学生。我选择在仪式结束后进行拍摄，避免拍摄到孩子们。捐方的工作人员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如何使用这张电话卡，我拍摄了局部特写：从构图上来说，这张照片的画面体现了“手把手”的意思。三只手形态各异，构成了一个牢固的三角结构，支撑起画面。如果放大图片看手机里的文字，能大致看出这是AI识别语音形成的文字。不足的地方是图片没有体现出“残疾”与“健全”的元素。03.公益活动中的摄影，要有图片思维。文字和图片的思维不一样。比如描述某个场景，用文字和用图片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它们都属于内容思维。一张被用于传播的照片，背后要有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故事。当你拿起相机或者手机，去拍摄将被用于传播的图片时，尝试着接近一种摄影师或者创作者的思维。单纯地把某个场景拍下来是不够的，你需要寻找角度、考虑光线、规避风险、选择适合于表达的元素，让照片简洁、有效地表达出某个主题。“彩虹村”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成长计划项目宣传图片。（图片来自好公益平台官网。）虽然孩子的表情看不到，但是工作人员（左）的关切、怜爱的情绪已经快要溢出照片了。三人中间的老人（应该是孩子的长辈），像一面镜子，已经“反射”出孩子的表情。这是一张明确体现“彩虹村”项目风格和成效的照片。不足的地方是有点欠曝，导致画面偏暗。04.我建议，公益机构不要把照片拍摄的主要任务交给不具备内容思维的工作人员甚至是志愿者，而是应该交给专业人员。假如你的机构有专职传播官员，他/她应该具备一定的摄影和图片编辑技能。如果没有专职人员，则机构负责人应该学习相应的传播技能。传播官应该对单次活动以及全年的图片收集、整理和传播有通盘考虑；与摄影师（大部分不太懂公益）沟通、协作，获取想要的图片；假如机构难以负担聘请专业摄影师的成本，传播官应该懂拍摄、处理和传播，最好还懂一些设计。这将有利于机构整体视觉形象的提升，体现在新媒体排版、年报设计等诸多方面。因此，如果要搞摄影培训，我认为应该搞小规模的培训，对象是传播官员或参与传播的人员，而不是全体志愿者。05.公益机构传播，需要准备什么样的图片？我这篇文并不尝试详尽罗列，原因有二：一是各家机构需求不一，未必契合；二是没有调查和实证，难免挂一漏万。我假设自己是一名传播官，开始罗列所需图片。最后大概可以归为四个层面。

导语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已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公益组织在《民法典》的实际应用中，可能存在哪些常见问题或误区？我们邀请了资深公益法律人士、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何国科律师进行分享。（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关于肖像使用

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根据该规定，基金会的特点主要有：（1）以公益为目的；（2）设立财产来自于捐赠；（3）具有非营利性，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

南都公益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5月，是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基金会始终坚持“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推动优秀公益项目和公益组织发展，带动民间的社会创新。

导语去年，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话题首次出现于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南都基金会、敦和基金会、沃启基金会和资助者圆桌论坛（CDR）联合主办了名为“开聊行业基础设施

前言11月25日下午，由敦和基金会和南都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平行论坛”在线召开。十几位嘉宾（线上或线下）齐聚敦和基金会的北京办公室，围绕“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展现与展望”主题进行了讨论。这是业内第二次就“公益慈善基础设施”话题举行的专门论坛了。首次就该议题进行讨论的活动是在去年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上，南都基金会、敦和基金会、沃启基金会、资助者圆桌论坛（CDR）主办了“开聊行业基础设施不止听还有行”论坛。在那之后，“基础设施”逐渐成为行业讨论的一个热词。（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是谁最需要公益慈善基础设施？为何要建设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早在2017年就对此进行了解释，“基础设施是公益行业的‘道路’、‘桥梁’、‘水’、‘电’、‘通讯信号’等，是支撑公益行业有效运作的基础性环境，这种环境有助于公益行业中的所有组织开展工作并最终达成其使命。”在2019年的论坛上，有两位专家又对建设行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进行了说明：时任敦和基金会秘书长的陈越光老师表示，“我们提行业基础设施，是希望公益行业建构一种新的视野，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全局到个体，并据此思考问题”；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官员谷青则认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已形成纵向的、分领域、分议题的发展态势，下一阶段应有更具战略性、关注整体的慈善行业发展态势了。基础设施对于行业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值得思考的是，谁才是基础设施真正的受益者呢？建设行业基础设施的使命又是什么呢？毕竟公益行业最讲使命。当然，所有公益生态中的要素都是基础设施的受益者，但我个人认为，处于行业底端的广大草根机构，无疑才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受益群体。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讨论应该有他们的声音，他们最清楚自己的需求，什么样的基础设施是缺少的，或者什么样的基础设施是不需要的。举办论坛的目的是协调各方资源，让基础设施更有利于行业的发展和完善。所以找谁发表意见，由谁发表意见，直接关系到某个群体的话语权与利益协调的公平性。但遗憾的是，今年论坛到场的嘉宾除了学者、基金会负责人和媒体外，并未看到草根组织的身影，用山东社创张健老师的话说就是：“到场的要么是‘金主’，要么是‘富二代’。”而且，一些嘉宾在谈到对草根组织的支持和资助时，称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草根组织的水平，比如参与者少、能力不足、信息匮乏……，所以在表达上说的最多的是“我们需要…，我们希望…”等话。的确，很多草根公益组织的素质和能力确实很低。我曾采访过一个地区枢纽机构的负责人，她告诉我说，他们资助的一些草根组织，项目计划书要指导半年才能写得比较完整，财务报表也要讲好几个月才能看得懂。草根组织大都是社群自组织，确实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也深知自身的需求何在。正因为草根组织能力低，才需要支持和资助啊。不然，做公益资助的目的何在呢？还有的机构负责人也告诉我，很多“金主爸爸”一听草根组织的能力是这样一种状况，转身就走了，“他们希望很快的有效果”。我们经常讲，公益是为了满足受助人的需求，但面对草根组织，一些资助者们却选择了“逃避”，这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这些资助者的公益动机了，到底是真的想促进行业发展，还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做公益的道德情怀呢？此次论坛上发布的《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扫描报告》（点击'阅读原文'获取）提出，公益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资源和能力两大核心要素的发展及其之间的良性互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就是回应促进单一要素发展和要素之间良性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共性需求的解决方案。描述虽然有点拗口，不太好理解，但的确指出了当前公益生态建设存在最突出的问题，即“资源”和“能力”的缺乏以及两者之间互动的不足，这让行业的“马太效应”愈演愈烈。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老师在论坛上也指出，这份报告非常有意义、有价值，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对行业的发展非常重要。但是行业到底需要哪些基础设施，还需要更深入的评估，“哪些是当前非常迫切、满足程度又特别低、需要我们重点进行投入的；哪些虽然也重要，但可能市场就可以满足，也许不需要行业重点的关注和投入了”。所以，如前面所说，当我们在谈基础设施时，一定要注意广大草根组织的需求——这是全国数十万个草根组织需要的基础设施吗？不管是评估还是讨论时，一定要倾听他们的声音。最需要什么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目前公益行业最需要的基础设施是什么？或者说，行业发展中哪一部分被我们忽视了。我们先看三个数据。一个是社会组织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据马庆钰教授带领的“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究”课题组测算研究发现，2016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达2789亿，仅占当年GDP的0.37%。另一个数据是，希望工程作为迄今为止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公益项目，30年累计接受捐款152.29亿元，其中还不乏行政力量的推动。第三个数据是，2011年温家宝总理大笔一挥就是160多亿元，由中央财政负担680个县(市)的“免费午餐”。从上面这三个数据，我们似乎可以悲观地看到，社会组织在真正的解决社会问题上贡献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但为什么我们还要做公益呢？就在于公益的倡导作用和力量，试想，如果没公益力量的推动和影响，“免费午餐”会那么快地上升为国家行动吗？“希望工程”更重要的并不在于捐建了多少学校，而是掀起了全社会关注农村教育的热潮，从而促进了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公益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倡导，通过倡导推动政策的出台，通过倡导链接人与人的信任，让“人人献出一点爱”，从而整合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中来。山东省的区域公益生态建设这几年发展态势非常好，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山东省慈善总会和山东社创重视倡导和传播，敢于拿出资金来搭建倡导和传播渠道，在做好项目的同时，把项目的理念、故事和模式也及时地传播出去，引发社会的共鸣，更多的资源才能进来。所以，对于想致力于行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基金会而言，不容忽视与传播倡导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四两拨千斤”说的是比武之道，要借力打力。我认为，只有练好“四两”的倡导真功，才能推动公益慈善事业这艘大船快速前行。而当越来越多的资源进入到这个行业中来时，能力建设、人才培养等问题自然就会由“公益市场”去调节去解决。我想分享一个因为倡导做得好而年筹款千万的项目。某基金会在启动一个有关残疾儿童助养的项目时，项目负责人对捐赠企业的要求是：捐赠额的一半要拿来做倡导和传播。这种“劈一半”做倡导的做好看上去有点“不合理”，但正是如此，这个项目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也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支持。三年后，这个项目的年筹款额超过千万，到现在都比较稳定。之后，该项目负责人开始拿出资金和精力来为当地草根组织赋能，打造当地的公益生态建设，亦成果显著。古语说，“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需要“千人之力”，就需要倡导来集结“千人同心”。因此，对于整天喊着缺少资源的诸多公益机构而言，倡导才是当前最重要的公益基础设施之一，希望有更多的基金会能认识到倡导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为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平行论坛上的发言。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谈论“公益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早，我先引用她的定义：“公益行业基础设施是一种软的基础设施，它是公益行业的‘道路’、‘桥梁’、‘水’、‘电’、‘通讯信号’等，这些‘基础设施’是支撑公益行业运作的基础性环境，有助于公益行业中的所有组织有效开展工作并最终达成其使命。”

导语11月25日14:00，敦和与南都基金会联合主办的CFF2020年会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平行论坛（点此了解活动详情，腾讯会议ID：141785868）试图从基础设施的视角，探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当前面临的关键需求和行动案例，以期激发更多行动方的参与，助力行业对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解从认知到行动不断推进。为了更充分、深入的探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议题，敦和基金会专访了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联合创始人魏晨，他针对该议题提出了独具一格的观察剖析视角——硬体、软体、韧体，并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发表论述：一、如何理解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其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有何价值？这方面紧迫且关键的发展点是什么？二、基金会如何支持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发展？三、乐仁乐助如何构建组织自身的基础设施？在推动区域慈善基础设施方面有哪些案例和经验？观点提要🔹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对应到公益行业，我认为有硬体、软体、韧

导语11月25日下午，敦和基金会与南都基金会联合主办的CFF2020年会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平行论坛（活动报名|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有何价值？各方如何参与？），试图从基础设施的视角，探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当前面临的关键需求和行动案例，以期激发更多行动方的参与，助力行业对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解从认知到行动不断推进。为了更充分、更深入的探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议题，敦和基金会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结合时代背景及行业大环境，她提出推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要在绕不过去的点上持续下功夫。同时，贾西津教授分别从纵向和横向视角，分析了不同生态点位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角色，极大丰富了“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内涵和外延。推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要在绕不过去的点上持续下功夫Q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如何生成？我们如何理解、认识它？贾西津：理解公益慈善基础设施首先要了解公益慈善的生长逻辑和结构。公益慈善的第一层结构的出现，是因为公民基于人的自我发展和利他之心会产生很多需求，于是就成立兴趣性、学术性、服务性、互助性等复杂多样的组织以满足这种需求。当第一层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组织之间就会产生相互联合、服务的需求。当这种进一步的需求生长为一种体系性支撑结构时，就是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就像房子，除了砖、水泥，也会有柱子、房顶。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组织中，有一大类为各种各样的联合性组织，如联盟、网络、总部与分部等，如国际狮子会总部设于美国，在世界各地设立了4万多个分会。同时，在这基础上会逐渐形成为第一层结构的组织提供支持的公益慈善基础设施要素，如资金、人才、技术、产权、政策、政府关系等。这种支持性组织也是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一种类型。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是一种行业发展的内生需求。推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不要有计划思维，想设计出一个蓝图去推动实现，而要把这种结构性需求看做是种子，采用松土找阳光、空气、水的方式，易化其自下而上的生长。认知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公益生态的意识，认知其生长规律，才更好促进生态。Q如何推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你有何建议？贾西津：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平行论坛主题：聚力共生

导语古人讲“郡县治，则天下安”，说的是治理好县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前途命运，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何尝不是如此？只有每个地方的小生态建好了，整个公益生态才能好。区域公益生态的建设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具有极大的价值，是公益的土壤。区域公益生态建设作为南都基金会2020年探索的重点，我们策划了该系列内容，将访谈相关领域的一线实践者、专家等。本文是区域公益生态建设访谈系列第七篇，本期嘉宾是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下称“云南连心”）主任兰树记。他认为，公益生态建设应该“因地制宜”，需要充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依据当地特点和实际需求，在纵向维度从一个个村、镇、再到区县市由下而上的营造构建，在横向维度则需要从老幼、病患、环境、灾害等不同领域方向进行打造构建，形成多元而丰富的各地区域公益生态。（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科班出身”却担心被说“不务正业”马广志：看履历，你一直在社工领域工作，曾获得首批“全国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称号，你是如何进入这个行业的？兰树记：我是2002年到云南大学就读，高考志愿填报了法学、经济学这样的热门专业，但分数达不到，就被调剂到社会工作专业。云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教育，尤其注重学生的实习实务训练，所以大学期间除了课堂学习外有很多实践机会。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做实务，所以专业实习之外，我还参与了云南本地一些公益组织的志愿服务与实践活动。禁毒防艾、街头流浪儿童救助、城中村的流动儿童服务、残障人士协同、工友职安健工作等领域都有所涉猎。在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看见了原来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和家庭需要得到关注，还有许多的社会问题迫切地需要社会力量去想办法参与解决。也感受到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训练，不仅教会我们如何运用好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思考的底层逻辑、专业价值观得到重塑，也慢慢学会运用专业的理论去看到每一个社会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找到症结，进而采取有效行动让事情得以改变。马广志：这种丰富的实务经历对就业应该是帮助很大的。兰树记：

导语古人讲“郡县治，则天下安”，说的是治理好县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前途命运，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何尝不是如此？只有每个地方的小生态建好了，整个公益生态才能好。区域公益生态的建设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具有极大的价值，是公益的土壤。

导语古人讲“郡县治，则天下安”，说的是治理好县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前途命运，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何尝不是如此？只有每个地方的小生态建好了，整个公益生态才能好。区域公益生态的建设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具有极大的价值，是公益的土壤。

申请条件：凡阿里巴巴3小时公益平台已入驻机构即可（以下三类机构可申请入驻3小时公益平台：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有法人证书的公益机构、高校志愿者协会等公益类社团、医晥博物馆等机关事业单位的志愿服务队等。）

导语古人讲“郡县治，则天下安”，说的是治理好县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前途命运，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何尝不是如此？只有每个地方的小生态建好了，整个公益生态才能好。区域公益生态的建设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具有极大的价值，是公益的土壤。区域公益生态建设作为南都基金会2020年探索的重点，我们策划了该系列内容，将访谈相关领域的一线实践者、专家等。本文是区域公益生态建设访谈系列第三篇，本期嘉宾是贵阳市众益志愿者服务发展中心（下称“众益”）主任严培文。（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公益生态”是一个价值链的循环马广志：您如何理解“公益生态”的概念？严培文：对“公益生态”这个概念，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和见解，我们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更多是从行动层面来理解的。因为众益这些年一直支持行业发展，在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孵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个人理解，“公益生态”是一个价值链的循环，价值链上的各利益相关方是建立在理解和信任基础上的。一个好的公益生态环境，需要跨领域、跨部门的信任、沟通和合作，这是行业生态建设的基础。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一个生态环境，公益也不例外。需要有一个明确分工和定位的发展趋势，需要跟产学研合作塑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包括怎样建立起与外部跨领域、跨部门沟通机制，怎样合理的对资源进行分配和调动等。马广志：如何看待我国目前整体公益生态状况？严培文：从大的环境来看，现在是有利于公益生态建设发展的。但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曲折。比如，资源现在更多地集中在政府和主要的基金会手里，但他们对一线社会组织的需求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乏了解，流动性不够。其次，信任关系很脆弱。不管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还是基金会与草根社会组织之间，缺乏一个信任的沟通机制。互联网的发展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行业的发展，但也导致行业出现一些错位现象，比如，本该由基金会承担的资源整合及研发工作，现在却大量的落在了NGO身上。而基金会更多是在扮演一种执行者的角色，消化资源，笼络伙伴。马广志：贵州省的区域公益生态建设是怎样的？严培文：这要放到一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段来看。近年来，贵州省公益生态的建设是显而易见的，但相比起周边四川、湖南等省来说，总体相对比较慢，社会组织数量也比较少。由于贵州省有其特性，整体比较贫困，少数民族地区也多。早些年，国际组织进入的比较多，对本土社会组织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经过近些年的发展，社会组织数量虽然看上去比过去多了，在不同的领域也都有发声和行动，但由于政策原因，总量还是偏低。另外，随着国际机构的退出，存活下来的社会组织并不多。大量的有原生性的扎根本土的社会组织，都是从志愿者团队慢慢成长起来的。这些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问题，比如2013年由于政策原因，迅速成立了一批社会组织。但由于公益行业生态刚开始，无法给予整个生态链的支持，这些由政策扶持成长起来的社会组织，无法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而迅速消亡掉一批。据统计，目前贵州省社工类机构还不到100家，非常少。而且大多数的业务范围还停留在原有的传统慈善领域，发展的深度不够。但也有好的一面。过去的社会组织大多数集中在省会周围地区，但近些年各市州的社会组织开始成长起来，其中有一批在当地很有影响力。毛刚强博士（2000年开始从事公益,是贵州民间公益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直接推动或者支持的职业化公益组织十余家）判断说，这些社会组织因为原生性和本土扎根性，有顽强的生命力。因此，尽管生态环境不好，在资源缺少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组织通过野蛮生长，也慢慢发展起来了。这样一个态势对未来贵州整个公益行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是资源催生的，而是原生的扎根本地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强。这对于未来整个贵州区域公益生态的建设是比较宝贵的。所以，我们非常重视市州一级社会组织伙伴的发展，对它们也比较支持。构建一种纵横交错的立体公益生态体系马广志：政府对行业的支持有哪些举措？严培文：政府对公益行业的培育和支持虽然有，但力度不够。这些年，我们不断地跟政府沟通，也有很好的成效，特别是跟民政系统和慈善会系统的沟通，构建了一个促进地方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我们的经验是，与政府的合作，要通过以行动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断地植入行业发展对社会治理作用等理念，争取信任，才有可能通过政府的一系列作为来支持行业发展。马广志：贾西津老师说过，“基金会在公益生态中应该是一个支持层”。省内基金会对公益生态建设是如何支持的？严培文：在早期，国际机构对行业生态建设的支持比较多。2013年后，随着国际机构的退出，支持公益生态建设的就少多了。近些年，我们比较认同的，接触也比较多的是一家香港NGO，它多年对贵州社会组织发展进行支持，而且是持续的。其他的，可能要么是我不太了解，要么是真的非常少。马广志：众益志愿者服务中心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严培文：2011年前，众益只是一个关注自身发展的组织。2011年才转型成为一个支持社会组织的平台型机构。从2011年到2015年的5年时间内，我们做了大量对人及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孵化的工作。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市州一级的社会组织，都是在这个时段跟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2015年后，众益开始更多地通过建立议题网络和行动网络的方式，加快了对一线组织的培育支持。同时扮演了一种与政府、企业和基金会沟通的多面孔的枢纽角色，建立了与政府、基金会和地方社会组织的沟通系统和多元参与机制，通过“议题+行动”的模式，共同推动县域组织的发展，再次下沉。这可以简单地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更多的参与省会城市的社会组织交流和培训，第二阶段是市州一级，现在则下沉到县，包括乡镇，让社会组织在社区和农村扎根。马广志：这其中有没有比较突出的例子？严培文：贵州盘州市义工联合会（简称“盘州市义工联”）比较突出。最早跟他们建立沟通时，它只是一个志愿者团队，处于发展与消亡的临界点，在登记注册、资源引入及组织能力上都面临很多问题。在众益近十年的陪伴和支持下，盘州市义工联已经成为当地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平台型枢纽机构，还跨区域去广西、福建开展一些工作，规模达上百人。而且从志愿服务到专业社工领域呈现了多面发展的形态，相当于十几个组织的联合体。可见，在草根组织发展的关键时期，给予陪伴并帮助梳理方向、制定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在贵州省，像盘州市义工联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都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公益生态小环境。马广志：每个县、州的小生态环境好了，整个贵州省的区域公益生态建设自然就好了。严培文：其实这是两方面的作用。在构建整个公益生态链时，众益搭建的是在省级这个层面的，是通过政府的行政体系帮助这些伙伴在市州一级建立沟通和合作渠道，是自上而下的，是纵向。而市州的社会组织则依靠其在本地的原生性和扎根性是自下而上的，是横向的。两者的结合打通了整个环节，从上到下构建了一种立体的公益生态体系。政府的行政体系是非常完善的，过去的方式多是和单一部门合作，没有把行业生态的视角放进去，造成了不可持续性。有句玩笑话说，我们过去跟政府合作全靠刷脸，因为人是变动的，他可能受限于行政体制，或者人性使然，要么搞得成，要么搞不成，风险太大了。所以，我们不断地尝试在政府的体系下面建立起一种合作机制，即使人员流动，这种合作机制是不变的，有利于持续的支持和促进行业发展。事实证明，这种机制是持续的，也是非常有效的。目前最重要的是夯实基础、提升专业马广志：在跟这些组织的合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严培文：首先，是太多的不确定性。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问题，是多元的、复杂的，很多不是众益能帮它解决的。而且对这些机构培育后，它们对资源的需求成为一个难题，到现在为止，这些问题还依然存在。只要发展就需要资源，这很现实。我们一直坚持做的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网络——过去做得太多了，我们都能讲，但现实遇到的问题才是发展不下去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强调“能力建设+行动”，技术问题好解决，省内不行，可以请外地的。而行动是需要资源的，众益如何能趟出一条路来整合资源促进伙伴的发展，这是最考验我们的。所以，我们引进的资源都不是众益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而是通过品牌化、规模化项目跟政府、企业或基金会建立合作关系，让政府、企业或基金会参与进来，大家共建一个行动网络向下推进；这样既解决了资源的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建立与政府、企业和基金会的合作。令人欣慰的是，有的品牌项目通过伙伴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最终影响到地方政府针对相应的群体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改变了过去的制度。马广志：今年的疫情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公益行业也不例外。众益志愿者服务中心的情况怎样？严培文：众益目前受到的影响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自2017年底就建立了与政府、企业和基金会共同参与的合作模式，很多项目已纳入政府的规划当中，所以正常的运营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当然，现在大家都在谈社会组织要面向公众筹款，要参与99公益日，这个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可能带来一些新的改变，我们现在对伙伴的支持也有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联合劝募。环境变了，我们一定要跟上，但前提是要确保我们和伙伴生存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再寻求一些新的突破点。所以，至少今年问题不是特别大。但往后几年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我们要改变和创新的窗口期，是一个机会。马广志：在推动区域公益生态建设上，众益最近有什么规划？严培文：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跟学界沟通，希望专家学者能参与到贵州省的公益生态建设中来，以他们的专业视角，来提升现有社会组织的专业水平，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此前，我们跟政府的沟通已经能很顺利的开展工作，和一些企业、基金会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继续推动。贵州省培养出来的社工进入公益行业的非常非常少，这对于行业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提升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下一步，我们将着力于市州一级枢纽机构的培育，也希望通过学界的参与，能够为行业输入一些新鲜血液，并提升它们的专业水平。另外，贵州省的社会组织大多还在捐资助学、社区养老等传统慈善领域，其实是还有更多领域是可以参与的，这也需要学界的谋划。马广志：您对贵州的区域公益生态建设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期待？严培文：一个好的公益生态环境必然有一条完整的价值链，产学研也好，政策也好，资源也好，行业的多元化发展也好，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就眼下而言，夯实基础，提升专业，才是最重要的。-END-微信重大更新!微信公众号推送时间线打乱，请小伙伴动动小手，加上星标，点赞、点在看、留言互动。精彩内容会优先推送给你哦！推荐阅读

导语古人讲“郡县治，则天下安”，说的是治理好县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前途命运，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何尝不是如此？只有每个地方的小生态建好了，整个公益生态才能好。区域公益生态的建设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具有极大的价值，是公益的土壤。区域公益生态建设作为南都基金会2020年探索的重点，我们策划了该系列内容，将访谈相关领域的一线实践者、专家等。本文是区域公益生态建设访谈系列第二篇，本期嘉宾是陕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王娜。（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呈现多元性的不平衡状态马广志：在今年疫情的背景下，讨论“公益生态”的意义在哪里？王娜：疫情之下，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和危机，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公益生态建设的重要性，亟须一种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策略。我所在的陕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是地方支持型、枢纽型服务平台，是推动行业发展的行动者，同时也是公益生态链条上的一个资源分配、需求对接的关键点。从这个定位来讨论公益生态，应该包括系统思维和共生理念两个视角。一个是系统思维。陕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前些年的服务策略是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即根据社会组织遇到的问题和需求作出回应。但我们在服务过程中，却发现对社会组织的影响有限、不持续。我们认识到，问题和需求应该放到一个系统环境里的三个层面来看，包括政策环境、社会环境、资源环境等宏观层面，本地公益圈之间关系的中观层面，与社会组织个体内部的专业、人力、技术等微观层面等。后来，我们就从原来的主题型、单向型的服务模式转到公益生态的营造和倡导上，从2015年开始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和推动。另一个就是共生理念。所谓共生理念，是指生态本身有一定的机制和关联关系，彼此之间有协商、合作和互惠，最后达成一种平衡。我们在与各机构的合作和交流过程中发现，创造一个互惠发展的生存共同体是必要的。尤其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和危机，以共生的形态形成新的合作模式和结构，这个模式和结构在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变化和冲击时会产生抗逆力，是非常重要的。马广志：在你们的推动之下，情况是否越来越好？王娜：有点悲观。在新的机遇和挑战下，支持型组织应该用什么样的模式和理念为本地社会组织提供支持和服务，是我们团队内部近期思考的问题。比如，疫情之下，如何应对伙伴们遇到的问题和需求；以及我们自身组织的服务模式和应对策略是什么，这都是目前需要做的功课。马广志：那目前陕西省的公益生态现状是怎样一种状态？王娜：陕西是慈善公益的发源地之一，上个世纪90年代，多个国际组织在陕西落地生根，催生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农村社区发展类项目。但近年来，陕西的公益生态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特点是呈现多元性的不平衡状态。首先，专业性服务机构不平衡。陕西省社会组织数量虽然居于全国前十几位，但服务模式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志愿服务类、扶残助残类等传统慈善领域，某个议题下的专业服务机构还比较少。其次，地域发展的不平衡。省级社会组织比较多，也比较活跃，而区县一级的社会组织则相对比较薄弱，数量少，而且大部分都在传统慈善类领域。但由于大环境的变化，这些市县域的社会组织的资源更多来源于当地政府及本地社群的支持，处于求生存的阶段。所以，相比于全国，我觉得陕西的公益生态建设还处于偏下游的水平，构成生态的各种要素还处于初期起步的状态。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前期阶段马广志：怎么推动和改变这种状态呢？王娜：首先，认识到行业生态建设的重要性。虽然之前也在做相关的倡导和影响工作，但在疫情冲击下，大家感同深受，我觉得应该抱团取暖。比如，我们组织发挥枢纽机构作用，与政府紧密互动，提高相关部门了解和认识行业生态建设对本地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性；同时搭建对话交流平台，听取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问题，让大家发声。第二，推动建立全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支持网络。全省50多家服务中心参与其中，形成省市县（区）枢纽社会组织支持网络，推动当地组织发展。行业生态构建是多方协同的结果，不仅仅是一两家机构所能推动的。第三，专业服务知识输出，建立共享的支持模式。因为省里资源相对丰富，比如专家库资源、服务标准等共享出来支持服务大家。第四，打破圈子，将行业商会协会等资源链接到公益慈善类组织里来。通过特定的议题，搭建渠道平台，交流互访，促成合作。如304家社会组织组建的12个扶贫合力团，开展社区服务的共创计划等。最后，就是推动跨政府部门的参与和支持。今年我们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打造支持品牌机构和项目，推送给相关职能部门，发挥示范引导的作用。马广志：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您觉得成效如何？王娜：谈成效还早。目前还处于摸索的前期阶段，而且从整体大的目标来看，区域公益生态建设是未来主要工作重点。需要建立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公益事业共同体马广志：现在大多社会组织处于一种自救的状态吗？王娜：是的。选择这个行业，是使命感和价值感所驱动亦或其他，是内在的自主选择。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社会组织应该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积极开展自救和互助，不能仅仅依靠某一方。在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下，可以推动组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如树立服务品牌，建立多元筹款渠道，调动多元群体参与，多方合作共赢等去应对变化。马广志：对外部的需求是否很强烈？王娜：现在特别需要一个外部的支持体系，如果有外力的支持，就等于给我们打了一支强心剂。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有深深的无力感，可喜的是省内一些基金会也在做积极改变，比如陕西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表示愿意与本地草根机构合作，这释放了一个很好的信号。但整个区域公益生态的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基金会参与进来，支持行业发展。马广志：你们有了行业生态建设的意识，而且外力也在参与,比如南都基金会联合共建的中国好公益平台，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在各地举办峰会，也是在支持行业的生态发展。王娜：我们都有积极的参与，包括针对议题网络的支持，很感谢他们的推动和支持。但更重要的还是本地的资源介入，基金会对催化区域公益生态发展是很重要的核心角色，但本地基金会大都是操作型的，纵观整个行业关注支持行业生态建设的基金会也是屈指可数。作为枢纽组织，职责就是要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倡导、链接媒介资源；发挥互联网的优势，讲好公益的故事；同时调动企业和公众等非公益圈的资源来支持公益事业的发展。发挥好枢纽组织存在的价值任重道远。马广志：公益的本质是倡导，而不仅仅是做项目。只有整个盘子做大了，这个行业才会发展得好。王娜：其实，只有整个公益生态构建完善了，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激活组织》这本书阐述了商业共同生长、共同创造价值的理念，公益行业也需要学习这种观念，在一个不完善的生态下，没一家机构能独善其身。中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公益行业也需要建立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公益事业共同体”。我的一个强烈诉求，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以议题为切入点，让更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进来，把行业影响力做大。-END-微信重大更新!微信公众号推送时间线打乱，请小伙伴动动小手，加上星标，精彩内容会优先推送给你哦！推荐阅读

导语项目停滞、线下活动取消、资金断流……新冠肺炎疫情给公益组织带来了很多困难。在重重压力下，一些公益组织迎难而上，乘风破浪，积极寻求方法，突破重围。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的经验和模式有没有可以借鉴给其他机构的呢？危机也是机遇“机构服务总量部分在地服务先后新增加项目34个，协议总量增加近140%。部分事业部服务项目翻了一番；完成督导类、设计类、咨询类、规划类、示范类、评估类项目22个。”7月2日，总部在苏州的乐仁乐助以“机构2020上半年发展取得突破”为题发布了机构半年总结，公布了上述数据。除了项目，人员也增加了37名。“我们3月份就恢复正常了，大概受一个半月左右的影响。”

2.案例字数严格控制在3500字～5500字。建议各部分字数如下：背景部分500字左右，扶贫主要做法1500-2500字，扶贫的主要成效部分1000-2000字，主要经验部分500字左右。

导语古人讲“郡县治，则天下安”，说的是治理好县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前途命运，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何尝不是如此？只有每个地方的小生态建好了，整个公益生态才能好。区域公益生态的建设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具有极大的价值，是公益的土壤。区域公益生态建设作为南都基金会2020年探索的重点，我们策划了该系列内容，后续将访谈相关领域的一线实践者、专家等。本文是区域公益生态建设访谈系列第一篇，本期嘉宾是山东省社会创新发展与研究中心（下称“山东社创”）执行理事张健。（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山东省区域公益生态建设刚刚起步马广志：您对“公益生态”是如何理解的？张健：这个概念是从社会生态系统的概念延伸出来的，用的是同一套分析框架。从宏观到微观，从各生态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不同层级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生态系统是一个多方共生和共建的动态过程与结果。从操作性角度，我们关注的更多是县域公益组织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生态。其生态要素包括人、钱、物（资源）、活（项目）、脑（战略规划）等内部要素；从外部来看，则包括政府、企业、大众、媒介及其他专业支持方等方面。我是社工出身，在关注社会服务的专业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时，却发现在县域这些工作少有人来做和能做。如果要形成能够担当这些功能的主体，需要很多条件，缺乏上述的基础性要素，需要多种相关利益方的共同行动。县域公益生态建设也就需要从基础要素的培育开始。同时又不能止步于此，需要继续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做更高阶的一些工作。这种现实条件和时代需要之间的张力，也是目前县域公益生态建设需要应对的一个特点或者说困局。当然，这些事关生态的问题，是在逐步接触和深入到现实公益环境过程中发现的，我们并不是先知先觉的行动者。马广志：在您看来，山东省在区域公益生态的现状是怎样的？张健：山东省区域公益生态建设刚刚起步，还不成一个模样，不确定性非常多。公益生态建设需要多方有意识地去推动，从存在到自觉、从共识到行动，基础设施相对具备了，才能谈生态建设。但现在，这些都不太有。公益生态建设需要政府多部门多口的行动。但政府作为资源最大的掌握者和调配者，在公益生态建设上并没有通盘规划和顶层设计，甚至都不理解这个概念。所以从机构设置和业务板块的分工来说是分隔的，从省到县都是如此。从社会组织角度来说，当前“活下来”是最重要的。而且社会组织本身也缺乏组织化运营，缺乏精力和能力支做区域公益生态建设。第三方支持机构也很缺乏，企业和基金会大部分都是以机构为本做自己的事，也不太关心公益生态建设。大众更多关注的还是救助个案，特定的群体。所以，公益生态建设在山东的情况，目前还处于一种少数人的倡导和实验的状态，还不是主流。马广志：但就整个行业而言，山东在推动区域公益生态建设上，给人的印象还是很有成效的。山东社创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张健：区域公益生态建设是行业发展所急需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和坚持这件事的机构和人却不多。所以，外部的伙伴可能就认为我们做了点事儿。山东社创是顽固的倡导者，承担着一种是推动者、组织者和行动者的角色。不管是坚持与各方对话，还是在行动逻辑上，都在努力的倡导，让各方意识到这事是急需的，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做的，而且是各方受益的。但因为现实存在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做着勉为其难、力不从心的事情。马广志：具体来说，山东社创做了哪些事来推动区域公益生态建设？张健：公益生态建设是一个过程。在各方缺乏共识、缺乏准备的情况下，启动本身就已经是非常难的。我的行动逻辑就是做样板间，做标杆，就是“撕口子”，让各方有亲身的体验或者可视化感受，这样才有可能相信和参与、贡献。所以最初我们是在潍坊做了一场实验。2015年-2017年，我们在潍坊整合资源做了“黄谷生机”项目，希望政府能看到社会组织也能提供专业服务做大项目，而不是只能做边边角角的志愿服务。倡导通过项目化运作，让政府看到公益组织的力量，更加重视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我们积极参与当地社会组织的培育，协助市级、区级社会组织培育机构把小伙伴更好地聚拢在一起，强化人、财、物等生态要素的培育，让各方体会到生态建设的效果。还与南都公益基金会、壹基金等合作，做了第二届“全国支持性社会组织发展论坛”，努力打通与当地民政及工青团妇的关系，从第三方支持到伙伴共建，推动重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打造。对推动多元媒介在公益生态建设上，我们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成立公益传播联盟，与地方电视台一些栏目的深度合作等。总之，就是试图把相关利益方聚拢在一起，推动社会组织的专业化、规模化和持续化。公益生态建设的目的是工具，是手段，通过它要实现什么这是要想清楚的。打通管道，连接末梢，等待机会马广志：潍坊试验的成果是否在全省推广了？张健：从2017到2018年，我们努力地从维坊向全省扩展。公益生态建设需要把各生态要素串连起来，就要打通管道，把各个末梢连接起来。与省内不同地域的不同利益相关方建立信任关系，寻找一起行动的可能性。帮助他们做事情，让他们愿意与社创一起玩，觉得社创可以帮助到他们。概括来说，就是“打通管道，连接末梢，等待机会”。同时，持续加强与价值观相同、方法论相似的省外基金会加强交流与合作，努力引入新理念、新技术和多方资源。中国好公益平台在山东的落地和推广比较特殊，我们就是基于“建立管道，粘连末梢”的战略，一个市一个市地做路演，积极推动各地市的公益创投和社会组织培育。社会组织培育是从操作层面推动区域公益生态建设的一个很好的路子，从战略定位、志愿者管理、项目品牌化等各方面进行持续粘连和跟进。这样几年下来，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大家发现山东在公益生态建设上有了一些共识性的东西，有了“在一起的感觉”。管导通了，各种元素可以比较快捷地传递到末梢了。生态要素的雏形和基本流动性有了，存量盘活和增量提升看到了一些成果。马广志：至少让人看到了希望。张健：是的。但山东社创是一个民间社会组织，资金和政治影响力都很弱。所以，通过观察和前期的等待，核心的还是双方对于山东公益慈善发展路径的共识，我们开始与山东省慈善总会合作，启动“慈善山东”伙伴计划，有了一些相对规模化的行动。比如每年一度的公益大会，每年一次的公益创投和联合筹款，以及项目执行的联合督导等。和慈善总会的合作是一个质变的开始。前面说过，区域公益生态建设需要多头共进，需要地方政府特别是民政系统多业务口的协同合力。但是从民政系统的部门设置和业务分拆看，社会组织培育在社会组织管理局，儿童服务在儿童福利处（科），老人服务在养老处，残疾人服务又是独立的一块，大家各自为政，业务细分很好但协调非常少。从省到线，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可能每天见面，但这些端口之间的管道却是不通畅的。这是件蛮诡异但也很常态的事情。省和市县慈善总会作为体制色彩较浓的社会组织，与各业务端口在关系维护和协调、倡导共同行动、整合资源、信息传递等方面的可操作性较强，影响和调动各方资源的能力较强。社创是倡导者，更是工具，要为人所用才能更好发挥作用。这些年来，潍坊、济宁、枣庄、淄博等地的社会组织管理局（办公室），在事实上担当起了地方公益生态建设的主导者角色。各地社会组织培育中心，在地方有格局有战略的社管局甚至民政局领导的支持下，也做了很多有地方特色的建设工作。没有潍坊新路社培中心的支持与合作，我们的潍坊实验不可能获得这么多成果。也要感谢山东共青团系统的一些伙伴。他们在这些年里持续推动地方公益生态建设的底层工作。此外，也特别要提壹基金。壹基金的几个项目在山东落地发展，在资金、项目专业化和人才建设都为山东公益生态建设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持。几年做下来，一些社会组织服务的可持续性增强了，专业人才也增多了，项目运营、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规范性也有所提升。这让人感受到了那么一点希望。马广志：所以有人把山东的这种做法称之为“山东模式”，你怎么看？张健：哪有。不确定性还非常多。生态建设行动者链条，至少要有一个负责任、有担当、有战略的基金会，要有一个影响力强的行业协会，要有几家支持性机构，还要有比较强的政社企关系网络和形成基本共识的多元主体，以及一个活跃的区域公益人社群和丰富有效的媒介系统。但这种理想中的公益生态要素都还没落地。远谈不上什么“山东模式”。现在还远没到总结经验的时候。因为人的因素特别大。如果我们市、县伙伴民政和工青妇伙伴离开领导岗位，如果社创团队因为资金或其他原因出现大的变化，可能局面马上就会突变。每一天，战战兢兢。但更基层的已经意识到地方生态建设重要性的小伙伴在，这个是基本的保证。和这些伙伴达成基本共识并持续、密切的支持他们更好发挥区域和领域中的枢纽功能，是我们一直做并且接下来要投入更多的工作。目前只能寄希望于本土的力量马广志：目前山东社创的资金来源是怎样的？张健：山东省有一个社会组织发展基金，每年向优秀省管社会管理组织提供资助，我们每年可以从政府拿到10万-20万的非限定性资助，虽然不多，但比较稳定。山东社创跟壹基金合作，它会提供一些运营费用。山东省慈善总会也会委托我们做些服务。还有就是各地市的小规模的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的培育、评估和督导等工作等，也有一些费用。另外，中国好公益平台在山东的的推广和路演也有一些费用。马广志：推动公益生态建设过程中，是否也有一些困苦和挑战？张健：特别多。最主要的是不知道对的路径是什么，没有参照，不确定性非常大。只能边做边看。资源不充分，一个转瞬即失的机会如果把握不住，还要等好久。其次，山东社创是一个民间的机构。在撬动政府资源方面，我们是不太有话语权的。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更多的是以业务换信任，建立私人关系来开展工作。影响政府的政策和资源分配，这是最核心的要素。但我们影响力有限，只能继续下沉，深耕管道和末梢，以此获得与省级管理机构对话的可能性，但这是比较难的。还有，我们号称是“枢纽机构”，不跟伙伴抢资源，也不做自有项目。大宗资源都在政府、企业和高净值人群那里，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在这上面还是很小心的，时机不成熟做的不多。其实是应该做的，但有时是不方便，不能，或做不到。这也影响到了社创的营收和自身规模化。我们目前还不到10个人，资金规模也就100多万元左右。与慈善会的合作因为人员的变动，可能随时会停止。壹基金的项目虽然比较稳定，但也要看筹款情况和运营情况。虽然目前还没问题，但资金的危机还没过去。马广志：没想过跟公募基金会合作？张健：与公募基金会合作，我们比较谨慎。一是公众对我们这样的第三方支持性机构不太支持，二是如果做筹款，可能还是要跟小伙伴抢资源。我们跟小伙伴说过：社创不做抢夺者，你们只会占便宜，不会吃亏。所以，不是不想，也不是不可以，是不能。马广志：今年的疫情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慈善领域也不例外，山东社创受影响怎么样？张健：对我们而言，倒是没太大影响。都是常规项目，还是正常来做。但对一线伙伴机构业务开展的影响很大，有些项目停滞了，有的员工流失，资金紧张。有些地方因为疫情与政府的关系也变得不是那么好。整体来看，我们做了一些评估，除了一些社工机构，县域社会组织在经济上受到影响并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差。越草根的社会组织韧性越强。马广志：你对山东区域公益生态建设的未来有什么期待？张健：不敢有期待，每天如履薄冰。公益生态建设的目的是从传统慈善转向现代基层社会服务的体系化、专业化、可持续化。但从操作性上看，这还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需要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稳定下来，他们不稳定是最大的变数。领导一换，可能之前几年的努力马上就报废了。在公益生态建设里，政府这个核心要素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要素的总和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保持足够的耐性，可能还是智慧不够。现在要做的，还是要推动体制内的某种稳定性，形成最基本的共识，和时代和行业发展相契合。马广志：行业认知缺乏也是很大的因素，少有头部基金会和领袖来呼吁和推动区域公益生态建设。张健：最近CDR全国基础设施建设扫描时发现，区域公益生态建设是很不被大型基金会在实际行动中关注的，“机构本位”意识就像魔咒一样。但比较欣慰的是，现在有南都基金会、敦和基金会和壹基金等机构在推动。从个人感受里，壹基金可能是最具县域公益生态建设情怀的基金会。一段时间里，现实的看，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本土的力量，本土的基金会和支持机构，我们一个市一个县地去对话，推动和协助当地人盘活当地资源、培育在地要素、解决当地问题，这是趋势。但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全国性的机构来倡导并支持区域公益生态的建设。现在很多报告都说，县域是核心是关键，也都认识到了重要性。但是“谁来做？”这个问题并没解决，我们只能勉为其难，摸着石头过河，做我们力不从心的事儿。-END-微信重大更新!微信公众号推送时间线打乱，请小伙伴动动小手，加上星标，精彩内容会优先推送给你哦！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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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货丨影响力投资如何进行衡量实践从IRIS到IRIS+，投资者如何运用它们衡量影响力？从IRIS到IRIS+，投资者如何运用它们衡量影响力？全球2000多家机构认同的影响力投资管理工具

（一）中国（包括港澳台）所有有志于公益事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高等院校社团、未注册组织（社区/志愿/临时组织等）、其他法人单位（媒体/科研单位/事业单位等）及公民个人（年满18周岁）均可以申报。

导语5月21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对外公布。值得注意的是，新规将免税资格和社会组织评估3A级或以上作为前置条件，而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由原来的每年都需确认，改为一次确认三年有效。除此之外，新规还有哪些重要变化？让我们听听《公益时报》资深记者王勇的解读。《公告》全文，请点击“阅读原文”查看。5月21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对外公布。与此同时，2008年、2010年、2015年发布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的三个规定(以下简称“旧规”)给废止。今后社会组织是否能够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将取决于这一新的《公告》。如果社会组织还按照过去的规定操作，将有可能无法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那么此次发布的《公告》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公益时报》记者对此进行了对比。以下十点值得关注：01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范围被进一步明确。《公告》：企业或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用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支出，准予按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本公告第一条所称公益性社会组织，包括依法设立或登记并按规定条件和程序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慈善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说明：旧规中没有“公益性社会组织”这一概念，用的是“公益性社会团体”。而且“公益性社会团体”被限定在基金会、社会团体的范围内，民非(社会服务机构)则被排除在外。《公告》的规定不仅明确使用了不易被混淆的“公益性社会组织”，还给出了范围——慈善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基金会、社团、社会服务机构(民非)都有机会申请了。02取消了对年检结论方面的要求。《公告》：每年应当在3月31日前按要求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经审计的上年度专项信息报告。报告应当包括财务收支和资产负债总体情况、开展募捐和接受捐赠情况、公益慈善事业支出及管理费用情况等内容。首次确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应当报送经审计的前两个年度的专项信息报告。说明：旧规要求，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需要在申请前年检合格。2016年实施的《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此后，社会组织中是慈善组织的不再进行年检，而是实行年报制。基于《慈善法》作为上位法的要求，《公告》取消了关于年检合格的相关要求。03关于年度公益支出及管理费的比例有了新要求。《公告》：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支出占上年总收入的比例均不得低于70%。计算该支出比例时，可以用前三年收入平均数代替上年总收入。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均不得低于8%。计算该比例时，可以用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代替上年末净资产。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支出的管理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均不得高于10%。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每年支出的管理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均不得高于12%。说明：旧规对于年度支出和管理费是按照基金会和社会团体分开规定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对于社会团体，旧规的规定是申请前连续3年每年用于公益活动的支出不低于上年总收入的70%(含70%)，同时需达到当年总支出的50%以上(含50%)。2016年实施的《慈善法》对慈善组织的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的比例，则是按照是否具有公开募捐资格进行分类规定的。依据《慈善法》，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细化的规定：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三。慈善组织中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和年度管理费用则根据上年末净资产的规模分为四个档次。很明显，同为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制定的《公告》并没有完全采纳《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的上述规定。对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公告》并没有进行区分，而是统一规定为年度公益支出不低于70%，管理费占比不高于10%。这一要求和旧规对公募基金会的要求并没有什么变化，对社会团体的要求则提高了。对于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公告》既没有分类规定，也没有采用依据净资产的规模分为档次的做法。而是统一规定为年度公益支出不低于8%，管理费占比不高于12%。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即使符合《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申请了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因此，对比旧规，按照《公告》关于年度公益支出及管理费比例的要求，能够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组织预计不会出现大规模增长。04员工工资不超过上年度税务登记所在地人均工资水平两倍的要求依然存在。《公告》：具有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且免税资格在有效期内。说明：要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首先必须具备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那么，如何才能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呢?2018年出台的《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必须满足8个条件。其中第七条规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该组织的财产。具体来说，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税务登记所在地的地市级(含地市级)以上地区的同行业同类组织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工作人员福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公告》要求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必须具备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且免税资格在有效期内。这就要求社会组织不得突破两倍社平工资的要求。05放宽了行政处罚方面的要求。《公告》：前两年度未受到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警告除外)。前两年度未被登记管理机关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说明：旧规要求“申请前3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公告》的规定很显然是放宽了。首先，年份由前3年内缩短为前两年度。其次，行政处罚的范围被进一步明确为登记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罚，而不是所有部门的行政处罚，且警告被排除在外。但在具体执行中依然存在问题。2018年发布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旧规中的行政处罚是指指税务机关和登记管理机关给予的行政处罚(警告或单次1万元以下罚款除外)。这一规定和《公告》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么以谁为准呢?旧规被废止，但2018年发布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并没有被明确废止。06新设立或新认定的慈善组织更容易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公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新设立或新认定的慈善组织，在其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当年，只需要符合本条第一项、第六项、第七项条件即可。说明：按照《公告》的规定，新设立或新认定的慈善组织，在其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当年，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至需要符合：1、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到第八项规定的条件。2、前两年度未受到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警告除外)。3、前两年度未被登记管理机关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也就是说没有年报提交、年度公益支出、管理费、3A及以上评级的要求。所以新设立或新认定的慈善组织，在其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当年一定不能错过对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申请。07应当取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情形达到三类十二种。《公告》：七、公益性社会组织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取消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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