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独立项目 | “植物远征” 一场漫谈：刘玗、程新皓与缺席的伊莎多拉
长征独立项目“植物远征”展览期间，策展人戴西云邀请同为研究型创作的参展艺术家刘玗、程新皓和伊莎多拉·内维斯·马克斯（Isadora Neves Marques）一起聊聊作品背后的故事。伊莎多拉的临时缺席为这场漫谈的尾声埋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刘玗：“拟人”作为一种叙事的方法
影像作品《失明的造物主》(Caecus creatnrae)是从2019年开始的项目，直到2021年个展《珍奇柜》才发展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这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计划，最初只有一个在印尼的安汶和班达岛拍摄的单屏影片，后来去荷兰拍摄了另一个影片，组成了一边是殖民地、另一边是殖民者的两种视角，将四百年前的人物格奥尔格·艾伯赫·郎弗安斯（Georg Eberhard Rumphius, 1627-1702）慢慢摸索出来。后来为展览《珍奇柜》增加了24张绘画练习跟一部分档案材料，计划才算缓慢结束。
安汶和班达岛在印尼本岛群的东北部，靠近澳洲，这一带被称为马鲁古群岛（也叫香料群岛），是印尼最初与阿拉伯或中国进行香料贸易的地方。当时的安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非常重要的战略据点，与附近的班达岛和北部的马鲁古群岛同为香料的种植地和贸易中心。安汶岛是出口港，班达岛则是经济作物肉豆蔻的发源地。在当时，肉豆蔻是贵比黄金的香料。
格奥尔格·艾伯赫·郎弗安斯是一位17世纪出生于德国的博物学家，还会设计堡垒和绘制地图，这张安汶地图便是他的作品。他1652年随受雇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到爪哇，后定居安汶岛。
图左为郎弗安斯，展示的是他双目失明时的工作状态。关于他如何失明，有两种说法：一说他热爱近海生物，常年暴晒在沙滩工作，浅色沙滩反射强烈阳光使他失明；又说他在当地染上梅毒致盲。
郎弗安斯著过非常多书，比如说最重要的那套《植物志》（Herbarium Amboinense）。另外还有《动物志》（Amboinsch Dierboek），但已经失传了。《植物志》中记载安汶发生过一场大地震，那场地震连带引发的巨大海啸使他的妻女都遇难了。不仅如此，他在当地所做的所有研究，包括动植物手绘和收藏，后来也都毁于一场大火，他所有的研究都必须从头再来。他也曾试图把在安汶创作的书和手稿运送回荷兰，结果途中被战舰击沉，消失于大海；而他本人在安汶结束了一生，再也没有回到过家乡。我们看到的流传的这唯一一个版本的书稿，是他一位当时在雅加达的朋友帮他重绘的。
刘玗，《失明的造物主》（影像截图），2019，双屏单频道录影，彩色，双声道，32分53秒，27分37秒，图片致谢艺术家
如图就是肉豆蔻，鲜红色的部分叫做Mace，也就是肉豆蔻的皮，也是可以拿来当香料使用的，更为常用的是里面的果实。肉豆蔻也影响着安汶的城市景观，随处可见大片鲜绿色热带植叶中交叉的鲜红色。
刘玗，《失明的造物主》（影像截图），2019，双屏单频道录影，彩色，双声道，32分53秒，27分37秒，图片致谢艺术家
安汶当时是一个亲荷兰的殖民地。当时大部分的印尼原住民是信仰穆斯林的，但安汶比较特别，多数信奉的是天主教。我们抵达安汶的时候正临近圣诞节，路边都是用大片面包树叶子装饰的白色圣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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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听闻郎弗安斯在这个北部小镇的堡垒驻扎了一段时间，所以前去拜访。里面摆了一整圈据说是他绘制的生物图鉴，还记录了当地人抓美人鱼给他的故事。后经查证，这些图稿的绘制者其实是另一位17世纪的画师。以上图片致谢艺术家。
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阅览室，图片致谢艺术家
后来我们去到荷兰，在莱顿大学图书馆见到了郎弗安斯的书稿，馆内藏有不同时期翻印的版本。管理员告诉我们，除了特定几本最为重要的书籍以外，大部分植物志的手稿都允许借阅。你可以亲自去翻阅这些手稿，馆方也不要求一定要戴手套。他们希望这个阅读体验尽可能自然。图上便是这些手稿被摆在阅览室的被阅读的样子。我们还在当地采访了几位不同背景的学者，有生物学家、哲学家还有历史学家等，给我们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视角。比如一位生物学学者告诉我们，以生物学的角度来看，郎弗安斯的研究在林奈之前，因此并不重要。
据我了解，郎弗安斯到安汶做了大概五年的研究，双目就失明了。西方的研究方法极为依赖视觉，他失明后，只能通过记忆去谱写，再加上他的其他感知，比如嗅觉、触觉跟味觉来描述。为了找到相通的诠释方法，他会用大量的比喻去描述这些物种，甚至用人的性格去形容一种植物。在17世纪以前的“前林奈”时期，学术界还没有建立起任何一种规则分类方法。郎弗安斯这种个人化的描述，也体现着他对这个世界非理性的、标准外的感性认知。
林奈的分类系统非常粗暴地省略了很多在地特例。为了精准地分类，很多被认为不需要被记载的非理性内容也就被留在了文字以外。而郎弗安斯的研究笔记则是把这些被视作不重要的的内容，甚至传说，都一一记录了下来，使我们到今天还可以分享。
我觉得“拟人”这件事情相当有趣。林奈的分类系统依靠“性征”去循环分类，然而植物为什么会有“性征”？比如将花器比喻成人类的性器官，将植物拟人化的手法，才有了植物透性繁衍下一代的理论。林奈比较像是一种父权的凝视，从分类学上来说都是以雄蕊为基础下分类的，使得后来的生物学研究自然而然的变成父权的视角。过去科学上经常通过拟人的方式去想象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断地改变。我关心的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长久以来的道德问题，而是反思我们作为人类如何无可避免地以身体、语言、意识与技术制造叙事。不论是过去、现在甚至未来，这些“拟人”的技术将如何变形，又或者生成何种新的自然。
程新皓：怎样组织一场植物远征？
我的作品讨论的内容刚好就是从刘玗提到的郎弗安斯和林奈开始的。我要讲的部分是植物大搜集，或者说博物学最后的回光返照。在此之后，整个世界对于植物研究的主导的模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从命名分类转变成在功能上的纵向研究。一直到今天，分类学已经到了一个很边缘的状态。
二十世纪上半页，新的民族国家已经诞生，但是老的帝国还没有完全衰落。那些基于帝国想象的世界知识仍然存在，并且在有条不紊地往下推进。在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英国人被允许进入到除广州之外的地方。他们之中有传教士、外交官，也有博物学家——也就是植物猎人。
苏格兰植物猎人傅礼士（George Forest），图片致谢艺术家
到了十九世纪末，一大批植物猎人进入到云南南部和西部。1904年，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年轻植物猎人来到云南，名叫George Forest，中文名傅礼士——本地人叫他傅老爷。他有两个研究基地，一个在滇西的汉族重镇，腾冲；另外一个在滇西北的纳西族城镇，丽江；并在北部一个叫巫鲁肯（汉语意为雪嵩村）置下了房产。他以这两个地方为基地，开始了在云南长达28年的以杜鹃属为核心的植物收集工作。当时西方人普遍认为，杜鹃属植物的起源和演化中心应该是在喜马拉雅山的东段到横断山脉。因为在之前的记录中发现，这一地区杜鹃属的植物种类是最多的。
他当时找到一位雪嵩村的纳西族村民赵成章（他称老赵）作为他的收集助手。绝大部分的植物探险和收集，都是由老赵和老赵雇佣的纳西族人完成的。傅礼士在收到老赵给他打包好的标本后，会将赵成章用毛笔写的中文标签替换成他用蘸水钢笔写的英文标签，再将收集人改成自己的名字，然后将标本打包寄回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原本老赵的名字并不会为人知晓，然而到1932年，傅礼士因外出打猎时心脏病发作意外去世，最后一批由赵成章寄给他的标本便没有被替换标签，直接寄去了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我们今天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还能查到，这一批西方文献中唯一的有赵成章笔记和落款的标本。
在这28年的收集工作当中，有超过一千种杜鹃属的植物标本、种子和活体被运到了英国，主要被种植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中。现在去植物园的游客还可以看到傅礼士当时从云南收集过去的植物。据说傅礼士当年在云南见到了一株直径超过一米的大树杜鹃。他雇佣六位当地人将树锯断后，通过年轮辨认这株杜鹃大约有两百多岁。这颗被锯断的杜鹃树干也被运回了大英博物馆，到现在也还是大英博物馆的馆藏。
砍伐杜鹃树的场景，图片致谢艺术家
在林奈之后变得看似越来越抽象和严格的知识体系背后，其实仍然有很多空隙和中介。在刚才谈到的事例中，最为明显的层面就是作为植物猎人或研究者的傅礼士，其实从来就没有由他亲自去搜集过。那他怎样去组织这样的远征？其实完全是在依赖他的纳西族助手，或者说在这里其实渗透了很多纳西族对于本地的山川地理和植物分布的地方性知识，过程中存在着一次甚至多次的转译。这样的知识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而是必须要回到具体的语境和偶然性当中：一种具体的地方性知识和与山川的接触中，以及地方性知识和西方的植物猎人之间的合作与对抗。在这个过程当中生产出来的某种东西和那些被模式标本和规范标记抹除之后的物种，它们之间存在着非常微妙的张力。
其实在傅礼士之后，还有了一代植物猎人去到了云南，我们可能更熟悉其中这位约瑟夫·洛克（Joseph.F.Rock）。洛克和这个傅礼士形成了一个有趣和微妙的对比。他们的交集也发生在雪嵩村。当时洛克去丽江进行植物考察是沿着傅礼士和其同时代的植物猎人的足迹。洛克当时受雇于美国哈佛大学的阿诺德树木园，来云南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收集。这位美国植物猎人来到雪嵩村与这位苏格兰绅士傅礼士相遇，后者还好心的帮他租下一栋房子，给他介绍当地人。但其实这两位一开始并没有互相看对眼。
洛克在当地工作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微妙的转变：他原本依靠西方知识体系来考察中国地理和物种的想法，迅速转变成了对当地知识的浓厚兴趣——这也正好是傅礼士不感兴趣的部分。他发现当地人远不是傅礼士和其他英国人口中的那种远离文明的野蛮人，反而拥有让他极度着迷的非常精细的文化。他的数次远征均得到了四川木里王国土司的援助，他本人和当地的纳西族人也非常要好。他原本的植物猎人的身份还曾一度因其对纳西语的研究和翻译贡献而被淡化。
程新皓，《复盗》，2019/2024，杜鹃花枝、玻璃罩、图片以及文献，标本尺寸20 × 20 × 28 cm，装置尺寸50 × 100 × 32 cm，图片致谢艺术家和长征空间
这次在“植物远征”展览中展出的作品《复盗》，是“植物猎人”系列中的一件。从2019年开始创作，直到今年才最终完成。我当时沿着傅礼士的足迹去了他的故乡——爱丁堡郊外的一个小村子；还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里找到傅礼士及其他植物猎人当年带去的杜鹃。其中最早的一株是傅礼士在1914年移栽的一株亮叶杜鹃（Rhododendron vernicosum），百年后它在异国他乡仍然生长得欣欣向荣。我去的时候并不在它的花期，没有看到杜鹃花浅粉色的花絮。但我当时注意到了一枝已经快枯了的枝条，便剪下它，夹在衣服和行李中幸运地过了海关，在105年之后把这株云南的杜鹃从爱丁堡又带回了云南，并且把它做成了展览中的那件标本。
因缺席而起的题外话
程新皓：前几天朋友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他来自云南盈江，问我六月要不要去看看他们的“菠萝蜜节”。我完全没听说过这个节日，但他却说自古以来就有了。据古传，当菠萝蜜成熟时汉人就会走，随之疟疾也就发生了。就这样，菠萝蜜的成熟和瘴气、疟疾、蚊子建立了一种季节性的关系，也将两个民族的共生和对立演变成了节日。这样的关系如此具体，从菠萝蜜到蚊子，又从蚊子到菠萝蜜。
伊莎多拉·内维斯·马奎斯，《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 （影像截图），2017，数字动画影像，彩色，无声，1分50秒，图片致谢艺术家
编辑：戴西云，彭斯韵
校对：张佳莹，潘翼天
长征独立空间｜正在展出
Long March Independent Space｜Current Exhibition
植物远征
Expeditionary Botanics
2024.3.16—2024.6.30
长征独立空间｜长征独立项目
长征独立项目由长征空间赞助，于2022年末重启，至今已与新一代策展人及艺术家于长征独立空间举行数十场先锋展览、表演和活动。
长征独立项目目前接受以项目为单位的提案，可邮件至：exhibition@longmarchspac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