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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本就是被我们寄予太多希望的普通人
“我不想让心变得沧桑，只因为有一颗向往春天的心。”这是《中国医生》中的尿毒症患者金志强，写给中国医生们的一首诗。
和每个病患家属一样，张建珍亲自查阅资料，遇到不懂就主动求助医生。每天早晨8点，主任医师查房在病床前停留的那一两分钟，是她一天中最期盼的时刻。
父母去世后，她提交了一份医护题材的影视拍摄方案，最终从浙江卫视向社会征集的500个方案中脱颖而出。
张建珍，是《中国医生》的总导演。
纪录片最初的名字是《医心》，但张建珍并不想强调这一点，播出之前她主动提出了修改，这是她想追求的一种叙述方式。
“不会为了制造冲突和矛盾，而去渲染一些情感。可能大家会觉得平淡，但事实上它是波澜起伏的。”张建珍说。
在2020年1月末播出的《中国医生》，播出不到一个月豆瓣评分就高达9.3分。
摄制组用长达一年的时间，跟拍了中国6家大型的公立三甲医院（华西医院、南京鼓楼医院、西交大一附院、浙江省人民医院、中科大附一院、河南省人民医院）20多位医护人员的生存现状。
在被拍摄到的医生中，有3位目前正在武汉的一线战斗：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何强副院长、四川华西医院ICU的尹万红医生、西交大第一附属医院的施秉银院长。
总导演张建珍在某次专访说：“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之下，他们真的是在徒手抢救，我更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所有医生都可以被善待。”
在中国，住院医师阶段是每一个医生的必经之路。
年轻医生进入医院，要先从住院医师做起。除了本科室病房内的常规治疗，他们还需要在值班时，处理急诊科的相关病例。
“新扎医生”们在这个岗位得到充分锻炼，并在学术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之后，才有可能成为出诊的主治医师。
南京鼓楼医院整形烧伤科的住院医师徐晔，平均每周都要值一次班，毕业3年以来他的值班次数已经多达100多次。毕竟高强度的工作，是年轻医生迅速成长的法宝。
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徐晔今年28岁，是《中国医生》采访里最年轻的医生。
他就像每一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会花心思给自己买灰色值班服，在繁忙的连轴转工作中利用空隙健身，保持自己帅气而亲切的现实版“江直树”形象。
提起母校牌匾上的“救人救国救世，医人医病医心”，徐晔笑得一脸骄傲，也许这就是他学医的初心。
在纪录片中，一对老夫妻因煤气爆燃而导致全身烧伤，男患者老刘烧伤程度高达95%。因为家境困难，老刘的妻子被送回乡镇的医院，而他也从ICU送到了徐晔所在的烧伤科。
作为老人的管床医生，徐晔为老人申请了医院的公益基金，获得了2万元的手术费减免，但这远远不够。
老刘的独子花光了可动资产借遍了亲戚，再加上网络众筹平台的善款，也凑不够一次植皮手术至少需要的20万，如果加上后续费用甚至需要上百万。就如电影《我不是药神》里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叫做穷病。”
没过多久，老刘家人在没有告知徐晔的情况下，悄悄为老刘办理了出院。
“为什么有人说有的医生看起来很冷酷？不是冷酷，他是冷静。因为现在的这种情况，他早就见过无数个了，所以他才会显得如此的冷静。”面对镜头，徐晔显得疲惫且无奈。
一个月前，也是在这个病房，徐晔治疗的另一个重度烧伤病人，也是因为同样原因家属放弃了治疗，最终病人去世。
“这个过程是每个医生都会去经历的。”徐晔平静地站在空荡荡的病床前，一下又一下轻轻摇晃着病床的支架。
也许每个年轻医生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叫接受遗憾。
新一天又开始了，他们都没有时间去想太多，又马不停蹄投入到下一个病例中。
“1990年，我们做过科里15年的白血病回顾性分析，所有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就剩一个病人，最后那个病人还是不在了，就整个全军覆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孙自敏，谈起她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
当时她甚至不想当医生了，他们这么多医生工作了15年，都等于白干了，因为他们没让一个病人活下来。
《中国医生》让我们看到医生面对疾病的无力感。在医疗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孙自敏没能从死神手中救下身患白血病的同窗好友。
这么多年来，自责让她没有勇气去给同学扫墓，“我有听其他同学说，她的墓修得很好。”
气馁归气馁，孙自敏还是迎难而上，立志要攻克白血病。自2000年起，孙自敏带领她的团队进行非血缘脐带血移植，终于攻克了脐带血移植中植入率的难题。
目前她所在的科室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脐带血移植中心，给许多白血病患者带去了希望。
“特别是对肿瘤科医生来说，不要跟病人做朋友，因为你跟他投入私人的感情越多，有可能你后面会自责、失落、伤心，会更难过，很长时间走不出来。”
南京鼓楼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魏嘉，在纪录片中提到以前肿瘤科前辈给她的建议，那就是不要和病人做朋友。
从小就是学霸的她，5岁上小学，16岁考入南京大学医学院，25岁博士毕业，之后就一直在鼓楼医院工作。今年35岁的她，还成为了南京大学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让魏嘉最挂心的一个病人叫李燕，胃癌晚期。20多岁的李燕，特别年轻也特别乐观，在纪录片中即使面对日益恶化的疾病，她依然时时刻刻面带笑容，积极配合所有治疗。
纪录片的最后并没有提及李燕的后续情况，而魏嘉即将踏上前往美国的学习旅程。3个月的时间，或许她可以为李燕这样的病人带来更多希望。
“如果这个病人很信赖你，又比如说她很年轻，家里人期望又很大，又想付尽全力，你说什么他们都愿意，哪怕没有效，完全百分之百信任你，这个时候你就得逼迫自己找一些方法。”
去往机场的路上，魏嘉说，如果一个病人去其他医院说都不行，但到了你这里，你说“我还有一点办法”——这个时候，她觉得，“这就是肿瘤科医生最大的成就感”。
用将近两年的时间策划、拍摄、制作，《中国医生》总导演张建珍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医生的辛苦，真的让人难以想象。
“医生的工作时间基本上都是早上7点开始。你想象一下，不是一天两天，医生一生都要这样干。早晨7点上班，下班没点儿，只要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就得天天这么做。”
“同时医生还必须不停地学习和进步，因为整个医学的发展瞬息万变，需要一辈子学习。”张建珍说做医生，真的没办法随便。
要给病人看病，真实地替别人解决问题，一个误诊，轻的延误病情，重的可能使人丧命， 医生都会有这种良心拷问。
但医生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工作， 更多的压力是来自于患者的不理解和社会的误解。
“病人是千差万别，你不知道病人家属是脾气好还是不好，你也不知道尽了全力之后，是不是一定能把病人救得回来，或者不出问题。”张建珍说。
“你们想想，一个人什么时候最委屈？他尽了全力在救人，最后被暴打了一顿。”
河南省人民医院脑卒中中心的朱良付医生，在《中国医生》第一集的开头就对着镜头说自己曾经遭受过来自病人家属的谩骂。
“曾经有一个老太太，是一个老爷子的家属，那个阿姨说：我真想把你撕成碎片……说我把她家老爷子给害死了。”患者因高灌注（脑高灌注综合征）去世，是种少见但致死率很高的疾病。
“我近来血压有点高，你再帮我看看。”老奶奶一边谴责朱良付，一边要求他给自己看病。
44岁的朱良付，也是河南省人民医院脑卒中绿色通道组长，每天面对中国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脑卒中。
脑血管疾病的特殊性，要求病人必须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救治。朱良付担任组长的脑卒中绿色通道，像军队一样24小时待命。
他也是所有医护人员中，令张建珍觉得最可爱的一位。
病人做手术之前，他会将可能出现的风险用手机录音；查房的时候，见到做了三四次手术的小男孩，朱良付会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名医生……
“我不想把医生变成神一样的存在。既然是普通人，除了工作环境，他也有悲喜，有默默为他付出的家人，呈现这些很有必要。”
《中国医生》拍摄了大量关于医护人员背后的家庭生活，这是不同于已有医疗题材纪录片的一点。
作为医生的家属，朱良付的太太早已习惯了他在家中的角色。“大多时候，必须把这个人理解为他是不属于这个家的。如果没有这个境界，最好不要嫁给医生。”
国家培养出一位主任医师，大约需要历经25年。朱良付说：“现在我44岁，很怕自己突然猝死，但我不能死，如果我死了就是在浪费国家资源。”
《中国医生》开篇说，中国医院每天会有2000万人就医，但医生却只有400万左右。
“我们这群人，给他一个标签就是焦虑。我们在背后默默做着这些事儿，你好像看上去觉得非常伟大，其实没有，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天命而已——我不做这个事晚上就睡不着，不是我的人格高尚，只是我就是一个焦虑的人。”
华山医院的硬核医生张文宏在2018年的演讲《人类如何抵抗病毒》中，给身为医生的自己和同行们打上了标签。
不要推搡他们走上神坛，不要轻松用英雄两字概括他们的付出，不要把他们的牺牲与努力都当作理所当然。
因为这些叫做医生的人，他们只是一群每天在为人类而焦虑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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