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喊打的阴婚，其实就在你熟悉的爱情故事里
Editor's Note
从阴婚街舞到昨天关于被虐致死女性被安排阴婚，这个话题又被很多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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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以“阴婚”为主题的街舞，引起了世人对这种奇怪民俗的关注。尤其舞蹈编排集现代舞美和邪典（cult）于一身，颇有几分阴森可怕的意味。
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山东德州被虐至死的女子方洋洋被安排阴婚——原本并不被关注的习俗，再次引发了大量讨论。人们关心它，除去故事本身的荒诞与耸动，更是因为它与现代的观念格格不入。
一个现代人实在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看起来极其愚昧的习俗，这究竟是出于什么社会心理，又为什么还能延续至今？
或许你还记得《梁祝》《孔雀东南飞》《倩女幽魂》的故事，但你是否意识到，这些凄美的爱情故事里，隐藏着的关于“阴婚”的隐喻？
✎作者 | 维舟
✎编辑 | 程迟
阴婚又称幽婚、冥配、鬼婚、配骨、冥婚、取骨尸、丧娶妻、鬼媒，是指亲属按人间的婚仪为生前未婚的死者寻找配偶进行婚礼，使之能在阴间过上夫妻生活。
为什么要给死者找个配偶结婚？这说到底与古代社会的一种特殊信念有关：死后无嗣者将化为无法得到安息的“厉鬼”，会不断搅扰生者，以期得到祭祀。虽然常说人死之后，“阴阳永隔”、“人鬼殊途”，但实际上古代更普遍的信念是生死两界并不绝对分离，所以祖先的“在天之灵”仍可以赐福，鬼也能对人施害。
万志英在《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中说，中国人“崇拜祖先的一大主要目的是使死者待在自己应在的地方”，而那些“寿数未尽”夭折或凶死的人尤其危险，因为他们没有子孙给他们上供，还会在世间游荡，可能给活人带来疾病乃至死亡。
廖涵缤 译
2018-8
在缺乏医疗条件的时代，未成年而亡的现象相当普遍，即便是帝王之家也难避免。据《生活在清朝的人们》一书统计，清朝从顺治到光绪的九位皇帝，共生下146位子女，其中就有74人殇逝（15岁以下夭折），竟占了一半多。可想而知，穷人家恐怕就更严重了。
在近代西方，未成年儿童夭亡也是常有的事，1702-1714年间在位的英国女王安妮多次流产，生下的婴儿也都夭折，共有17次之多。直至18世纪，随着马尔萨斯主义的诞生和避孕方法的推广，儿童夭折不可避免的观念才最后消失——在中国则晚至20世纪。
《生活在清朝的人们》
这种还未成家就夭折的孩子，在古人看来都属于非正常死亡，必须另行安排，这一点在边远族群中仍可看到。彝族将死者分为四类：幼年夭折、中年病故、凶性横死和老后自然死亡，最后一种才被视为“理想的死”。
在云南德钦县的奔子栏，当地藏族对有子嗣的死者一般都采取土葬，但对无子嗣者（包括幼年夭折者），则实行水葬。
滇西的阿昌族村寨，亡者若是死于非命，葬礼就较为简单，且不能葬在老祖坟里；而夭折的孩子非但没有葬礼，而且在出殡前，常常还有“破相”的风俗，即把小孩的脸划破或打烂，有的甚至要割下耳朵、鼻子，然后弃之野外——这看起来残忍而难以理解，但从社群的心态来说，正是出于对“厉鬼”的恐惧，是为了让这些“厉鬼”不敢轻易报复生者，将他逐出活人的世界。
近代来华的西方人很早就注意到，在中国社会观念中，死后无人祭拜的亡魂是最为可怜、也最为危险的。玛丽·布莱森（Mary Bryson）根据自己1890年代在武昌的生活见闻，在《中国儿童的生活》一书中说，中国的父母坚信，夭折的孩子是“某些邪灵的附体，仅仅是开始焦虑和不幸的源头，越早忘记他们越好”。
科马克夫人（J.G. Cormack）在民国时期的北京也注意到，夭亡的孩子从不被埋在家庭墓地中，“因为那意味着收养，而收养一个邪灵进家是件很愚蠢的事”。在香港新界，人们害怕把自己未婚子女的牌位放在屋子里，“因为她们可能会游荡于整个屋子”。在台湾民间，人们常说“你必须为女儿的亡魂做点什么，否则她就会回来找麻烦”。
要处理这些未婚而亡的死者有很多不同办法，除了另行安葬之外，还常常集中将其牌位特别安排在寺院里镇魂，而冥婚说到底也就是为了让未婚而死的人得以安息。
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Arthur Wolf）在考察台湾民间社会之后，1965年写下著名的《神、鬼和祖先》一文，发现中国社会中，“所有人都同意父母要抛弃青少年儿子的亡魂，而非自己去祭拜他们”，因为祖先崇拜之下，是子孙应该祭拜父母，而父母永不会祭拜自己孩子，他断言阴婚（ghost marriage）的目的“不是为死去的女孩提供性伙伴，而是给予她们有责任对她们加以祭拜的孩子”。这样一来，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就不再是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了，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虽然现在人们常常以为，阴婚是一些父母为死去的儿子找对象，但其实，在传统上，更多的倒是让未婚夭折的女儿“嫁出去”，因为她们在父系制社会中更难找到位置而变成游魂野鬼。更重要的是，她们“婚配”的对象不仅限于未婚男性。
武雅士就发现，以往台湾民间社会，一个女孩的父母“摆脱他们女儿亡魂的方式，就是为她诱捕一个丈夫”。办法是将其名字、生辰八字写在红字上，放在钱包里，一旦有人路过捡到，就被视为“命中注定要娶她的证据”，而此人“是否已婚并没有关系”。
甚至相反，“结婚的男人是被优先考虑的，因为他们有孩子，而他们的孩子有义务将亡魂当作母亲来祭拜。地方风俗认为，亡魂是男人的第一任妻子，因而给予她被她丈夫所有孩子祭拜的权利。”人类学家焦大卫（Jordan K. David）发现，台湾的中南部的阴婚，新郎通常是新娘姐妹的丈夫。
在日本，自古以来也像中国人一样害怕那些非正常死亡的“怨灵”，在日本山形县的村山地区也流传着一种阴婚习俗，让未婚而死的年轻男女与虚构人物结婚的绘马，称之为“ムカサリ絵馬”（むかさりえま）。
这不仅寄托了家属的哀思，能让死者在阴间不再孤单，也预防了他们变成可怕的怨灵，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安魂法术。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这种习俗的结婚对象绝不能是活人，否则据说可能被带去阴间。
这也体现出中日文化上的不同：日本人着重于镇魂，并与生者的世界隔绝分离，而中国人在意的是把未婚的死者安置在家庭的系谱中，使之有权利在祭坛中得到一个位置，以此获得安宁。
人鬼恋
对高度世俗化的现代社会来说，鬼神这类彼岸世界已经是令人敬而远之的存在，阴婚则听着就有几分瘆人；然而，如果相信人鬼并存于世上、也能相互交往，人们心态可就很不一样了——至少要复杂得多。
对于有些家庭来说，阴婚不仅仅只是让夭折的子女能在阴间安息，也很好地安抚了两家生者的心灵。
1926年生于河北望都县的历史学者丁守和曾回忆，他父母很早给大哥定了娃娃亲，两人青梅竹马，感情很好，但“自从有了我这个男孩以后，原来由两个儿子分的家财，就要由三个人来平分”，于是女方提出退婚。他未过门的大嫂非常难过，抑郁而终，不久之后，他大哥也因病离世。两家商量下来，为他俩举行冥婚合葬，以安慰其在天之灵。
不仅是民国时期的河北农村如此。香港著名音乐人、Beyond乐队的鼓手叶世荣，曾与女友许韵珊深深相爱，不料她2002年意外身亡，伤心之余，叶世荣就在其葬礼上举行阴婚仪式，为她戴上结婚戒指，在此后的音乐专辑中也一直不忘亡妻，这一度让无数人为之感动。
实际上，我们仔细想一下就能意识到，中国很多著名古典传说中都隐含着阴婚的意味。最明显的是梁祝故事：梁山伯死后，祝英台经过其墓地，恸哭之后投身墓穴，两人灵魂化为蝴蝶——这常被视为凄美的殉情，因为人们通常只留意到两人之间死亡也无法分开的爱情。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形象。
更早之前，在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与刘兰芝在被拆散后各自殉情自杀，“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暗示其家人其实承认了他们死后又成了夫妇。明代汤显祖的戏剧《牡丹亭》中，杜丽娘伤情而死，化为魂魄，与阳间的书生柳梦梅相爱后，又起死回生，其间也有阴婚的影子。
吴光正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一书中推断，中国社会流行久远的种种人鬼恋故事，其主要来源就是阴婚习俗。在这些故事中，往往“女鬼生前大都为妙龄少女，未遂人道便暴病而亡”，因此人鬼遇合时，往往是女鬼的形象更为勇敢大胆地追求未得到满足的情欲，而“故事中的尘世男子就显得被动、怯懦、卑琐、自私和不负责任”。
《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
吴光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10
他更进一步指出，这些故事越到后来越被浪漫化、世俗化，以至于女鬼变得越来越像人，甚至寄托着现世中的落魄书生对异性的美好愿望，成了他们的“精神补偿品”。
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共有17个人鬼恋故事，但“其结构和文本意蕴已迥异于前此的人鬼恋小说，它不是以尘世男子在阴间安慰亡灵为目的，而是以阴间女鬼来到尘世，让落魄书生实现自我安慰为目的，传统的阴婚模式完全被复活模式所取代，女鬼的形象不再仅仅是一个备受性压抑的亡灵，而是一个集传统妇德于一身的圣母”。
像聂小倩、小谢、秋容这些女鬼们不再可怕，倒成了“传统妇德典范”，不仅美貌、多才，而且“无论对前妻还是对后妇，女鬼们身上均体现出不妒之德”。
《聊斋志异》
这最明显地体现在《聂小倩》故事中，她“十八夭殂”，在死后与书生宁采臣相遇倾心，之后复活，竟为佳偶，宁采臣的家人“反不疑其鬼，疑为仙”。
1987年，由此改编的香港电影《倩女幽魂》上映，张国荣和王祖贤将这个故事演绎得既惊悚又浪漫，给传统赋予了全新的现代意味。绝大多数观众们似乎只注意到了剧中人物之间的荡气回肠的爱情，有意无意中也把聂小倩看作是一个人而非鬼，几乎不会把这个浪漫的故事和被视为愚昧落后的“阴婚”联系在一起。
《倩女幽魂》剧照。图/豆瓣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冥婚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对中国文化旧传统的批判，阴婚这种风俗已普遍被视为是“封建迷信”的象征，而它原先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也在一点点消失。
首先，随着现代医学的推广，未成年人死亡率大大下降。末代皇帝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就曾根据满清皇室《玉牒》和宗亲的材料做过一项统计：爱新觉罗氏醇亲王这一支从载字辈算起，未成年人死亡率在清代高达34%，民国时降至10%，而新中国后的十年间则是0。这是颇有代表性的现象。
《我的前半生》
爱新觉罗·溥仪
群众出版社
2003-04
其次，新文化运动那种对传统的激烈批判，使得人们越来越难认同这种习俗，对孤魂野鬼可能搅扰生者的观念，也逐渐淡漠，取而代之的是对死者的追思。最终，阴婚渐渐地就只残存于两类地区，一是那些传统观念极为浓厚的偏远地区，二是没有经历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港台地区。
虽然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还存在冥婚的地方都很“愚昧落后”，但确切地说，真正的分界在于观念上“传统”还是“现代”，因为至少港台就很难说“落后”。
更复杂的是，现在人们常常把阴婚看作是“陋俗”，笼统地作为可批判的“旧传统”，但事实是，儒家的传统一直就对阴婚持批评态度。文献上最早记载冥婚的《周礼·地官·媒氏》就说“禁迁葬者与婚殇者”，明确禁止冥婚，认为它不合礼法。曹操幼子苍舒早夭，听说名士邴原有女早亡，想两家合葬，结果遭邴原谢绝，因为这“非礼也”。
《周礼正义》
孙怡让 著
汪少华 整理
中华书局
2015-11
魏明帝曹叡幼女夭折，也找了人合葬，并将之追封为列侯，甚至为之安排后嗣袭爵，司空陈群进谏坚决反对，强调“八岁下殇，礼所不备”。由此可见，对坚守礼法的世家、儒士来说，阴婚是下里巴人不合礼法的做法，至少是上不得台面的，实际上，恐怕也只有曹操家族这样不看重礼法的，才会做出冥婚这样破格之举。
毫无疑问，对阴婚的批判是必要的，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传统上，阴婚通常是两个死者合葬，又或是男性生者娶夭折的少女，而他也无须去阴间陪她。阴婚和殉葬不同，它并不是要把活人杀了去陪死者，而是为了让死者有人祭祀，并把两个家庭联系在一起，创造新的姻亲关系。在台湾民间，有些男人在举行冥婚后，还经常频繁拜访亡妻的父母，还要“像父亲母亲那样”对待他们。
近些年来，冥婚习俗在北方一些地区出现了劣质化的趋势，它不再是两家人为各自早夭的孩子安排合葬，而是由于缺乏合适的“婚配对象”，进而用非法手段来获取。其结果是出现了盗窃尸体的事，甚至还有陕西华县的18岁智障女被开了死亡证明，运至山西配阴婚，幸好被及时解救。
那段阴婚为主题的街舞中，新娘是被父母卖给了“夫家”，然后在阴婚礼上被勒死，可能灵感就来源于此。这其实是阴婚习俗最新变质的结果，已经属于公开谋杀未遂的恶性案件。盗尸、拐卖人口、更别提谋杀都属于严厉打击的重罪，因而这类阴婚其实已变成一种地下交易的黑市。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恐怕很难一蹴而就。民俗学家岳永逸曾说，整个20世纪的中国都在不断尝试改造“国民性”，去除“陋习”，但如果不能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审视、认知这些传统，“就简单并一厢情愿地将农民视为是需要改造也能够被改造的愚民，对传统，尤其是对所谓的‘陋习’予以‘棒喝’式的改造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
岳永逸著作《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三联书店，2010年9月出版。
他强调，“在日常生活中，科学与愚昧、巫术并不是敌对关系，而是手拉手、臂挽臂地为民众所用，谁能在实际生活中解决问题，他们就用谁”。
这些话或许也适用于阴婚。一方面，对盗尸之类触犯法律的恶性案件，毫无疑问要进行严厉惩处，但另一面，仅仅把这看作是愚昧落后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为归根结底，这需要给老百姓一个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如何让他们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和安抚。只有这些习俗的社会心理基础随着现代化完全消失，它才会最终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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