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冬》中三个主角的生活，好像就是现代年轻人的常态，没有很糟糕，但也没多大意思。久而久之，人的感知力便在日常事务中逐渐坍缩。
七夕之夜的首映之后，电影《燃冬》给大多数观众留下了“三个人鬼鬼祟祟不知道在干嘛”的困惑。很难想象观众在电影院里到底遭了多大的罪，出来便大骂这部电影“歹毒”。这和片方专注于“三角恋”营销带来的错位有关。想把大部分人拉进电影院看这样一部电影，就像一篇严肃的文章不得不起一个浮夸的标题一样尴尬。当年《地球最后的夜晚》已留下前车之鉴，但《燃冬》依然走上了拉不到观众还引发群嘲的老路。这部电影无意间达到了“刺杀丘比特”的效果。（图/@3号厅检票员工）
如果把电影分为故事片和情绪片，那这部电影属于后者。这是一个几乎没有故事的电影，在东北延吉的冰天雪地里，三个不同身份的年轻人碰到一起，闭锁的内心打开了一丝缝隙，产生了连接的契机。但这种情绪，不是当下消费主义构建的那种外在的“氛围感”，它讲述的是人物的内心状态。更确切地说，这部电影是关于当代年轻人“活着”的故事。如果你恰好处在某种emo状态里，或者你渴望一次“偷时间”式的放逐，那这部电影会深得你心，甚至能给你一些心理疗愈。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想起了今年4月的两个新闻。一群天南海北的年轻人相约在张家界天门山，先是服用了毒药，然后从最高的地方纵身跃下。半个月后，在四川德阳的天鹅林场森林，路过的驴友发现三个年轻人躺在地上，身体已经凉透。这几个年轻人为什么相约在这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最后一刻他们在聊什么？没有答案。随着时间推移，这则新闻逐渐被人遗忘。直到最近在影院看了陈哲艺的《燃冬》，我突然发现了这其中隐秘的关联。《燃冬》的故事发生在东北延吉，三个年轻人因为偶然的契机相识，相处了三四天，一起喝酒、逛公园、骑摩托，最后相约去长白山看天池。影片在白茫茫的冰雪中展开，灰扑扑的延吉街道、东北重工业时期的大楼、背景音里的朝鲜语，也许会让观众感到悬浮、割裂。但这不是《钢的琴》、不是《白日焰火》、不是《漫长的季节》，不是那种东北的在地故事。陈哲艺是个生活在热带的人，他对东北的想象，带着他者的视角。他写的主角，也是延吉这个地方的异乡人。《燃冬》不是那种典型的东北电影。（图/《白日焰火》）异乡人，是陈哲艺擅长处理的角色。因为长期漂泊，他们身上始终有一种缺乏归属的孤独感。这不能说是当下中国年轻人独有的。只要是在一个高度流动的地方，多少都能感受到这样的情绪。刘昊然饰演的浩丰，是个在上海从事金融业的白领。为了参加同学婚礼，他从上海来到了这个中国边陲城市。在热闹的朝鲜族婚礼现场，浩丰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始终带着那种来自城市的拘谨，疏离地旁观。浩丰的参与是碎片式的。他时而抬头看一眼，短暂流露出被婚礼所感染的神情，很快又低头看手机，回到那个虚拟的世界。同学拉他去跳舞，他第一反应是慌忙抓起桌上的手机——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下，人们共同的巴甫洛夫效应。浩丰，一个跟你我一样被手机困住的人。（图/《燃冬》）
把刘昊然这样一张被商业片和综艺充分消费过的脸，放在这样一个缺乏冲突和故事性的片子里，是很别扭的。但这种别扭，恰恰是浩丰的身份所带来的。浩丰是当下媒体语境里，人们最热衷于讨论的小镇做题家。从小背负着改变阶层的希望，于是靠着努力和天赋，用尽全身力气离开了小地方，从事了最精英的金融行业，完成了自我的重新塑造。但正如所有小镇做题家一样，走出学校、进入职场后，他们的心力消耗殆尽，开始面临严重的存在主义危机。浩丰似乎总是处在一种与外界接触的失调中，看手机鬼鬼祟祟，接电话犹豫不决。待人友善，交流时却总是欲言又止。这是一种解离的状态。当事人能感受到体内有一股强烈的情绪，但无法调用它、调节它、宣泄它，它就在那里，又无法触及。片中频频出现的咀嚼冰块的动作，便是浩丰饱受“替代性创伤”所折磨的一种外显表现。周冬雨时而“卡碟般的迟滞和停顿”，给了这个角色笨拙的真实感。（图/《燃冬》）
周冬雨饰演的娜娜，是一个延吉当地旅游团的导游。她本来是花样滑冰选手，在一次训练受伤后，选择独自吞下苦果，与昔日教练和密友不告而别，来到延吉这个陌生的地方自我放逐。18岁的意外创伤，在她内心雕刻了更多的层次。带旅游团的时候，她有一丝在社会摸爬滚打过的油滑，但实际上又不够老到，显得有些笨拙。她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人格，一个努力执行社会功能，重复导游不变的话术；另一个则离群索居、自我隔绝。这里面只有屈楚萧扮演的大萧，具备浑然天成的特质。他是小镇做题家的反面，没有发现学习的天赋，也不打算为此努力，只是顺从地接受命运的摆弄，跟着亲戚来到延吉。平日里在饭店帮忙，日复一日运送蔬菜，很少去思考这样的生活有什么问题。这几个人的生活，好像就是现代年轻人的常态，没有很糟糕，但也没多大意思，什么爱情、理想、未来，都太大了，没法想、不敢想。久而久之，人的感知力在日常事务中逐渐坍缩，生活变成了《瞬息全宇宙》里那个吞噬一切的贝果。三个主角“连接”的直接契机，是浩丰的手机被偷。这一点也很讽刺，要从物理条件上直接拆掉了现代人的电子围墙，人才能被迫打开。与《花束般的恋爱》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无法依靠任何文艺消费符号相认。但绝望的人能很快识别彼此，并惺惺相惜。脆弱被看见，也是信任产生的契机。娜娜在听完大萧弹唱的《苏珊的舞鞋》之后，无声地哭了，这是片中人物第一次暴露脆弱的时刻。而在之后的酒吧里，大萧也在无意间撞见了哭得浑身颤抖的浩丰。夜晚的动物园，他们拿灯看到了笼子里的狍子和猴子，彼此对视了一眼，似乎在思考，到底谁才是笼中囚徒？浩丰先忍不住发问：“你有没有想过结束这一切？”娜娜显然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死是需要勇气的”。一旁不知所措的大萧回了一句：“你们在写小说吗？”尽管如此，惯于逃避问题的大萧，此时已经开始思考问题。人物的及时行乐与抑郁苦闷是内在涌动的两股交错的力扭动在一起。（图/《燃冬》预告片）浩丰总在嚼冰块，这就像是动物园里的动物刻板行为，比如大象原地踱步、兔子疯狂舔同一个地方的毛。最初它们只是为了缓解环境带来的焦虑感，但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强迫性行为。在酒吧里，浩丰又拿起了冰块。起初他只是仰头，拿着冰块对准瞳孔。冰块慢慢融化，水一点点滴在脸上，借助这个触觉上的感受，他解离的情感有一瞬间完成了归位，犹如卸下重担般痛哭起来。这场戏会让一部分观众感到摸不着头脑，但如果观众正处于相同的境遇中，或许就能体会到生理上的共鸣。这种近乎身心灵疗愈的、工具般的觉知唤醒，影片中还有很多处：三个人挤在一辆摩托车上飞驰、在书店里偷书奔跑，这些都是跳脱出常规生活的冒险。他们相约去长白山看天池，因为积雪过厚导致行走困难，浩丰突然决定自我放弃，栽倒在雪地里滚下来。最终他们在雪山上遇见了一头棕熊，熊与他们对峙着，发出了一声咆哮，却只是嗅了嗅娜娜的脚踝，便转身离去了。两个原本丧失了生存觉知的人，由此恢复了求生的欲望。这种觉知的恢复，也同时伴随着人与人的连接。大萧骑摩托车送浩丰回酒店，下车后浩丰却说了一句“不想一个人”，于是大萧陪着他上了楼。浩丰进入酒店房间后，便和衣躺在床上，竟很快睡着了。那是一种被孤立许久之后、因为信任而终于迎来的全身心的松弛。过去困顿的几年，全球都在反思原子化社会带来的区隔。在特殊的危机中，人们重新发现自己的渺小——以往被互联网的便利所承托的生活，原来如此不堪一击。因此，人与人连接的重要性被重新放上台面来讨论。人的关系是一切的缘起，是人类在这个残酷世界上生活时所能拥有的最大可能性。本质上，这部片子也试图描摹一种关系的可能，它不只是爱情，也不只是亲密关系，三个主角彼此之间，都存在着情愫的流动，就算是两个男性之间，也会有隐而不发的怜惜。关系是人情感状态的映射，更是整个社会以及历史的映射。导演陈哲艺一向关注人物的复杂情感关系，从《爸妈不在家》的保姆与孩子，到《热带雨》里的女老师与男学生。在过往的两部长片中，人物情感关系背后，是新加坡华人群体的无根漂泊状态。但很遗憾的是，在《燃冬》里，隐秘的历史与现实因素，成了观众需要自行脑补的部分。他的电影压抑、情感细腻充沛，但结尾总有一些亮色。（图/《热带雨》）某种程度上，这部电影仍然忠实记录了当下年轻人疲惫虚无的生存状态。但陈哲艺是温柔的，他是那种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且始终试图在电影里，探索一个人们重新打开、抱团取暖的可能。